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开战前丁汝昌并非“日以冶游博戏为事” ——驳清流党弹劾丁汝昌之议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连续数次被清流党上奏弹劾，有的说他“赏罚不公，贤愚不辨”；有的说他“性情富华，毫无韬略”；还有的说他“日以冶游博戏为事”；更有敢言者竟说他“畏葸纵寇”。一时之间，声讨、批判、谩骂，甚至请求朝廷将其撤职查办、绳之以法的喊叫声铺天盖地，真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那么，丁汝昌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果真如上所说吗？清流党所上奏的情况属实吗？为了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答案。本文拟就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之所作所为做以简要的辨析。

一、辛苦奔忙风云变

甲午年（1894年）的春节刚刚过了12天，率领北洋舰队在中国南方海域进行冬季训练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因慈禧太后本年六十大寿之喜而被赏加尚书衔。与此同时，北洋海军左翼总兵林泰曾和右翼总兵刘步蟾也分别获得宝寿字壹方、大卷丝绸两匹的赏赐。消息传来，参加冬季训练的北洋海军广大官兵无不欢欣鼓舞，高兴异常。但是，丁汝昌并没有盲目地沉浸在喜庆和高兴之中。元宵节刚过，他便按照原定计划统带北洋海军铁甲6舰前往东南亚的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访问和训练。正月二十六日（3月3日），抵达新加坡，并按预定行程开始了访问和训练。待到南海训练与友好访问圆满结束，舰队返回威海卫基地之时，已经到了“已滨樱熟”的季节。

接着，他又率领北洋海军投入三年一次的北洋海军大阅操的准备工作。经过暂短而紧张的准备，北洋海军与广东3船及南洋6船，在天津大沽口会齐成队，准备参加海军大阅活动。遵照《北洋海军章程》的规定，这次大操校阅自5月9日开始，先后到达了旅顺口、大连湾、烟台、威海卫、胶州湾、秦皇岛等处勘验北洋海防，至5月27日结束，历时近20天。两次重大活动进行的时间长，参与的舰船和人员多，对外产生的影响也很大。“英、法、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1 ）

由于年近六旬的丁汝昌在上述重大活动中坚持事必亲躬，因而在这些活动圆满结束时，其身心已经是疲惫不堪。他盼望着一切事情都能按照原定的计划，按部就班地往下进行。

1894年的春天，与我国东北接壤的近邻朝鲜半岛，发生了东学党起义，其势力迅速壮大，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蔓延。朝鲜政府陷入十分紧张的状态之中。

觊觎朝鲜已久的日本，密切注视着因农民战争而激烈动荡的朝鲜局势。他们亟盼清政府出兵朝鲜，因为只有这样，日本才可借机出兵，而且凭借多年的充分准备，力争将清国一举压倒击垮，使日本成为能够在朝鲜半岛呼风唤雨的主宰。

6月2日，日本政府决定派大岛义昌率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开赴朝鲜，同时，还下令海军组织联合舰队驶往朝鲜。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致文，要求中国派兵赴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6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设立大本营，制定消灭北洋舰队、夺取黄海制海权、控制海上运输线，进而与清军在直隶决战的计划。至6月16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约见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提出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6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下令海军控制朝鲜西海岸。6月22日，日本拒绝清政府关于中日同时撤兵的建议。7月19日，日本政府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不惜任何手段立即挑起中日军事冲突，趁机实施其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7月23日，驻朝鲜的日本军队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突然占领朝鲜王宫，俘获朝鲜国王，并组织了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权。7月25日，日本海军在牙山附近的丰岛海面，以海盗的方式对中国海军舰船和运兵船发动了突然袭击。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被日本以这样的方式拉开了。

局势的急速变化，是清政府始料未及的，更是清政府不愿意见到的。因为清政府自上而下，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办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庆典。自从日本派大军进入朝鲜后，清政府在吃惊的同时也极为重视，内外重臣及军队要员，也多有进言建议，积极的建议与消极等待争论不休。此时的清政府，既对日本的真实想法一无所知，又对西方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甚了解。因此，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依靠西方列强干预和调停、保全面子及和平处理朝鲜事件就成为清政府的主调，使得中国失去了宝贵的时间，丧失了仅有的一点主动。等到日本一切准备就绪，突然占领朝鲜王宫，又向中国海军和陆军发动突然袭击时，清廷上下和军队只能仓促应对。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既没有盲目跟风随势，也没有被动消极地等待，他千方百计地想尽各种办法为及时处理朝鲜问题而争取主动。

二、积极应对备战忙

丁汝昌对朝鲜的局势变化十分关注。早在5月7日，他就电令北洋海军驻防朝鲜仁川的“平远”舰，分载朝鲜军队赴格浦海口登岸，聊助声势。在清政府既怕“衅自我开”会给日本造成借口，又相信“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的情况下，丁汝昌以处理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和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的亲身经历及经验教训，采取主动积极的应对措施。 6月4日，丁汝昌遵令派“济远”、“扬威”两舰开赴朝鲜仁川、汉城，保护商民，并指令“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有日舰赴牙山之沔口，于三舰中酌派一舰前往”，探察后立即禀报。6月19日，丁汝昌又根据局势的变化，增派北洋海军左翼总兵林泰曾率“镇远”、“广丙”、“超勇”开赴朝鲜仁川驻守，及时打探局势的变化。

在关注朝鲜政局变化的同时，丁汝昌又与旅顺船坞、招商局、支应局、天津营务处、军械局等处联系，协商舰船维修、燃煤供应、弹药补充等涉及舰队后勤保障等方面的事项，并督导北洋海军官弁兵勇各司其职，积极备战。

