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兵

在众多建造于艾尔斯维克（Elswick）船厂的军舰中，没有哪一艘能像中国巡洋舰“致远”和“靖远”一样引起纽卡斯尔人的兴趣。“致远”是这两艘军舰中第一艘下水的。1886年9月19日的下水典礼对于西方的观众们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没有女人被允许站在下水礼台上，而且在她下水的时候没有军乐队演奏中国国歌，也没有一种喜气洋洋的海军氛围。反之，河岸边响起了礼炮。

一位出席下水典礼的显贵修德利（Sudeley）勋爵，在下水后的招待会上做了演讲，他说到了关于这艘军舰名字的来由。据他说，“致远”的意思是“去往远方并摧毁所经过的一切（Go to far places and demolish all you come across）”。他的翻译引起了出席典礼的西方嘉宾的一阵哄笑。

但代表因故缺席的中国驻伦敦公使参加典礼的李方（Fung Lee，音译）（1 ）先生，以一种礼貌的外交措辞辩解道：“在场的或许没有多少人懂汉语。”他所言不假。他继续给出了自己对这艘巡洋舰名字的翻译：“这艘快船无所不能及，并且战无不胜（There is no distance to which this cruiser cannot extend and no enemies she is not able to overcome）。”此时全场没有了笑声，唯有热烈的掌声。

早在1887年的6月，中国运输船“图南”号就驶入了泰恩河并停泊在纽卡斯尔码头区的谷物仓栈旁。她搭载着W.M.琅威理提督和将近600名大清帝国海军的官兵。他们是来接受这两艘在艾尔斯维克建造的巡洋舰和其他在普鲁士的斯坦丁接近完工的军舰的。

纽卡斯尔曾经作为东道主接待了许多国家的水兵们，但这次中国水兵的蜂拥而至却造成了不同寻常的好奇。当时的报道记录了这些水兵的穿着：深蓝色的军装，浅蓝色的腰带和黑色的包头布。

军官们穿着紧束的中式帽子以及深蓝色的制服，上有黑色绒布缝制的饰面和花边。称为“文案（secretaries）”的人员则穿着浅蓝色和白色的华丽丝质官服。水兵们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引起了城里市民的极大兴趣。

当琅威理提督与他几乎所有部下参加一场在西门路（Westgate Road）的泰恩剧院的演出时，他们成为了其他观众的话题焦点，演出本身似乎反倒黯然失色了。几乎一半的正厅前排座位都坐满了水兵。军官们则坐在楼厅的前排，而琅威理提督、邱宝仁和邓世昌副将则单独占了一个包厢。

所有的580名官兵都在演出开始后到达。他们呈四列从码头区行进而来。当每位军官进入剧院时，他就会递上一张名帖。超过80张印着汉字和英文翻译的深红色名帖被呈递给了门房。不用说，中国水兵们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对英国人来说，看到海军军人用扇子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但有几位军官或是没有注意到他们行为的影响，或是对其满不在意，如同交际花一样熟练地使用扇子。

在艾尔斯维克的圣乔治墓园里为两名中国水兵举行了一场葬礼，《纽卡斯尔日报（Newcastle Daily Journal）》对此评论道：“纽卡斯尔市民的好奇使得中华（Flowery Land）来客的一举一动都不能有失体面，即便在此殡葬之事上也一样。”

去世的水兵是21岁的连金源、30岁的陈受福，此二人都是福建人。他们死在纽卡斯尔医院里。1887年6月6日凌晨4点，40名船友组成的队伍在叶副将的带领下到达了医院，医院的位置大约在现在的生活中心（Centre for Life）附近。他们小心翼翼地用白布包裹好遗体，并将他们装进棺材里。在盖上棺盖之前，逝者的衣物被整齐地叠好，放在遗体的边上。

中国的棺材值得一叙。它们是黑色的，用铅镶边并涂着厚厚的清漆，用坚硬的木材打造。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将它们从停尸房抬到等候的灵车上。另一位生病的中国人从医院的窗户里看着这一过程，“无疑他的心中非常悲痛”。

送葬队伍沿着西莫兰路（Westmorland Road）一路行进。接着灵车与肃穆的水兵们登上莱山（Rye Hill），并转到艾尔斯维克路。当到达墓园的大门时他们遇到了意外的迎接。大约200名好奇的人们在一大早就从床上爬了起来，不愿错过葬礼的任何细节。

墓穴已经被挖好，它们位于另两位因肺病死于“海琛”号运输船的中国水兵的墓旁，“海琛”号曾于1881年5月在艾尔斯维克造船厂停泊。

当棺材被放入墓穴后，水兵的送葬队伍在军官的带领下，一个接一个地在墓碑前跪倒，并静静地磕了五六下头。然后他们用土将棺材掩埋，并在每座墓前烧了一堆纸钱，作为葬礼的结束。

医院的护士献上了一对花圈表示敬意，一对年轻的戴尔福德（Tailford）姐妹俩在墓前献上了花束。

六天后，同样在凌晨4点钟，另一位水兵，陈成魁的遗体被安放在他生前伙伴的墓边。庞大的人群又一次聚集起来，墓边还设置了一位警察。有报道称“图南”号上其他九名水兵也饱受“一种只感染中国人的疾病”的折磨。

