勿忘甲午　以史为鉴 ——在接待台湾大学生中华文化研习营时的讲稿（下）

（接上期）

 

第四部分：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社会影响之大，震动之强烈，是前所未有的。此前的中国，只被坚船利炮的西方强国打败过，如今又被一衣带水的小小岛国日本打败了。中国不仅要割国土，赔巨款，丧利权，蒙受奇耻大辱，而且还进一步刺激了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严重的民族危机，给中华民族敲响了警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急速觉醒。

一、清政府为偿付日本的巨额赔款向西方列强大肆借款

甲午战前的30余年时间，清政府曾向英、德多国商人借债25次，总额为4100多万两。至甲午战争爆发时，这些外债绝大多数已经偿清。

从甲午战争爆发到中日议和期间：清政府又向英商银行和通过德商银行借了4笔外债，共计约合4300多万两。以上借款皆以海关为担保。这些借款数额不是太大，而且其经济性质大于政治性质，因此，对中国的危害还不是太大。

甲午战后，清政府为偿还日本赔款而举借的外债，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一时期，清政府分3次向俄、德、法、英4个国家大肆借款，总计3亿7仟两。连本带利共计6亿多两。导致中国负债累累，愈加积贫积弱。这3次债务的偿还期，有的36年，有的45年，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如第三次续借英、德洋款的合同规定：以海关税收，苏州淞沪九江浙江厘金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本借款起债后12个月内中国保证不向他国借款；偿还期为45年，中国不得提前一次清还或改变其他还法；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之法办理。

通过这次借款及相关合同规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第一、这3次借款的数额是巨大的。

第二、其还款的时间和方式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

第三、通过这次借款英德两国便控制了中国部分财政行政权，而且其期限竟然长达近半个世纪。

第四、欧洲列强借此庞大债务攫取了大量利权，使中国长期处于列强的枷栲压榨下而不能自拔。

二、西方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特别是日本强行割占中国的辽东半岛，实施 “大陆政策”，对西方列强在此地的利权产生了隐患，引起西方列强关注并实施了快速的干预。俄国、法国、德国“三国干涉还辽”表面看起来是阻止了日本霸占中国辽东半岛计划的实施，实质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前奏序曲。

（一）德国强租胶州湾。德国是个后起的强盛资本义国家。当普鲁士在19世纪70年代初完成全统一后就开始了积极对外扩张，因而它不失时机地加入了列强在华的一系列争夺和角逐。德国参与竞争虽然为时较晚，但其来势很猛，劲头十足，其侵略的手段也更为蛮横霸道。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期，它不再满足于军火和一般商品的输出，还要到中国攫取军事和经济根据地，并以此作为它扩大在远东影响的桥头堡。

德国抢占胶州湾并非偶然。德国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兼地貌学家李希霍芬，从1860年至1872年，先后8次来中国考察。1868年，他建议德国并呑舟山群岛，认为“这个岛是易于设防的，并且由一个舰队可以控制和华北与日本的交通”。 1869年，他通过对山东省的全面调查，将并呑舟山群岛改为占领胶州湾。他认为：胶州交通方便，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山东省有质量良好和位置优越的煤田。另外，中国有伟大无穷、非常智慧和价格便宜的劳动力。上述三条，对于德国后来确定占领胶州湾作为侵华根据地，并把山东作为它的势力范围，起了很大作用。

1895年3月11日，德国外交大臣马沙耳男爵在致海军大臣何尔门海军中将的机密文件中提出，如果中国继续失败，德国有权参加干涉，并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帝国海军的一个或几个储煤站和军港。4月17日，何尔门开出了在中国建立军港的三组地点：甲、舟山群岛和厦门（包括鼓浪屿）；乙、胶州湾和大鹏湾；丙、莞岛（朝鲜南端）和澎湖列岛（《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第92页。《海军大臣何尔门、海军副提督致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公文1895年4月14日》）。这一密谋发生在德国参与干涉还辽事件的前一个星期。德国人表示，他们之所以参与干涉还辽事件，目的就在于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补偿。同年年底，德国正式在北京和柏林向中国政府和外交官提出让与一个军港的要求，均遭婉拒。但作为干涉还辽的报酬，德国向清政府要求设立天津、汉口两处租界。

1897年5月5日，德国驻中国公使海靖向其首相报告，根据海军部顾问福兰西斯等人考察，中国海湾中只有胶州湾一处值得考虑，并指出俄国对胶州湾并没有提出要求。8月7日至11日，德王威廉二世访问俄国，密谈胶州湾问题，并达成私下谅解。9月21日，德国正式通知俄国，德国舰队将在胶州湾过冬。10月1日，海靖把这个决定通告中国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立即拒绝。但此时德国主意已定，只是在寻找合适的机会罢了。