（一）抢修舰船

紧张、持续地忙碌了近半年的丁汝昌和北洋舰队，原来计划舰船的维修、保养等事项，均按常规操作进行。舰队海上训练也等过了端午“节后拟饬威远再出海操练，历走东洋并海参崴各口”，但没想到“朝鲜多故，军事倥偬暂时尤不暇及”。面对复杂的局势和北洋舰队背负的重任，面对舰龄颇长亟需维修的舰船，早在6月30日，他就在致袁世凯的信中直言不讳地亮出自己的观点：“韩事风波，半由未能慎始所致。然既势成骑虎，遏氛首重海军。能战之舰数本无多，若萃群力以待战命，临时齐伸伐挞，庶有以展效用之微长。若以有限之精英，各踞一隅，一经事起，彼族必图要截。彼时外军不足为战，内军不足为援，两力均单，岂能济时？现奉相帅电饬，将镇、济、丙暂调回防，齐作整缮，以备大举。” （2 ）

为了争取时间，采取主动，他于6月30日，就“定远”、“经远”、“来远”等船的刮底上油，每艘舰船最快多长时间能够完成坞修任务，以及鱼雷艇的维修及各方面的筹备等事写信给龚照玙：“雷艇何时筹妥可以到威？并定、经、来船底太秽重行缓，若仅刮底饰悉敷快干油，约某船至速须若干日？统希酌定见示，以凭计画（划）是托（妥）。” （3 ）为节约宝贵的时间，快速、高效地完成军舰刮底上油的工程，7月3日，他在收到龚照玙来信后就立即复信：“顷致远到，奉答笺。……示及每舰仅油快干油，约五日为率。兹先令来远去旅入坞。能并力攒工，早得一二日工竣，尤所深盼。是在同袍，格外为助也。来远去四日后，当派经远续往。所有致、靖未曾分装之军火，可请饬交来远运威为荷。再，济远昨由韩归，遇飓风，致将雷灯拍损，刻已在威厂修理。惟玻璃环该船未另储备用，敢祈贵局查有此项，亦交来远带下为幸。” （4 ）

在对舰船进行常规性刮底上油和补损修理、确保舰船正常行动的同时，丁汝昌还从实战出发，对军舰上不适用战斗的配备和部件，也大胆地予以更换。7月15日，丁汝昌为“定远”舰揭去280毫米口径前主炮之安全防护罩之事，再次致信旅顺船坞龚照玙：“所有定远工程并福龙、左一应速备便各节，曾电达，当荷转饬遵照。兹着洋弁哈卜门去旅顺照料，起揭定远炮盖应更置帆布罩以避潮锈。所需料件，谅与前次寄摺镇远所请相同，均望逐饬照发。” （5 ）虽然在两天之前，丁汝昌已经接到李鸿章“日本以各国出劝，已定议撤兵协商”的来电，但丁汝昌仍坚持抢抓时间，全力准备。他在7月15日给龚照玙的信中祈求到：“定远及两艇能早一日则早一日，得早半日则早半日到威。是下怀至为跂盼切恳者也。平远到旅即请饬速油底，其余工程概不必做。一经油竣，着即迅回防。至托，至托！” （6 ）

在各类作战舰船刮底油修之后，他还及时安排训练、运输类船艇的保养与维护，确保有警即可开航使用。7月23日，丁汝昌插空派“康济”船前往旅顺，请龚照玙“择要萃力趱修，能尽十日内工楚，早济军用”，因为“军中堪资运载仅恃此艘” （7 ）。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今天仍能感悟出丁汝昌当时心急火燎之焦虑，也能体察出海军舰队司令重视舰船保养维护，确保舰队随时应招参战状态的责任感。

北洋海域辽阔，海岸线绵长，北洋海军巡海剿敌任务繁重，威海、旅顺、烟台等地的沿海防御，都需要水陆依辅，协统保安。丁汝昌在抓好大型军舰维修保养的同时，还周密地计划、合理地调配长期驻泊在船坞的炮艇及小船，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有船艇的有效作用。

为确保久泊坞中舰船的维修质量，保证修好的舰艇车能转动，炮可灵准，丁汝昌还特别细心地在“镇南 ”、“镇西”两炮艇下坞回防之前，坚决要求大沽船坞总办把两炮艇驶出海外，就近一试。他还特别就相关事情致信顾廷一：“兹派都司蓝建枢管带镇南，带同各船拨配及招募各员弁勇役等齐搭图南赴沽驾驶；其镇西即委潘兆培管带，均于八月一日起，照全船额饷开支。已详请中堂并支应局立案。”安排好了船艇人员的分工及人员额饷开支，细心而熟悉舰船状况的丁汝昌又特别指出：“两船久泊坞中，车之转动、炮之机括，须就近一试，再驶海外，遇用始较有准。已饬蓝都司督同演试。倘经试后设有差累，仍请饬照赶修妥固，周日旋防，实纫公谊。” （8 ）

（二）筹措舰船燃煤

在以蒸汽为舰船动力的时代，船用燃煤就是舰船运动的根本保障。因此，确保舰船燃煤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丁汝昌十分重视的事情。

首先是保障“韩防兵轮煤吨”。1894年春，朝鲜政局动荡不安，5月7日丁汝昌派驻防仁川的“平远”兵舰，分载韩兵驶赴格浦海口，至6月4日下旬，北洋舰队开赴朝鲜的军舰已有7艘，分别是“镇远”、“广丙”、“超勇”、“济远”、“扬威”、“操江”和“平远”。这些军舰分布来往于仁川和牙山等地。众多数量的军舰远航驻防，加上不断地机动运行，使舰船燃煤的用量快速增加。驻“韩防兵轮煤吨”便成为北洋海军提督一块心病。因此，每当驻朝鲜仁川、牙山等地舰船收到煤时，丁汝昌都及时给负责此项工作的招商局总办及煤矿总办等人去信，表示“心感之至”，希望以后能保质保量地将煤运到，以备军舰使用。