现在这三名水兵的墓碑仍然位于圣约翰墓园里，但它们都已经面朝下倒掉了。两座附近的中国墓碑尚在原位，那是“海琛”号运输船上的水兵之墓。

三位埋葬于1887年的水兵其中之一的墓碑上写着：“此墓碑及另两座相邻墓碑由中国快船‘致远’和‘靖远’官兵敬立。修缮坟冢及坟后之墓碑款项由托马斯·哈立德（Thos. Halliday）先生捐献，抽取其中年利修缮之。”

“图南”载着291名水兵，于1887年6月20日离开泰恩。他们将去斯坦丁接收另两艘巡洋舰。八月，“致远”与“靖远”驶离泰恩河。她们航向南方的斯皮特海德（Spithead） （2 ），与斯坦丁建造的军舰以及在伦敦波普勒（Poplar）建造的一艘鱼雷艇会合。

大约在此时，这两艘军舰也如他们形形色色的水兵一样引起了关注。对一些观察家而言，她们的战斗力引起了震撼。一位《陆海军杂志（Army and Navy Gazette）》的记者对这几艘艾尔斯维克的军舰评论道：“虽然这不啻为一种耻辱，但事实是这两艘中国的巡洋舰在结构上比我们任何的军舰都要新颖。在航速上，我们最快速的巡洋舰也赶不上她们……”

几天后，所有新造的军舰都在斯皮特海德聚齐，八月将尽时，她们便起锚通过苏伊士运河航向中国。

有证据表明中国水兵与泰恩河畔的家庭建立了友情，而且至少有一位水兵进入了他们的家庭。有报道称一位女孩嫁给了一名水兵，并跟随丈夫一起去了中国。不幸的是，这一婚姻却敌不过当时的文化隔阂。据信她与她的孩子后来在一位传教士的帮助下被送回了英国。

“致远”与“靖远”在大清帝国海军中存在了不到十年。两舰都在甲午战争中沉没。

1895年2月，“靖远”在威海卫之战中被一发炮台发射的炮弹击中。这艘船与其他中国舰队的幸存军舰在丁提督的指挥下，被日本舰队封锁在威海卫港与刘公岛之间的锚地里，此处被认为是较为安全的。

1895年2月2日，日本陆军占领了威海卫。陆路炮台一座接一座地被日军占领，于是炮口被转向那些不幸的中国军舰。与此同时，日本军舰也开始猛烈炮击，掩护水兵登陆刘公岛，破坏炮台。曾经安全的锚地如今成为了死亡陷阱。日本人的封锁是如此的严密，以至于当14艘中国鱼雷艇企图逃跑时，除了两艘以外全部被击沉了。

一支日本鱼雷艇队在2月4日到5日的夜晚穿过布设了水雷的东口，进入了锚地。当时严寒刺骨，以至于一艘鱼雷艇上的一位尉官与两名水兵都在他们的岗位上冻死了。但这支鱼雷艇队顺利潜入，并给中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靖远”被一枚由日军11号鱼雷艇射出的鱼雷击中。虽然她受了重创，但仍然没有沉没。

但战斗也不是完全一边倒的。在十艘参与进攻的鱼雷艇中，只有一艘在撤离锚地时没有受到损伤。

鱼雷艇攻击三天后，最后一座中国炮台被占领了。早在2月9日，“靖远”就受到了来自被占领的鹿角嘴炮台的炮击，她至少被一发炮弹击中，这发炮弹穿过了她的甲板，对其船体造成了致命的损伤。她在30分钟内沉没了。六十名舰员丧生。

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丁提督的地位变得摇摇欲坠，但他率领着剩余的舰船一直战斗到12日，然后他派了一艘炮艇悬着白旗前往伊东将军指挥的日本舰队，表示在保护其麾下官兵生命不受侵害的情况下愿意投降。日本人同意了这些条款，但丁提督感到战败的奇耻大辱，于是自尽了。

在提督去世后，中国舰队由一个英国人马格禄提督指挥，他之前是一名商船船长，他遵循了其前任指挥官的意愿投降了。日本司令官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诺言。被俘的水兵受到了良好的对待，不久就被释放了。丁提督以及其他在战斗中牺牲的军官的遗体在监视下被送到了芝罘。

“靖远”舰的官兵不屈不挠地英勇奋战，但清国皇帝显然对此漠不关心。因为投降的“罪名”，保卫威海卫的官兵们被判处了死刑。这其中或许包括了幸存的水兵们。山东巡抚被授权不用呈告皇帝就可以直接将他们斩首问罪。

另一艘艾尔斯维克的巡洋舰“致远”号在1894年9月的大东沟海战中冲向一队日本军舰，其中包括了艾尔斯维克建造的巡洋舰“吉野”号，但最终不幸沉没。

“致远”试图冲撞“吉野”号，但未能撞上比她更快速的对手。这艘中国巡洋舰之后被炮弹击中沉没。战争使得两艘建造于艾尔斯维克的军舰互相残杀，这多么具有讽刺性啊。

 

译自Dick Keys 与 Ken Smith 著《Armstrong’s River Empire: Tyne Shipyards That Supplied The World》，Tyne Bridge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5页。

（1） 怀疑应指李经方（1855~1934），安徽合肥人，李鸿章长子，时任驻英参赞。

（2） 即朴茨茅斯。

（译者：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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