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刘公岛练勇学堂探源

《北洋海军章程》“船制”规定，北洋海军舰船序列，按每艘舰艇为一营建制。9艘主力战舰被分别编为左翼、右翼、中军各3营；6艘“镇”字号炮舰被编为后军6营；6艘鱼雷艇被编为左队、右队各3营；3艘练习舰和练勇学堂被编为精练前、左、右、后4营；运输舰为督运中营 ( 1 )。

对以上序列编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被编为精练后营的练勇学堂，是唯一不以舰艇为编制单位的。那么，关于练勇学堂，除了见诸《北洋海军章程》中“招募练勇章程”的若干制度性规定外，其设立时间、设立地点、练勇来源、训练办法、训练成效等问题，尚鲜见系统论及。本文将通过梳理和汇总零散史料，对北洋海军练勇制度与练勇实践作初步探讨；同时，以甲午战争与英租威海卫时期的历史照片为依据，以北洋海军士兵的口述史料为参考，通过现场实地勘察相对照，考证刘公岛练勇学堂的所在位置，为北洋海军研究中较少被关注的练勇群体“立此存照”。

一、北洋海军刘公岛练勇学堂的设立

1、设立练勇学堂

近代海军是一个高科技化的新兴军种。英国等西方海军强国的建军实践表明，作为海军战斗力构成要素的水手必须实行招募训练制度。水手经过长时间的专门训练，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才能胜任舰上相关的岗位职责。

中国建设近代海军，同样实行招募练勇制度。练勇学堂作为专门负责练勇训练的训练部门，能否严格按规定条件招募练勇、能否严格训练考核练勇，直接关系能否为舰船输送合格的水手。1888年，北洋海军在威海卫宣告正式成军，设提督以下军官315员，船上水手、匠役等2546员，另有驻岸基地后勤保障等部门兵员匠役若干名；其中水手所占比例约85%以上（2  ）。

在此之前，中国沿海各省均建有旧式水师，山东水师称为“登荣水师”，均从沿海招募练勇。北洋水师筹建伊始，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9年（光绪五年）奏请裁撤山东旧式水师，裁汰老弱、保留精壮，以备新购快船水手之选。山东“登荣水师”兵勇北上大沽，接受新任北洋水师督操丁汝昌和总教习葛雷森的挑选，其中306名素质较好的水勇成为北洋水师的水手（3 ）。1880年（光绪六年），丁汝昌带领200多名水师官兵，赴英国接带在该国购造的“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水手班底主要来自“登荣水师”。

1882年（光绪八年），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受聘担任北洋水师总查，借鉴英国海军水手练勇制度，设水师屯船于烟台芝罘，招募训练水师练勇，建立完善了练勇招募和升补制度。其后，随着新造舰船不断加入北洋水师服役，水手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此，在其常驻基地刘公岛设立练勇学堂，以加强练勇训练工作。

关于刘公岛练勇学堂建设的时间与工程规模，可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海防奏稿中找到答案。工程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开工建设，当年告竣，次年正式启用，堪称快速高效。学堂占地规模，“购用民地三十四亩零（合22644平方米），地价并籽种工本及迁房费等银一千二百八十九两零” （4  ）；“建设北洋水师练勇操棚、学堂、厂库，并大小住屋共二百七间，操场一道、石围墙十六道、泊岸二道、土坡一道，工料银三万六千三百二十三两零。” （5 ）练勇学堂建有操棚、学堂、厂库、操场、围墙、泊岸、土坡等工程，外加购地费用，共花费白银37612两，规模和投入都相当可观。稍后两年建成的刘公岛水师学堂，房屋不过63间，购地及建造工料费银近万两 （6 ）。

有证据表明，早在新的刘公岛练勇学堂建成之前的1884年或1885年，北洋水师已在威海设立练勇营，招募训练练勇。其一：据“来远”舰炮手谷玉霖自述：“我15岁在威海参加北洋水师练勇营，后充当炮手”。据其受访时年龄推算，其进练勇营的时间应是1884年 （7 ） 。其二：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威海卫刘公岛创立海军练勇学堂，设管带、帮带各一员及正副教习、炮弁头目等，分任管理教练职务 （8 ）。而台湾北洋海军史专家王家俭先生研究认为：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改屯船为练勇学堂，移驻刘公岛（9 ），应该是指1888年正式启用的新建的刘公岛练勇学堂。