由于日本政府提出改革朝鲜内政，并拒绝中国提出两国同时撤兵的建议，朝鲜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开平矿务局总办张翼（燕谋）担心运煤船的航行安全，便首先提出“此后韩防需煤，不遑周转”。建议今后韩防用煤径直由矿局运到威海，再由北洋舰队自行转运至朝鲜。负责此项工作的黄建笎（花农）也给丁汝昌去电说，矿局下次实难送煤。得知这些情况，丁汝昌一方面立刻致电李鸿章报告，仁川、牙山军舰用煤告急，请求指示如何筹备。另一方面，他又耐心向天津招商局总办黄建笎介绍欧美等西方国家海军舰队军需供应的规则：“西洋行军煤斤、军械，悉属所司随在筹运。师船则专谋御敌，此外无事旁扰心神，别分兵力。平时巡洋，一船舱储之煤亦仅资船之用，此外无复余地推广装存。有时度路远不敷，则用麻袋积舱面。为数亦甚有限，而操作一切便形阻碍矣。”为了求得黄建笎的支持，他用赞扬加祈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声：“台从眼界较广，师船体要当识。大凡若一如百忍所议，力所兼顾不遑者，盖不待智者决之耳。昨已电请相帅核夺，仍望台从赞画预筹，以顾大局。愿赋同袍，有以努力焉。” （9 ）

丁汝昌筹措舰船用煤，不但积极请“相帅定夺”，而且还主动求助于盛宣怀、黄建笎和张翼等人。其方法不但是坚持和谐相处，多说好话，多方鼓励，多次请求，而且还做到关键时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据理力争，开展批评或坚持斗争。

针对张翼“前北平运仁、牙等处煤斤，扬威、操江两船仅装百十吨余，复载回威防，起卸不无吃亏等情”的想法，丁汝昌十分气愤，他于7月13日再次复信给黄建笎：“姑无论官局，纵属商局交易，长久计，累年赢，岂偻指可胜数哉？值兵事偶一吃紧，必亦加意维持，力图接济。” （10 ）他还进一步指出：“兹者，言济商用，则兼顾居先；言济边防，则动虞途远。而锱盈铢绌，毫短厘长，犹复沾沾在齿，介介于怀，不亦过于褊浅乎？”他直言相告：“顷奉相电，威防务存煤万吨，丰积满荷不虞缺乏。设战事一起，分防之舰，若恃威厂存煤以资接济，而转运前路之舰，有非海军所可自筹耳。先勒实布，希便转达为荷。” （12 ）

朝鲜局势的恶化，使丁汝昌加快了筹集舰用燃煤的力度。7月20日，他在刘公岛致电盛宣怀：“相帅晓谕威防重地存煤须要万吨，现差甚远。”他请求盛宣怀能询问此事，给予支持，以保证威海基地储煤之数量。

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北洋海军舰船经常出海远巡和寻找日本海军进行海上决战。舰船频频出行，大大增加了舰队的用煤数量，这使负责供应舰队用煤的张翼感到压力很大，他在8月8日和8月16日两次向丁汝昌致信，检讨寄运散碎煤屑之事，接着要求丁汝昌“代派司事收发煤斤，接逃走陈司事下手”，并答应该员矿局可另付薪水。同时还询问丁汝昌，北洋海军冬季储煤“三万吨是否敷用”。8月23日，结束了第四次远航巡海的丁汝昌回到威海卫，便即速给张翼复信作答：“查敝军厂委杨作宾本可兼理，就近招呼。事属一体，无庸另开薪水，别增局费也。”“至于三万吨是否敷用，纵绝大智慧亦未敢横以论断。不常行、速行齐行，则三万吨可以全数不动；若大队不时周巡，一次须添两千吨左右，则三万吨不过仅供十余次之用耳。”对于“每次运煤必须船护”的要求，丁汝昌明确答复：“若每次运煤必须船护，数少则非徒无益；若护以全队，则一次所运之煤仅足供一次护行之用，其与不运何殊耶？日后倘须煤船随队远行，必设法护持。若大队仅巡烟、威、旅一带，煤船去旅来威，海面当可无虞。”丁汝昌还希望“剖告各平船中外人等知之，当谅其非妄也” （12 ）。

为了确保舰用燃煤的存储量达到规定的数量，8月25日，丁汝昌致电盛宣怀：“‘图南’明日回沽。现海上平静就好。大可知会矿局，赶调各‘平’亟运煤来威。至要。” （13 ）

为能提高码头卸运舰船燃煤之效率，缩短运船停靠、占用有限码头的时间，丁汝昌于8月27日再次致电盛宣怀：“威只一码头，‘致远’舱深口小，起卸甚艰，工贵时久。请嗣后商轮运煤交旅靠搁，起卸较便留威码头，俾矿局煤到速卸，免两延。” （14 ）

丁汝昌在保证舰用燃煤存储数量的同时，还为军舰用煤的质量问题不断向有关方面和人员进行协商与求援。7月15日，为能保证鱼雷艇的用煤质量，专门写信给旅顺的龚照玙：“尊处所储雷艇合用之煤，无论松白、斋堂，祈饬两艇添满外，再请尽量筹付若干，愁装麻袋交定远运威，以备急需。” （15 ）然而，他的积极协商与求助并未取得实际成效。随着时局的紧张，舰船用煤的质量也越来越差。为解决用煤的质量问题，他仍然坚持苦口婆心地与煤矿总办等人沟通、求情，欲以真诚来打动这些利欲熏心的掌权者能以国家和军队的利益为重。7月23日，丁汝昌因运来之煤“煤屑散碎，烟重灰多”等情况再次写信给开平煤矿总办张翼，明确告知这种散煤不但灰多烟浓，更为严重的是“难壮汽力，兼碍锅炉” （16 ）。丁汝昌语重心长地请求这位矿局总办，一定要把好军舰用煤的质量关，确保供给北洋舰队所需煤之质量。