同年11月10日，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为借口命令德国海军从吴淞口前往胶州湾。

13日，德国舰队抵达胶州湾。为了掩盖军事行动，德舰棣立斯海军上将先派几名军官携翻译登陆，拜访清军守将章高元，诡称此行是进行军事演习。善良诚实的章高元不知有诈，还诚心实意地准备当天晚上设宴招待德国军官。

11月14日上午7时，德军出动500人组成陆战队，乘快艇登上青岛栈桥。章高元的3营守军1500人，毫无戒备地看着德国军队从总兵衙门前穿过，还欣喜若狂地说，参观演习之后，守军将大有所得。德军顺利地占领了清军的军械库、弹药库，以及俯瞰炮台的高地和可以炮轰总兵衙门的地点后，向清军发出限3小时内退出女姑口、崂山之外和48小时内全部退清的最后通牒（《登州镇总兵章高元致山东巡抚李秉衡电》《德国外交史料》第一卷，第149页）。得知真实情况，章高元惊出一身冷汗，经与棣立斯进行了一场毫无结果的交涉后，被迫率部队撤出青岛，移驻青岛后山的四方村一带。

德军对大于自己兵力两倍的中国军队如此懦弱无能也感到十分惊讶。“威廉亲王”号鸣炮21响以示庆贺，棣立斯召集陆战队员，宣布占领胶州湾及附近一切海岛与属地成功。

德军得寸进尺，继续逼章高元退兵，并在各山口挖沟架炮，声称16日下午进攻。章高元无奈，再次退兵至沧口。12月15日，威廉二世决定派皇弟亨利亲王率领第二舰队前往中国，在送行晚宴上，他还发表了轰动世界的“铁拳”演说：国权即是海上权，海上权与国权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两两相辅而促进国运之发展。若缺其一，则不能期望国家强盛……朕选派帝国舰队去中国设防，不外是为遇有要求保护时，能进行勇猛的进击。无论何人，若有欲试牵累或妨碍我正当权利者，卿即应举“武装的铁拳”征讨之（田原天南：《胶州湾》载《德国侵占胶州湾史实选编》，第一册，第397页）。

次年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与海靖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将胶州湾及南北两岸租与德国，租期为99年。德国随后设立“胶州湾保护领”，归海军部管辖，最高长官为胶州总督，由德国远东舰队司令充任，将租界地分为青岛、李村两个行政区。

德国终于实现了蓄谋日久的侵略野心，不仅把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胶州湾和胶澳地区夺取到手，轻而易举地将其变成了直接的殖民地，而且还毫无阻挡地把侵略魔爪直接伸向山东内地，将山东省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从此，胶州湾沦入德国之手长达17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青岛又被日本强行占领，享有铁路沿线30里以内的开矿权。

（二）俄国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紧随德国之后，俄国以“助华”为名骗取清政府的同意，将军舰开往旅顺港口。清政府曾指望俄国成为自己的战略同盟者。但他们却始终不知道俄德之间和俄廷内部的大量活动。俄国支持德国派舰队前往胶州湾，实质上是为了换取德国对俄国占领中国其他军港的承认和支持。1897年11月11日，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向沙皇建议，俄国应当不失时机地占领大连湾或海军部指定的其它港口。接着，俄德两国之间达成谅解，德国承认中国北部和朝鲜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同年11月24日，沙皇召集大臣开会讨论远东局势问题，会上穆拉维约夫宣称，俄国在远东需要一个太平洋的港口，目前正是占领或夺取旅顺、大连湾的时机，这个港口在战略上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不久，俄国即开始从外交和军事两方面同时实施占领计划。当俄国外交官在北京的谈判陷入僵局时，俄国财政大臣立即发报指示他们去拜会李鸿章和张荫桓，并允诺各给他俩50万两银子的贿赂。根据俄国《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中的记载，李鸿章当时就接收了贿赂。戊戍政变后，俄国人又批准向张荫桓支付1.5万两银子。俄国外交官员在北京奔忙的同时，俄国军舰开进了旅顺口，2000名陆战队员在旅顺登陆，自此赖着不走。为了达到长期占有的目的，俄国努力协调外交政策，一方面取得德国对其远东战略的支持；另一方面宣布不再积极过问朝鲜事务，还撤回在朝俄员，企图换取日本不反对其租借旅大。1898年3月27日和5月7日，俄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和《续租旅大租地条约》。这两个条约规定，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并有建造南满铁路的权利。这样，中国北方最大、最重要的军港便沦入俄国人之手。俄国实现了长期梦寐以求的对中国东北的控制。从而大大加强了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地位。