《北洋海军章程》颁行，以及新建刘公岛练勇学堂，将练勇招募与训练进一步制度化、正规化和系统化，保证了海军日益增长的对水手的需求。“海军练勇，原为备补兵额。北洋练勇向养二百五十人，遇有各船水手告假、革退、病故等事，即在练勇内挑补，随招沿海船户、渔户年轻者以补练勇之缺。此即仿照西国海军募兵办法，其益有三：兵船不杂生手，操作整齐，无虞错乱，一也；水手时有告假，练勇时有添募，风气渐开，有事时增兵较易，二也；练勇派官督操，专补兵额，各船管带官不能招募劣者以充兵数，三也。” （10 ）

2、练勇学堂的位置座落

刘公岛现存的北洋海军时期建筑中，并无练勇学堂，那么，要弄清其座落位置，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找线索。若干北洋海军水手的口述史料显示，刘公岛练勇学堂，当时岛上人多称之为“练勇营”、“西局子练勇营”、或“西局子” （11 ）。“练勇营”之谓容易理解，应得之于《北洋海军章程》中的练勇学堂“精练后营”；那么“西局子练勇营”、“西局子”又作何理解呢？

刘公岛上建有若干北洋海军基地设施，除海防炮台和弹药库、探照灯台外，大多集中在岛的中西部。其中屯煤所、机器厂和鱼雷修理厂等，集中分布在刘公岛西端的铁码头北侧及西侧。“机器厂”又称“机器局”，“西局子”就是“机器局”冠以方位的俗称；那么，“西局子练勇营”自然是因练勇学堂靠近西局子（机器局）而得名；有的水手或者干脆把“西局子练勇营”简称“西局子”，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在刘公岛是有例可循的，譬如“刘公岛西炮台”即因其位于刘公岛北洋护军公所后面而俗称“公所后炮台”，又因其靠近麻井子船坞，又称“麻井子炮台” （12 ）。现场踏勘实测，在机器局西侧、麻井子船坞南侧，现有东西长约190米、南北宽约120米、总面积约22800平方米的大块空地，与史载34亩之数极为契合（13 ），除此再无超过20000平方米的场地。

此处北靠麻井子船坞，西北面隔麻井子船坞与黄岛炮台相望，东北面与刘公岛水师学堂相接，东面与机器局、鱼雷修理厂相邻，东南面不远处就是舰船靠泊补给的铁码头，确为设立练勇学堂的上选之地。笔者据此推断，刘公岛练勇学堂即座落于机器局西侧、麻井子船坞南侧。该推断可从历史照片得到印证。

1898年，英国租借威海卫，将刘公岛作为其远东舰队的疗养避暑训练之地，因而留下了若干刘公岛的影像。第一张照片，摄影者位置在黄岛炮台东端、麻井子船坞西北角，拍摄角度从西北向东南。照片正中的高大烟囱，就是刘公岛机器局的锅炉烟囱；中间麻井子船坞南岸位置从左到右有数栋房屋，应该就是练勇学堂的建筑背面 （14 ）。

第二张照片，照片上注有“刘公岛阅兵场上的板球赛（板球场建于1898年）”英文说明。拍摄角度为由西北向东南，远景是威海湾南岸的山脉；中景中间偏左是刘公岛铁码头及停泊的舰船；近景则是阅兵场操场及运动者 （15 ）。据此可以确知：刘公岛“阅兵场”和“板球场”，位置就在麻井子船坞南面。英军于1898年5月24日进占刘公岛，短时间内不可能新辟如此大的运动场地，利用原有北洋海军练勇学堂的建筑及操场，是最为简便易行的途径。