7月25日，日本海军在牙山附近的丰岛海面，以海盗的方式突然炮轰中国租借的运兵船“高升”号和护航的北洋海军军舰“济远”舰，点燃了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丰岛海战爆发后，丁汝昌率舰队巡剿回到威海，看到“昨者所有运到包煤”，质量“尤多不及”，没有想到“既经谆托”，“转不如不托之良也”，身心疲惫的丁汝昌气愤异常。7月30日，他不得不再次致信张翼：“廿一曾交北平附陈一书，度邀鉴及。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汽力，兼碍锅炉。虽在常时，以供兵轮且不堪用，况行军备战之时乎？曩次利运装来散碎煤曾勉卸之，其半另供岸厂之用。其不肯骤为已甚者，无非从权顾交谊也。乃昨者所有运到包煤，方之利运所解者尤多不及。不料既经谆托，转不如不托之良也。系台从未及招呼，抑经管人专留此种塞责海军乎？包煤专备行军之需，若尽罗劣充数，实难为恃，关系之重，岂复堪思！” （17 ）

为能保证今后的包煤质量，丁汝昌指出，因新峒质既然难以凑齐，前时嘱托在威海筛捡，“何不可于出矿时，另将整块筛捡，单存一处？除先运老峒、五槽尽数外，再以新峒实经筛捡继运，未始不可备资接济。总之，不论新峒老峒，但求煤质整壮，能多运期必多运为妥耳” （18 ）。在信的最后处，丁汝昌再次请求：“威海机厂需焦炭甚迫，前于初九曾电花农转告随煤船便运三十吨应用。久未见到，而待用颇殷。敢祈再遇煤来威，饬照运为叩。” （19 ）

为了解决北洋舰队用煤质量低劣、以次充好的问题，丁汝昌不但坚持好话多说，苦苦相求，而且有时还采取请相帅定夺，或是将煤船退回、不准卸煤等强硬之法进行斗争，但实际效果仍不尽人意。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后，军舰用煤的质量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存储数量也大大减少。在中日海军黄海大战爆发前夕的9月12日，丁汝昌因舰煤之质量和数量问题再次致信张翼：“迩来续运之煤仍多散碎，实非真正五槽。阁下虽经三令五申，而远在津门，因其私事相蒙混，发碎报块，恐足下亦未及周知。俟后若仍依旧塞责，定以原船装回，次始得分明，届时幸勿责置交谊于不问也。威厂存煤现仅六千吨之谱，军事一日不息，大队须不时出海，以图巡剿。秋将及半，计封河之期不过两月有余，必须加急多运。”为能感动张翼，丁提督还意味深长地告诫：“块煤一经告乏，则公患同深矣。” （20 ）

为能有效地堵住矿局以次充好、以碎充块的恶劣作法，丁汝昌公开写信告诫张翼：“自此续运，再为散碎，一面仍遣运回，一面电请相帅校办。幸勿怪言之不先也。” （21 ）

（三）艰难筹备弹药

丁汝昌在抓紧军舰刮底油修、抢运舰用燃煤的同时，也在紧张地筹备火炮弹药。这些筹备活动是遵循火炮先大后小、先重后轻，以及舰船武器与守口设施相结合的原则来进行的。

7月3日，丁汝昌致信旅顺船坞总办龚照玙：“望饬将定、镇两舰三十零半生炮用铜箍开花子一百五十颗，十五生炮用四倍长铜箍开花子一百颗”（22 ），检出交“经远”舰带回威海以供使用。几天之后，他再次请求龚照玙：“查贵库所存超、扬两船十寸口径炮用轻装大粒药二十九出，又十七年春平远请制廿六生大炮用药桶，造成若干，均饬检交经远带来为幸。” （23 ）为了争取时间，7月9日，他又致信龚照玙：“炭精已荷电沪购办，能促其早日寄到应用，尤至盼切。此批军火已饬陈游击照单点收分给，其余待运各宗，均望转饬统数交经远带回。” （24 ）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丁汝昌对各船不足之药弹，除了未经购置的不计数外，现有未经运到集中者，均选择各船急需的各类药弹，派“陈游击开具清摺，并另函知照司械刘委，请饬其检照检齐”，交给“定远”由旅顺油修后带回威海。岛上暂时无处存放，且为战时需要已筹备者，则求龚照玙“请暂存旅，候用再取可耳”（25 ）。7月16日，丁汝昌接到盛宣怀要他派船开赴胶州湾，装运快炮和车轮炮的电报，7月17日，便派“康济”船前往运载。同时，给章高元（鼎臣）发去信函：“恳饬先行拨候。该船到后，所有随炮应用各件以及药弹等项，务乞悉数点付，开一清单交该管带，以凭验收。”考虑到倭猖日甚，形势紧急，一旦命令下达，舰队就要飞棹东征。因为“康济”舰人手太少，要搬运“格鲁森伍十三密里快炮十尊，又三十七密里车轮快炮八尊”，担心装船时耽误时间，丁汝昌特致信章高元：“所有快炮洵为行军急需，惟虑该船前去拨运，人力太单，多恳雄部健卒协办相助，总期全数从速早运到船，遄归以资应用。至为厚托！” （26 ）