《中俄旅大租借条约》签订的当天，德皇威廉二世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说：“我必须衷心地祝贺你在旅顺口采取行动所获得的胜利结果，我们二人将在渤海湾的入口处组成为一队优秀的哨兵，受到人们适当的尊敬，特别是黄种人的尊敬。”（《德皇威廉二世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1898年3月28日，《“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116页。）

（三）法国租占广州湾并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和俄国强行占领成功之后，法国也紧随其后。列强瓜分中国沿海军事基地之风迅速蔓延。1898年4月10日，在法国的胁迫下，清政府又与法国互换照会，承认中国滇、桂、粤诸省领土不得割让或租与他国，而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同年11月16日，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作为停泊船趸煤之所，租期99年。接着法军就占领了广州湾。

（四）英国趁机强租香港新界和威海卫。随着德国、俄国、法国瓜分中国活动的陆续得手，使本来在远东地区和中国占据优势地位的英国大为不安。他们此时顿觉落后了，好像丧失了对一切事务的支配权。英国象征性地向旅顺口派出一艘军舰，以表明“英国船舶有充分权利访问旅顺口和其他中国口岸”（《萨里贝利勋爵致欧格讷爵士函》1898年1月23日，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124页）。同时，英国还大力在中国南方的封疆大吏中活动，胁迫和引诱他们提出联英的主张。1898年3月7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给驻北京公使窦纳乐爵士的训令中说：“如果俄国有了旅顺口和大连湾的租借地，那么俄国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力将增加到损害英国利益的程度。”（《萨里贝利勋爵致窦纳乐函》1898年3月7日、25日，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26页。）不久他又说：“由于直隶湾的势力均衡已经因旅顺口的租让给俄国而实质上有了变更，所以在日本人离去之后，按照旅顺口租借的同样条件，取得威海卫的租借是有必要的。”（1898年1月23日，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124页。）英国的外交官们立即展开各种活动，在与日本取得默契之后，强迫清政府允诺将威海租借给英国。

1898年6月9日，英国先是借口维持大国的均势，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并承认九龙及大鹏、深圳二湾为其租借地，确实租期为99年。7月1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将刘公岛、威海湾中的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10英里地方，租给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1898年7月1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82-783页）。实际上，早在5月9日，清政府将《马关条约》规定的最后一笔赔款付清之后，日军开始从威海卫撤退。王文韶派前山东候补道严道洪、前“威远”练习舰管带林颖启前往参加接收威海事宜。英国人也参与了接收活动，并在刘公岛西端的黄岛炮台上先升中国旗后，并悬英国米字旗。

《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虽然规定中国军舰可以使用威海湾水面，但事实上，威海卫港湾及刘公岛，已经不能作为海军基地，为中国军舰提供各种服务和后勤保障了。

（五）日本趁机租借厦门并将福建和浙江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西方列强大肆瓜分中国的同时，日本政府又趁机举起了杀人的屠刀。1898年8月8日，日本军队在鼓浪屿登陆，迫使清政府于10月25日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款》，取得在厦门设立租界的权力，并企图占领整个厦门地区，将福建以至浙江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从此以后，中国沿海的重要军事港口，都先后落入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手中，这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和海防的建设，都造成极大的障碍和巨大的损失。

自从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接踵效仿。在短短时间内，或夺占海域港湾，或争划势力范围，把中国完整的大好河山分割的支离破碎，整个华夏大地呈现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列强的蚕食鲸呑，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救国，何以图存？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已经毫不留情地摆在国人面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给中华民族敲响了警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急速觉醒。

三、甲午战败唤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

（一）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首先提出了“灭洋”的口号。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列强。山东、安徽交界一带的农民早在1894年的夏秋之交，就响亮地提出“灭洋”的口号，并展开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起初主要是以反洋教的形式出现的，而且范围日益扩大。斗争发展到山东、直隶交界一带，农民群众更是清楚地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些斗争此起彼伏，最后汇合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1898年10月24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发动起义，正式打出了“黄色而镶以黑边”的旗帜，上标“扶清灭洋”四字（《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第118页）。从此，“扶清灭洋”便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同时，也说明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使用科学思想武器去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与清政府的关系。因此，在他们自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便产生了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们高呼“灭洋”口号而盲目排斥洋人洋物；另一方面，则高举“扶清”旗帜蒙受即将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的欺骗和利用。由此可见，几千年来的农民运动尽管到这时增添了反帝的内容，却仍然无法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所以，甲午战后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反帝斗争，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范畴。这恰恰是“扶清灭洋”口号的历史局限性所在。