第三张照片，原注英文说明：“刘公岛阅兵场。拍摄于1905年”。照片拍摄角度为由南向北，前景大片场地是阅兵场操场，背景则是一组清式建筑，居中的建筑台基很高，体量宽敞高大，前面带卷棚出厦（16 ）。由照片说明可知，该照片与第二张照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是同一个地方，由此确认这组建筑的座落位置就在机器局西侧、麻井子船坞南岸，这是目前所见的练勇学堂建筑唯一的正面细部影像。

三张照片互为表里、互相补充，第一张表现练勇学堂的地域环境及建筑全貌，第二张表现练勇学堂的操场，第三张表现练勇学堂的建筑正面。若将这些照片所显示的空间组合起来，便可基本还原出刘公岛练勇学堂的概貌。

实地勘查，该位置的所有建筑现已踪迹全无，究竟毁于何时，史料乏载。英租威海卫后期的一张照片显示（拍摄时间不详），阅兵场基本没有变化，但早期原有的建筑绝大部分已消失，仅存带卷棚建筑一栋（17 ）。查对1930年英国续租刘公岛的附图，麻井子船坞南侧的阅兵场，图上标注英文“officers recreation ground” （高级海军军官游乐场），该区域范围内仅标绘建筑一栋，标注为“pavilion” （运动场看台），应该就是照片中仅存的那栋带卷棚建筑（18 ）。据此，练勇学堂绝大部分建筑被拆毁的时间，当在1905年至1930年之间。1930年时仅存的“运动场看台”建筑今亦不存，可能毁于1951年至1952年添建小型船艇修理坞道工程。

二、北洋海军练勇的招募

1、练勇的招募条件与来源地域

北洋海军为了保证兵员的基本素质，制订了《招募练勇章程》，对应募者的年龄、身高、文化水平、家庭出身、遵守法纪、乃至招募程序，规定了若干条件要求。

“凡募练勇，年十六岁至十七岁者，按裁衣尺以身高四尺六寸以上为率，年十八岁者，以身高四尺七寸以上为率。凡招练勇之时，须由练勇学堂督操官，或练船管带官，会同驾驶大副、医官三人查看合选，然后收录。凡刑伤罪犯之人，概不得募为练勇。凡应募练勇之人，必须自书姓名，略能识字。凡应募练勇之人，必由其父兄出结，订明年限；如无父兄出结，须有保人出结，方准收录。” （19 ）

练勇学堂所募练勇的地域来源，多以威海、荣成、烟台等沿海船户青年渔民为主。“来远”舰水手陈学海说，所招募的练勇“差不多都是威海、荣成海边上人。” “定远”舰水手陈敬永说，“当时荣成在致远船上参加大东沟作战的有六十人，只活了两人。” （20 ）“致远”舰全舰官兵202人，威海、荣成当地水手就有60人，占近30%，比例是很高的。

其次，来自福建、广东、天津等地的练勇亦不在少数。因北洋海军军官大多出自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籍贯多为福建、广东、天津，所以许多家境平常的亲朋故旧乡友，大多请托相熟的海军军官关照，把男丁送到军饷较高、待遇较好的海军当兵谋生。每当招募练勇时，他们或自己辗转千里投奔而来，或跟随回乡探亲的军官而来，或随北洋海军巡航各海口的军舰而来。因此，形成了北洋海军水手以福建、广东、山东、天津等沿海省籍居多的局面 （21 ）。

再次，由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关系，也有一些来自安徽巢湖和庐江的练勇。笔者曾多次前往丁汝昌在安徽巢湖汪郎中村的故居寻访调查（该村住民以汪姓居多，丁汝昌系由庐江丁家坎村迁居来此），得知当年在庐江丁家坎和汪郎中村，就有许多乡人投奔丁汝昌到北洋水师当水兵。笔者从村民汪国拥家中征集到一件北洋海军水兵用的帆布吊床，据称其曾祖是北洋海军水兵，帆布吊床就是甲午战后返乡时带回来的。据该村多名村民讲：当年丁军门回乡探家，村里十几个年轻人跟他去了威海当海军。甲午海战后，活着的都回来了；战死的，都埋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山岗上，没有尸首的，就只好埋个衣冠塚。海军史研究会陈悦曾亲往墓地查看，看到有三座墓，墓碑上均刻着“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黄海血战阵亡”字样，陪同的村民说，山岗上这样的墓还有好几座。