在筹备北洋舰队各类型号大炮药弹的同时，丁汝昌还积极筹备舰队驻守各处所需之弹药及物资。7月9日，他开摺函达张士珩（楚宝），请求补发大同江守口所需之水雷及军用物资。但“事越旬余，未一见寄。如此延缓，料必无存” （27 ）。为能尽快筹齐所需料件，7月21日，他又复信龚照玙：“前由津领取水雷，备随大队着利运装赴大同江守口之用。查其中尚缺至不可少之件计四十宗，若不搜补齐全，则已领到者全为废物。”“顷闻贵处局储除用去外，充富仍多。兹开清摺专船着王平前往走领。知我同袍，素敦公谊，必慨然以余波及晋也。”　（28 ）为了争取龚照玙的帮助和理解，他进一步强调：“战事一举，大同防具中无此首要，口门豁达，岂抽数十舰足资扼守乎？因缺微需，失此要键，他族中梗，且大意中微志所存，又落后着，岂非可惜！故不惮唇疲齿竭之烦，而呼吁他山为之助也。”“所有行营新募雷兵所需各件，另缮一摺，统祈查照，分别饬发，尤为感勒。” （29 ）7月22日，因筹备领取的行军水雷应需物品“尚缺三十余件”，丁汝昌急忙又致信盛宣怀、张士珩：“五十七密里快炮应需方块大粒药，除前到两千磅外，尚短四千磅，洵现时孔迫之需。津中既能自制，谅易照给，迅运来威。”在信中，他提出，“承平”每小时仅行8迈，随舰队同行，未尽相宜，请求两位是否有其他办法可施行。他还及时汇报了胶州炮已运回威海，并分给备战之船，承诺再有“三四日力以可安楚，尚称灵快，惜力稍薄耳” （30 ）。7月23日，为筹备防守威海湾的军需物资，他又致信龚照玙：“此间南口势敞雷少，拟练浮桩以防雷艇，惟需锚甚多，因念金州水师集船废锚颇堪适用，倘尚存置，许以挪用，计共若干，伏恳电示，以便派船往运。” （31 ）

为了确保北洋舰队急需的“方块大粒药”和“炭精”能及时运到，他请求龚照玙帮忙，“五十七密快炮仍急待方块大粒药四千磅应用，伏希电催楚宝遄寄。炭精尤望饬催，亦待之孔殷物也” （32 ）。两天之后，日本海军挑起了甲午中日丰岛海战，验证了丁汝昌的判断。7月31日，丁汝昌因威海南口太敞，自刘公岛至日岛之间应布之水雷尚未备齐，担心日军鱼雷艇趁黑夜或雾天潜入威海卫湾内偷袭北洋舰队大船，他再次致信龚照玙，目前“先设渔网并木栏各一层，候雷件到齐，施布停妥”，“应筹者代筹，宜禁者代禁，有请补领至不可少之件，酌给之” （33 ）。

丁汝昌筹办炮枪、药弹、水雷、铁链等军用物资，确实是动身早，力度大。但因当时北洋海军军需供应的体制不顺，北洋海军提督无权直接管理调拨枪炮弹药及军需物品，特别是清朝决策者决策失误，直到8月26日，威海湾“北口栏木、铁链，仍有不敷”。无奈之下，连续4次率队出海寻敌作战未果，刚刚回到威海卫基地的丁汝昌，只好请求威海卫陆军统领戴宗骞：“贵雷营有寸半铁练存放，拟请转恳暂允移用，以济急需。” （34 ）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及不配套的军事供应体制、低下的办事效率，使丁汝昌早就想解决的炮、枪及其药、弹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直至黄海大战开战的前夕，丁汝昌率大队开赴旅顺，其中一项重要事情就是“与龚道议配‘经远’、‘来远’后炮等事” （35 ）。

（四）特别重视情报搜集与电报畅通

丁汝昌获取情报，主要靠来往电报，以及来往舰船传递的书信函件。朝鲜局势的变化，本来就牵动着丁汝昌的心，又因锦州至山海关等地的电线出现了故障，电音中断，使李鸿章及丁汝昌等要员均甚焦急。李鸿章只好下令抽调戴宗骞处的小轮艇接送要电。熟悉威海各部队装备的丁汝昌认为戴宗骞（孝侯）处的交通艇动力较弱，不免为风浪所滞。所以，他于6月30日及时致信龚照玙：“现商德三改用孝侯处轮艇卸炮，饬遇顺赴旅，加派镇边驻烟，轮送旅烟要电。” （35 ）为了保证重要电报能够安全及时传递，他还向刘含芳提出：“该船等在烟，凡关军情密紧之电，并望知照电局，万万两无停搁。是为至要！” （37 ）同一天，为了保证留驻朝鲜牙山、仁川的“超勇”、“扬威”、“平远”、“操江”能够防守有备，确保安全，他致信中国驻朝鲜公使袁世凯：“至留仁、牙四，须令两处轮驶通音。倘西路电阻，该船等应报军情，已函饬该管带等送仁川领事转致，抑或径送尊处，代为设法转达。务祈格外费神，妥为照拂。至祷，至祷！” （38）为能把政局变化的情况和李鸿章的命令及时传达给旅顺基地，他还于6月30日致信龚照玙：“迩日锦州至山海关电阻，尚未修通。”“兹将帅电及敝处迩日所发各电抄摺附阅。” （39 ）这些做法，使驻守旅顺船坞的龚照玙及各陆军守将都能及时了解局势变化。

丁汝昌重视电路畅通，重视军情电报准确及时地送达，不单单是关心电路及设备的正常运行，而且更重视电报局人员的管理与约束。

烟台电局，所处的位置极为重要，责任重大，电报繁多。但因人员心散，管理混乱，致使“烟台电局往往电有讹错，偶尔询问，间或一答，若诘究稍繁，则几如十扣柴门九不开矣”。“某处线断，电至搁置以待，报时绝少。使非好问，盖亦无由知耳。平时事非迫促，一一与较甚亦惮烦，其与孝侯隐予曲全者已非一日。”对此，丁汝昌十分气愤，将此事向有关方面进行举报批评，要求追查责任人。7月11日，他复信刘含芳：“现军务吃紧，变在顷刻，依然不自警察，竟公然以‘译者睡后未起’直言以复。局务之污糟，可以想见。若仍任意迨误事机，在杏荪亦难辞责备。”“论交非泛，岂容以姑息之微，重友朋之咎耶？势迫使然，良非得已。承嘱为之缓颊，既知后悔，固无不可。在昌既吐复茹，自相矛盾，殊觉难以措词。台从果实见该委为可靠，似不妨惠以鼎言于杏荪处，为之转圜。” （40 ）为了整顿、治理好事关战局重要情报的烟台电报局，丁汝昌不顾同乡情面，直言拒绝了好友的说情，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电路畅通，译报准确，情报快达，从而为正确决策、把握战机打下良好基础。