（二）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唤醒了善良的中国人，当农民群众自发反帝斗争方兴未艾之际，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发动的变法运动兴起来了。这个运动的主题是变法图强，即变封建地主阶级之法，图资产阶级之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以期中国臻于富强之境，挽救被瓜分的危机。

当时，正值全国各省举人会试北京，他们义愤填膺，纷纷上书都察院，反对和约，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运动。对于公车上书，都察院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皆为“有血气之作”，以求“挽回之方”。广东举人康有为联合18省举人，于5月初在北京城南松筠庵举行会议，草成14000余字的公呈，署名者有600多人。公呈的主题是：“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康有为在公呈中大胆提出一个“近之为可战可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必无敌国外患之来”的“大计”，这就是“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并且开列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六项“富国之法”。

康有为草完公呈之后，令弟子梁启超等连日缮写，传遍京城，产生了重大影响。

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翻译出版了英国科学家琴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图存救亡。

改良与保守两股力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6月11日，皇帝下诏更定国是，变法自强。6月15日，翁同龢被开缺回籍。16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9月21日，慈禧太后政变，幽禁皇帝于瀛台，“百日维新”遭到失败。

甲午战后发生的“公车上书”，是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让位于维新运动的标志。以救国图存为宗旨的维新运动，是在批判“中体西学”论中开展起来的。维新志士认识到此前所谓西学，只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不过“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而已。

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的根本不同是，它高举救亡图存的爱国旗帜，反复阐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的哲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激动人心、振耳发聩，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但是，维新派在理论上是虚弱的；在政治上是软弱的。维新变法学说是以庸俗进化论为理论基础，而其天赋人权论也只是作为论证君主立宪的理论根据，没有由此得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结论。因此，维新派所学来的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学说，只跟中国封建主义打了几个回合，便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所打败。1898年9月28日下午4时，当维新党人谭嗣同等 “戊戊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下脑袋的时候，大清帝国统治者也就自行砍断了它自己最后一次被拯救的希望。

（三）甲午战争对辛亥革命产生了巨大且至深的影响。与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先是在1894年6月下旬，孙中山和陆皓东一起北上天津。期间，他投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革新政治，“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但是，当时中日两国出兵朝鲜，局势紧张，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以军务繁忙，不能予以延见。无奈，孙中山由天津去往北京。在京城期间，他们耳闻目睹，亲历清政府腐败无能，积弊重重，无可救药。他认为：非彻底改造绝不足以救亡。此时，日本已经在朝鲜挑起了战争，随后又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孙中山去往上海，后转道去美国。11月24日，他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宣称：“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他大声疾呼：“焏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呼喊。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步步失利，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及刘公岛相继沦陷，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北京、天津岌岌可危，清廷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孙中山于1895年2月21日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的发展。后来成立中国兴中会时，又规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

《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认为，拒和更应该探求乞和之因及施治之道。他明确指出：“甘于弃地，日就削亡者，清国之趋势也。……非彼之不欲自全也，以其势有所必不能也。”并强调：“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他反对封建专制和建立民族共和的思想，是遗留至今仍值得中华民族共同珍视的精神文化遗产。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方法和任务提出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这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是一次重大的飞跃。

梁启超说：“唤醒吾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以甲午战争为历史的转折点，经历过多次失败和探索，中国人民才有了这种新的觉悟，达到了这种新的认识。

今年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在北洋海军的诞生地、甲午战争的主战场、记录着中华民族耻辱的刘公岛上举行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和讨论，这对于我们两岸同胞勿忘甲午，以史为鉴，知耻铭志，预防历史的悲剧重新上演，都是十分必要和大有裨益的。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不是为了增加我们的仇恨，而是要振奋我们的精神；知耻而后勇，就是要坚决反对战争，维持世界持久和平，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应是我们来刘公岛参观考察的真正目的，也是我们研究甲午战争史的立足点。

参阅书目：

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晚清史治要》；

姜鸣著：《龙旗飘扬的舰队》；

米庆余著：《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信夫清三郎著：《甲午日本外交内幕》；

林维功主编：《日藏甲午战争秘录》等。

（作者：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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