在英国纽卡斯尔圣约翰公墓里，埋葬着1879年、1886年北洋水师两次赴英国接收战舰期间在此病故的三名水手，墓碑上清晰地记载着他们的籍贯与姓名，分别是：“大清故勇山东登州府荣成县袁培福”（病故于光绪七年），“大清故勇安徽庐州府庐江县顾世忠”（病故于光绪七年），“大清故勇福建福州府闽县连金源”（病故于光绪十三年）。这三名埋身异国的水手，恰是北洋海军水手亦即练勇来源地的缩影 （22 ）。

2、练勇的实际招募情况

常态之时，北洋海军招募练勇的既定数额为250名，然而，考察其数额设定是否合理、能否满足舰队之需，却应置于战时状态之下，以最大限度满足战时备选水手的需要为标准。

“前北洋练勇学堂成例，设练勇二百五十名，从沿江沿海习惯风涛之人挑入，分作三等，以次递升。凡各舰有水手缺额，皆从该营一等练勇挑补。” （23 ）可见，“北洋练勇学堂成例，设练勇二百五十名”，的确是北洋海军练勇营平时的额数。章程规定练勇员额250名。初募时，按照250名员额招满，随着练勇陆续升选为水手后，练勇出现空额，然后再随即招募新的练勇，以补足250人总额之数。

北洋海军练勇的数量也并非一成不变，至少曾两次大量增募练勇。第一次是北洋海军成军初期。1887年，北洋海军从英德订购的四艘巡洋舰同时服役，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此时不仅各级军官大量缺额，原有的水手也远远不敷调用，为了满足新增军舰的兵员需要，必须大量增募练勇。据“来远”舰水手陈学海回忆：他1889年（光绪十七年）被招录为北洋海军练勇，“那一次共招了七个排的练勇。一排二百人，二七一千四。差不多都是威海、荣成海边上人。”实际招募数量达到了练勇定额的5.6倍 （24 ）。第二次则是甲午战争爆发后。为了应对海战造成的水手大量伤亡，练勇学堂临时增募练勇，以备随时增补舰上水手缺额。此次增募虽然缺少准确数字，但据战后日军对刘公岛上清军所作的详细统计，其中练勇学堂练勇400名，这些应该都是新募练勇，并且是未练成的，实际招募人数应远大于此数 （25 ）。

除此而外，还应考察招募练勇的实际执行情况。从甲午战后一些北洋海军中下级军官的检讨中可以看出，在实际招募过程中，确实存在弄虚作假、请托说情等弊端，如虚报年龄和身高、虚假保结、老弱参差、良莠不齐，甚至有不识字者被招募等。

“情面太重。学生、练勇为海军根本，老少强弱，敏钝不齐，难免无碍情荐手之弊。” （26）“海军兵勇招考时，宜择雄壮，不得以老幼相参。” （27 ）“来远”舰炮手谷玉霖自述，他 15岁便参加北洋海军练勇营，便属虚报年岁。“来远”舰水手陈学海，也是虚报年龄，15岁时（1889年）被招录为北洋海军练勇（28 ）。“平时招募练勇，提督须亲身察看，破除情面，挑其年富力强者，派学枪炮船艺，随时责成教习，查其懒惰乖癖者，即行遣革，永不复充。” （29 ）“愿投效海军充当练勇者，须限定年数，方准销差。” （30 ）

正是由于负责招募的军官未能严格按照《招募练勇章程》的规定条件选拔，致使招募的练勇良莠不齐，既有超龄者，也有不足龄者；既有身强者，也有体弱者。入营之后，懒惰乖癖、虚耗银饷者大有人在。再者，由于练勇的服役年限规定不清，练勇技艺甫就成熟，堪选正式水手之时，却请求离营销差者亦不在少数。以上这些问题，自然会影响水兵的素质，削弱北洋海军的战斗力。