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7月22日，他建议盛杏荪和张士珩：“则由平壤至铁岛一段电线，甚宜予筹添设。” （41 ）以保证在朝鲜之陆军与海军及关中军队的正常联系。

甲午战争爆发后，为了确保军事情报畅通准确，7月29日，丁汝昌致电盛宣怀要求：“成山头电通，务乞饬该局人员，凡遇由东而来兵商各船即时电告，切勿延误。至要。” （42 ）

（五）提前调配战事可用人才

丁汝昌在抢修舰船、抢运燃煤、筹备药弹、重视军事情报传送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海军可用人才的配备与储存。为了使有限的舰艇充分发挥好各自的作用，丁汝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迅速而坚决地把有技术、有能力、有实战经历的人留下来、用起来，使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发挥作用。

原福建水师“伏波”船管驾吕文经，因在1884年马江海战中“中炮选退”被清廷批准，“革职不足蔽辜，著发军台效力赎罪” （43 ）。北洋海军成军后，吕文经多次托人想在北洋海军求一职位，始终没有得到批准。现在战局形势日趋紧张，北洋海军所有舰船都油修出坞，以备参战。在国难当头之际，吕文经报国之心不变，屡次托人求差，丁汝昌对此十分赞赏与高兴。7月2日，他致信旅顺的龚照玙：“吕文经屡次托人求差。昨又来禀，报效意极殷切。兹新由沽坞调出东、北两船，尚有一管带未曾调派”，“该员乐从，可速前来。” （44 ）7月21日，他再次致信龚照玙告知，天津学堂“管轮学生李金声，奉函后即驰电通知，一经到威，当饬赴旅以供策用”。还有“总查轮机之余贞顺，亦令乘此便前往” （45 ）。

在抓好管带、管轮等专业人员调配的同时，对于舰船所需水勇、升火等人员的配备，丁汝昌也是及时整合，恰当调配。当“敏捷”船待改“海镜”船之时，他就立即致信龚照玙：“所有敏捷原配弁勇、升火人等，万祈费神切商蓝管带察实。除在旅日有工作者，酌留其奉行做事，希均饬随康济来威应用。” （46 ）因为他担心威海“此间增备之事甚繁，悉派生手未尽靠也”。甲午战争的历史事实证明，他的想法与做法是对的，其措施是积极有效的。因为丰岛海战之后，“济远”舰在海战中伤亡的人员必须马上补齐，丁汝昌马上从“敏捷练船练勇中拨付济远二十余人” （47 ），保证了“济远”舰作战人员的及时补充。

丁汝昌储备、调配可用人才，不单纯考虑舰船所需之人，而且还及时调配维修舰船的工匠等人。甲午丰岛之战刚结束，他就把旅顺船坞“工匠恐尚不敷”的事项摆到议事日程上。

7月29日，率带舰队完成第一次巡海任务的丁汝昌，刚刚回到威海，就致电李鸿章：“战事方殷，赶制赶修之项甚多，旅坞工匠恐商不敷，请帅电龚道赶速酌添工匠，遇事迅办。” （48 ），以免耽误开赴战场的宝贵时间。

三、坦诚进言利于战

丁汝昌在抓好北洋舰队备战备航的同时，对中国军队如何备战，以及开赴朝鲜参战时应注意事项，以及开战后驻朝军队和国内军队应做的事情，他都及时、坦诚、全面地向上级或有关方面提出，以供李鸿章和幕僚以及其他人员参考。丁汝昌的这些建议，是具有前瞻性的，是非常必要的。在日后甲午战争的作战过程中，他的这些建议，经过战事的验证，方法是积极有效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一）反对“兵分力单”，建议“水陆添兵，必须大举” （49 ）。

至6月18日，日本在朝鲜的军舰已达7艘之多，而且遵照日本大本营的命令，日本海军开始控制朝鲜西海岸。6月19日，丁汝昌派林泰曾率带“镇远”、“广丙”、“超勇”开赴朝鲜的同时，又奏报李鸿章，饬“请马玉昆、张光前备调”，因为“张曾驻韩，情形较熟”。6月25日，接到林泰曾从朝鲜发回了“风闻倭尚有五千将到，倭水陆共十队”的电报，丁汝昌立即致电建议李鸿章，水陆添兵，均须大举，并主动请战。没想到当天深夜丁汝昌即收到李鸿章复电：“日虽添军，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 （50 ）受到训斥的丁汝昌并没有因此而不敢进言。6月30日清晨，丁汝昌就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了李鸿章：“‘镇’、‘济’等牢住牙山，纵备艇雷，万一失和，日必要截，音信、煤粮中阻，必被所困，兵分力单，两难济事。前请调‘镇’、‘济’、‘丙’回防，奉谕恐示弱，故未敢渎请，只得照林议筹备。愚见，水陆添兵，必须大举，若零星调往，有损无益。现拟仍申前请，将三船调回，与在威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 （51 ）

丁汝昌坦诚进言，主动参谋，不但直接向李鸿章提出建议，发表个人对时局、对战备、对运兵布阵的看法，而且还在“帅意日一变迁，殊令在下莫计所从”的情况下，仍通过李鸿章的重要谋僚及时反映自己的意见。1894年6月31日，他致电军械局总办张士珩：“前派兵去韩，为平匪起见，现乱已解，我兵驻牙，似不相宜。倭衅已露，汉江一路，彼已先踞。牙防水路接济较难，即由北路进去韩京，亦为倭阻，难以联络。现若阳（扬）言匪散，牙兵撤防，一面改扎大同江，赶备鱼、水雷船只，并接电至平壤，抢先布置，严守要地，免韩沿海尽被占先，继有大队由义州进剿，方无隔阖，水路军需亦易周转。此系大帅权衡，何敢参议。惟时局所系，难守缄默。倘帅与公商酌，便中代陈备采。如何定议，尤望速示。” （52 ）