3、练勇的薪饷待遇

练勇的薪饷待遇，章程规定分三等：“一等练勇月饷六两，二等练勇月饷五两，三等练勇月饷四两。” （31 ）

“来远”舰水手陈学海于1889年被招录为北洋海军练勇。据称“练勇分三等：一等练勇月银六两；二等练勇月银五两；三等练勇月银四两半。我刚当练勇，是三等练勇，一月拿四两半银子” （32 ）。“镇北”炮舰水手苗秀山，1894年8月4日上船。据述：“（我）在北洋水师统共干了七个多月，头一个月拿四两饷银，第二个月开始拿四两半饷银，第五个月转为正式水手，拿七两饷银，第七个月提升为二等水手，拿八两饷银了。” （33 ）

由两人的口述资料可知，实际上，三等练勇的饷银有四两和四两半两档，与章程规定的四两稍有出入。正是由于练勇的薪饷比较丰厚，三等练勇一个月四两多银子，相当于当时普通五口之家近半年的家用开支。因此投效海军当练勇，饷银足以养家糊口，算是不错的谋生手段。

三、北洋海军刘公岛练勇的训练

1、练勇学堂的人员编制

作为负责练勇训练的重要部门，刘公岛练勇学堂的日常管理工作，主要由督操和学堂委员（文案）负责；日常训练则由操练大副、正炮弁、水手总头目、副炮弁、教习等具体负责。《北洋海军章程》规定：“练勇学堂：用人十四员名，又炮目、练勇二百七十名。委都司督操；设操练大副一员（千总充）；正炮弁一员（以下俱把总充）；水手总头目一员；副炮弁一员（经制外委充）。水手正头目三名（以下兵额）；夫役四名；三等文案支应委官一员（以下差缺）；三等医官一员；教习无定额。正炮目八名；副炮目十二名；一等练勇五十名；二等练勇一百名；三等练勇一百名。” （34 ）

其额设的14员官弁士兵，揆诸相关资料，有名可稽的不过数人。据国内有的史料：督操官刘学礼，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以花翎副将衔补用游击借补精练后营都司，委充练勇学堂督操官，于1891年以参将补用并给予二品封典。其衔级在北洋海军军官序列中是较高的，然查找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等，均无刘学礼其人，其来历与专业背景均不得而知 （35 ）。黄钟英，副炮弁（经制外委）。王劭廉，三等医官。黄金全，学堂（精练后营）委员，于1891年拔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另据日方甲午战争威海卫战役史料载：练勇学堂督操（都司）刘学礼，大副（千总）何金成，二副（外委）孙士经，文案黄金全，水手头目刘长生；炮目2人，教习20人，练勇400人（36 ）。

两相对照，可见练勇学堂人员的实际配备与章程规定基本相符。督操一员（都司），刘学礼；操练大副一员（千总），何金成；正炮弁一员（把总）；水手总头目一员（把总），刘长生；副炮弁一员（经制外委），孙士经；水手正头目3名；夫役4名；三等文案支应委官一员，黄金全；三等医官一员，王劭廉（以上共计14员）。教习，实有20名；正炮目8名；副炮目12名。

担任练勇军事技能训练的教习、水手正头目、正炮目、副炮目等人员，其工作场所并不单一固定在学堂或练船上，而是根据训练科目在陆船之间变换；由于高级教习人才奇缺，许多洋教习更是在陆船之间频繁调动。

2、练船及训练主官的配备

练勇在海上的训练科目主要在练船（训练舰）上完成。北洋海军练船编制有三艘，分别是：“威远”练船、“康济”练船、“敏捷”练船（37 ）。因练船管带、操练大副及教习的专业素养，直接关乎练勇的训练成效，故在此特别列出其主要履历。

“威远”练船，自1881年（光绪七年）起即作为北洋水师练船（38 ）， 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又耗银8000多两进行了改造，既承担天津水师学堂和刘公岛水师学堂驾驶、管轮学生的训练任务，也负责练勇学堂练勇的训练任务（39 ）。同时，在1886年之前，作为北洋水师主力舰之一，参加了平定朝鲜“壬午兵变”、“甲申政变”、“醇亲王大阅海防”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威远”练船管带，1885年之前为方伯谦，继任者林颖启。林颖启，毕业于福州船政后学堂第二届驾驶班、福州船政首批赴英海军留学生（1877-1880年），1889年（光绪十五年）以花翎补授游击，1891年以参将尽先升用并加副将衔。

“威远”操练大副（守备）陈兆艺，福州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四届毕业生，1882年（光绪八年）福州船政局第二批赴英海军留学生（40）。于1889年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升署守备。1891年，“平远”舰枪炮大副陈杜衡升调“威远”操练大副，1894年实授守备。陈杜衡与“康济”练船操练大副郑汝成、“来远”舰驾驶二副谢葆璋，皆为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一届学生，1884年（光绪十年）毕业 （41 ）。1886年，陈杜衡与郑汝成均被选派为第三批赴英海军留学生，专攻操放大炮及枪队阵图、铁甲舰驾驶 （42 ）。

“康济”练船，在“定远”舰来华之前，曾作为水师统领丁汝昌的座船（43 ），1886年改为“专练水手之船” （44 ）。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由于各舰所配鱼雷操作乏人，由提督丁汝昌禀请李鸿章，将“康济”舰改作鱼雷练船，主要用于训练天津水师学堂和旅顺鱼雷学堂的学生（45 ）。

“康济”管带（游击）萨镇冰，福州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二届毕业生，福州船政首批赴英国海军留学生，考入格林尼次海军学院，学业颇为优异 （46 ）。1889年以参将衔补用都司升署游击，1891年实授，同年加副将衔。操练大副（守备）郑汝成，1884年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第一届驾驶班，1886年赴英国留学海军，1890年以蓝翎五品顶戴千总升署守备，一年后以守备补缺后以都司升用并赏戴蓝翎，1893年实授。

“敏捷”练船原系一艘夹板商船，被李鸿章从英商手中购得，改造成专供帆缆训练的风帆练船 （47 ）。管带（游击）戴伯康，与“扬威”舰管带林履中同为福州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三届学生，1889年以蓝翎都司衔补用守备升署游击，1891年加副将衔并赏换花翎。“敏捷”操练大副（守备）一职，1889年时未设。

除此而外，三艘练船还配备了技术过硬的洋教习，教授航海与枪炮技术。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练船上担任教习的洋员有：

雷登·费纳宁（Thomas Layton Finenon），英国人，北洋海军枪炮教习。原在“康济”练船教练枪炮，后调拨刘公岛住岸教操 （48 ）。

马吉芬（Philo McGiffin），美国人，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1886年来华受聘于北洋海军，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后调任“威远”练船航海教习，专管驾驶与测量，兼任刘公岛水师学堂教习。甲午战争期间调“镇远”舰教习。

倪尔森（Robert F·Nelson），英国人，“威远”练船炮术监督教习。提督丁汝昌评价其“教练学生，竭虑殚精，年来颇称得力” （49 ）。

杰克曼（I·J·Jackman），英国人，“敏捷”练船航海驾驶教习 （50 ）。

以上练船管带和操练大副主官的履历，共同特征是，在国内接受正规的海军学堂教育，再赴英国海军深造，接受系统的理论提升与实践磨练，可谓是北洋海军中的精英才俊。航海、驾驶、帆缆、枪炮等方面的教习，均为特聘的专业技术过硬的外籍人士。由他们担任训练舰的管带、操练大副和教习，足见决策者对海军后备兵员训练的高度重视。

3、练勇的训练与考试

练勇训练分舰上训练和陆上训练两部分。要从一名三等练勇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三等水手，最短需要经历一年半严格的训练和考试。

第一年的训练与考试科目，主要是舰船帆缆等初级技能。具体包括：（一）船上各部位名目，绳索名目，并知结绳、接缆之法；（二）船帆各部位名目，并帆上所有各家具名目，并张帆之法，缚帆耳之法，开帆之法；（三）缝帆之法，帆沿打马口之法；（四）能荡舢板；（五）运舵、量水、并罗经体用各法，并船头挂灯之例；（六）会泅水；（七）四轮炮之操法，洋枪刀剑之操法 （51 ）。