丁汝昌不但把“水陆添兵，必须大举”的意见报告给李鸿章，而且还不失时机对入朝陆军真诚进言，当好参谋。早在7月上旬，丁汝昌就对水陆运兵及如何掌控局势等方面发表个人意见。他先将“倭寇军情，据前驻韩船先后辑录大略，汇开清摺，并译绘高丽全图一张，派船送旅关贵差驰呈密察，以备绥筹之采” （53 ），同时，他又根据自己十多年来对朝鲜的了解，向即将带兵入朝的刘盛休提出自己的建议。

他认为：“大军会剿，车马辎重若多，似由凤凰门进队，以义州为后路转运，平壤为中路转运，扼要分队堵守，前军长驱，庶为稳著。若悉由水路载往，设不便由内口登岸，遇风驳运则克日难期，不无匆遽沓纷猝手不及之虑。未必果遽臻此，然不得不预事周计也”。他明确指出：“根基立定，日后转运，由鸭绿江续运，当可无虞。” （54 ）

关于陆军与海军大队行动的时机及战术问题，丁汝昌强调“必协力为助”，“纵彼器精利，我但于冲锋时运以巧计，断以果力，过此则不难所向披靡，并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 （55 ）。

7月11日晨，丁汝昌收到张士珩咨询如何往朝鲜运兵布阵的三件来电。在来电中，有人认为日本乃蕞尔小国，其势力不足，无法与西洋各国相匹比，因此提出沿着汉江日军进兵之要路，我军也派铭军、巩军共约5500人，长驱深入。对于上述说法，丁汝昌认为既“非晓畅戎机”，又不是“深察时局所出也”。丁汝昌致信张士珩指出：“倭力固不足以匹泰西，然汉江左近内入要路，彼族已竭匝月布置，不无暗伏”，由此可见日军“已悉占先着”，何况他们还武器精利。假如清国也由此路，“以铭、巩五千半济之师，未预图立之地，骤驱深入，匆遽之顷，稍疏防测，堕彼暗算。兵力已虑非完，进剿更为吃力。”因此，这种意见是不可取的。丁汝昌认为，如果进兵大队，似由凤凰门、大同江两路合剿，后路则容易固守接应，转运兵力及粮弹物资“不虞隔阂”，而前面先进长驱之部队亦“无后顾之虑”。还有水师抽数舰占踞大同江口，以大队舰船在朝鲜西北一带海面巡航，相机御剿，较为稳着。“若进兵以北路为妥，则调度悉归宋宫保，威望既足服人，谋虑鲜不周妥，无复可虞。或舒川、牙山如益陆兵，调度则悉归曙清。事权一，则心力易齐也。” （56 ）

7月16日，李鸿章决定入朝陆军再增加2000人。7月22日，丁汝昌将如何布兵摆阵的意见告诉了盛宣怀和张士珩：“东征陆师继增二千之众，粮饷军火随带，自必宽筹。叶军似宜在牙山左近，择扼要之区，深沟固垒，阳作久防之状，隐为牵制之师。迨西路大队进履京畿境止，两军足接声援，叶军再拥众而进，前抵后包，不惟临时撮为得势，即先时悉就西路接应，无复他虞。纵彼先扑叶军，设难骤战，守料足搘。” （57 ）

丁汝昌考虑陆军如何进兵布阵，采用何种战术，如何避敌人之长，发挥我军优势，运用巧计有力地打击敌人等作战方案之后，还针对前敌与后路的畅通，前线与后方的安全及周转有效等方面，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同江之口，既是北洋舰队东征之后路，又是清朝陆军大队出关之中枢要纽，因此海军与陆军必须要“及时水陆赶筹防守”，否则“良多未妥”。此议可行，“望便中达帅定计”。如果相帅允许快速举兵入朝，“则由平壤至铁岛段电线，甚宜予筹添设” （58 ）。

丁汝昌数次坦诚进言，始终没有引起李鸿章等清朝决策者的重视。但战争是无情的。就在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的第二天，叶志超就因后路接济难通，致急电向李鸿章告急求助，而李鸿章也因“叶军接济难通，深为焦急” （59 ）。

8月17日，丁汝昌在天津与李鸿章面商当前战局，针对朝鲜平壤的战守局势，他建议：“现宜稳守平壤，勿轻敌深入；再进，须取黄州谷山，免抄后。与倭对枪难取胜，须设伏出奇，大同江迤北海浅，平壤东北山高，但有人巡防，敌难来云云。” （60 ）8月27日，盛宣怀请丁汝昌派船送人去猴矶岛，熟悉烟台、登州及长山列岛海况的丁汝昌致电盛宣怀：“由烟赴登至猴矶岛，均内海，民船最为稳。” （61 ）盛道立即采纳丁的意见。

（二）建议在朝鲜的中国军队要“通西文语”、“览各国旗帜”，谨防倭兵奸诈。

鉴于清朝陆军由于管理封闭，“不习见洋人”，近期又因日本军队之服装修改后酷似西方军人装束，骤然相见，很难辨识，丁汝昌致信张士珩建议：应转请照会该埠使臣、领事，当中国与日本接仗时，广大官兵，必须览识各国旗帜，要将各国旗帜的标式及各国人员之面目、服饰和装束等，详细晓谕在朝鲜作战的各个部队，切实做到“一律通知，尤为至要” （62 ）！另一方面，入朝作战之清朝陆军，“未能谙熟详情”，所以应该每支部队派一名“通西文语之洋务委员，设有他国交涉之事，两情不隔。在通商口岸，凡西国公使、领事公署，能抽华兵若干名驻同保护，尤觉得体” （63 ）。但是，如果这样作，出于友谊，防止猜忌，则必须“先与商洽为宜耳”。另外，他还特别提醒张士珩，在保护各国驻朝鲜之公使、领事公署及人员的同时，还要提醒“该埠使臣、领事，当中东接仗时”，“不得藏匿敌人，以防别有偾事” （64 ）。7月23日，丁汝昌致电李鸿章报告，德国商船昨天从朝鲜驶来，途中遇到倭船挂着英国国旗，船身有经漆黑者。丁汝昌建议应请总署知会各国公使，如有兵船巡行北洋海面，望行告知，以凭辨认，免误事机，免受欺骗。

（三）积极主张国内各地及时清除日本奸细。

7月25日，日本海军首先开炮，轰击我运兵船及北洋舰队之“高升”、“济远”、“广乙”、“操江”船，打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海战。与此同时，他们在朝鲜的汉城、仁川等地，对中国商人实行监视、禁行。7月26日，丁汝昌即在刘公岛致电盛宣怀：“倭先开炮击我兵船，且将汉城、仁川华商监禁，我亦当有以处之在。”他指出：“仍令在华倭人自如侦探，并不拦截倭商船，无此之法。” （65 ）他请求盛宣怀要抓紧时间向李鸿章及清政府汇报，而且希望议定后及时示知。发完电报，丁汝昌当日率北洋舰队出海远巡，寻敌报仇。

7月30日，丁汝昌致信烟台的刘含芳：“近期屡次听说，驻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其食用之物皆取之于中国烟台，故‘恃无匮乏’。该领事虽经宵遁，倭商噍类，难保无逐利商民设计隐藏，暗中给予接济。如果不趁早严侦细查，及时扫除，将后患无穷。”他请刘含芳“多派委卒，四处密查，遇出入交接稍有可疑者，立与究办” （66 ）。

8月9日，丁汝昌致电李鸿章报告，为防日舰假冒他国之船，中国军舰在朝鲜遇见各国轮船，拟开空炮一声示令停轮稽查。当时，李鸿章即向总署转呈丁汝昌之电文。

自1894年6月下旬开始，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为朝鲜局势、中日出兵、如何布阵、作战、防奸除特、如何遵守国际法和维护国际友谊等方面，多次坦诚及时地向李鸿章及其重要幕僚进行了禀报和交流。甲午战争期间的战史已经证明了丁汝昌的这些建议是非常可取的，有些建议和方案确实还具有先见之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丁汝昌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所作所为，并非如清流党们所写所说的那样。史料告诉我们，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既不是“日以冶游博戏为事”，也不是“性情富华，毫无韬略”；更不是“赏罚不公，贤愚不辨”。当然，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丁汝昌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之作为也并非是完美无缺。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失误和不足，但这些失误和不足绝不是清流党所说的那样。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紧张时刻，身为朝廷身边的高官重臣，为什么对丁汝昌进行那么多无中生有的弹劾呢？清流党的重要成员张謇在1894年7月24日写给帝师翁同龢的密信中，做出了非常清楚的解释。他直截了当地对北洋海军提督这一职位该由谁的人来担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丁须即拔，以武毅军江提督代之，似亦可免淮人复据海军。” （67 ）他的意思就是：丁汝昌必须立即罢免，使北洋海军提督这个职务不再由淮系集团（即李鸿章的淮军）的人员担任，而改用“武毅军江提督代之”。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清流党不讲事实真假，多人多次弹劾丁汝昌的真实想法，就是要达到“去掉丁汝昌，搬倒李鸿章”。

 

注：

(1)张侠、杨志本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80页。

(2)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97页。

(3)同注释（2），第198页。

(4)同注释（2），第201页。

(5)同注释（2），第205页。

(6)同注释（2），第206页。

(7)同注释（2），第2009页。

(8)同注释（2），第215—216页。

(9)同注释（2），第199页。

(10)同注释（2），第205页。

(11)同注释（2），第205页。

(12)同注释（2），第214—215页。

(13)季平子、周国华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105页。

(14)同注释（13），第112页。

(15)同注释（2），第205-206页。

(16)同注释（2），第211页。

(17)同注释（2），第211页。

(18)同注释（2），第214页。

(19)同注释（2），第215页。

(20)同注释（2），第216—217页。

(21)同注释（2），第211页。

(22)同注释（2），第200页。

(23)同注释（2），第202页。

(24)同注释（2），第202页。

(25)同注释（2），第205页。

(26)同注释（2），第206页。

(27)同注释（2），第207页。

(28)同注释（2），第207页。

(29)同注释（2），第207页。

(30)同注释（2），第208—209页。

(31)同注释（2），第209页。

(32)同注释（2），第209页。

(33)同注释（2），第211页。

(34)同注释（2），第216页。

(35)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978页。

(36)同注释（2），第198页。

(37)同注释（2），第197页。

(38)同注释（2），第197—198页。

(39)同注释（2），第198页。

(40)同注释（2），第204页。

(41)同注释（2），第208页。

(42)同注释（13），第43页。

(43)姜鸣编著：《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12月版，第117页。

(44)同注释（2），第200页。

(45)同注释（2），第207页。

(46)同注释（2），第212页。

(47)同注释（2），第213页。

(48)同注释（35），第821—882页。

(49)同注释（35），第735页。

(50)同注释（35），第727页

(51)同注释（35），第735页

(52)同注释（2），第335页。

(53)同注释（2），第201页。

(55)同注释（2），第202页。

(56)同注释（2），第203页。

(57)、(58)同注释（2），第208页。

(59)同注释（35），第844页

(60)同注释（13），第91页。

(61)同注释（13），第111页。

(62)同注释（2），第204页。

(63)同注释（2），第208页。

(64)同注释（2），第204页。

(65)同注释（13），第31页。

(66)同注释（2），第210页。

(67)《张謇致翁同龢密信》五，载戚其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2月，第449页。

（作者：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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