练勇的海上训练科目是分阶段在不同练船上进行的。三艘练船的训练职能各有侧重和分工：“威远”练船主司枪炮和航海训练（52 ），“康济”练船主司鱼雷训练（1886年—1888年间，曾作为专练水手的练船）（53 ），“敏捷”练船主司帆缆训练。“训练舰以威海卫为驻泊基地，在芝罘（烟台）、旅顺等山东、直隶沿海进行实地航海演练，有时巡航南洋和朝鲜近海。” （54 ） “威远”和“康济”两艘练船，频繁航行于威海、烟台、大沽、旅顺之间，在训练练勇的同时，还承担了若干军资运输和通信任务。

《招募练勇章程》规定：“凡应募之勇，初上练船，名为三等练勇。在海上习练一年，经练船各考官考试中式者，由练船管带官取升为二等练勇；不中试者再习。” （55 ）

“凡二等练勇考升一等练勇，年须在十九岁以上。其主考官须都司、守备一员，驾驶大副一员，枪炮大副一员，炮弁一员。考中式者，由练船管带官取升为一等练勇；不中式者再习。” （56 ）考试科目含“船艺”和“枪炮”两大项，而以枪炮操法为侧重技能。（一）船艺项下：荡桨、把舵、量水、结绳、接缆、凡水手一切应知之事，如张帆、叠帆等法；（二）枪炮项下：四轮炮操法、大炮操法、洋枪步法、刀剑操法（57 ）。

“凡一等练勇挑补三等水手，不必再考。惟二等练勇在海上历练六个月，深谙枪炮刀剑操法者；或未及六个月，而技艺甚精且深谙枪炮刀剑操法者，均准挑补三等水手。” （58 ）

那么，实际上练勇的训练与考试期限是怎样执行的呢？日本海军参谋部刊印于1890年的关于北洋海军练勇训练情况的情报，可与《招募练勇章程》的规定作对照研究。时北洋海军成军不久，新募练勇（即三等练勇）“由威海卫练勇学堂分派上风帆训练船‘敏捷’号，专门实地教授船艺（即帆缆技术），六个月后进行考试；然后再转派上‘威远’训练舰，教授大炮、航海等，也是六个月后再进行考试；最后根据考试成绩分别晋升为一等、二等练勇，即可分配到北洋海军各舰（进行见习训练）” （59 ）。

看来实际执行情况与《招募练勇章程》的规定略有出入。由此可知，三等练勇最少要经过一年时间的训练，才有资格考升二等练勇。三等练勇经过一年训练并经过两次考试，技艺精湛成绩优异者，可越过二等练勇，直接晋升为一等练勇；成绩合格者升为二等练勇；不合格者仍为三等练勇，须重新训练学习。如此权宜办理，可使优秀练勇迅速脱颖而出，尽快解决各舰水手匮乏的局面。

刘公岛练勇学堂与练船除了为北洋海军训练练勇之外，还应广东南洋水师之请帮助其训练枪炮水手。1890年，南洋水师派12名弁勇，进入刘公岛练勇学堂学习炮术，遗憾的是，由于基础太差，四分之三的人被退回，只得另行补选资质较好的水手前来 （60 ）。

练勇的陆上训练基本与陆军相同，但训练科目较舰上简单，主要是学习洋枪操法、刀剑操法，训练时段则安排在练船坞修或不宜出海的季节进行。洋枪操法，主要由北洋海军中的德国洋员教练。操练刀剑是练勇的传统训练科目，1886年，丁汝昌就曾致信天津军械局东局，请求制作水勇操练用的大刀（61）。不独练勇如此，水师学堂学生也有此类训练科目，后来的烟台海军学校仍然保留刀剑枪操。

如果把视线稍微向后延伸即可看出，北洋海军练勇制度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海军练勇制度的基石，从北洋海军到清末重建海军、民国海军，练勇制度一脉相承且日臻完善。民国初年改良海军练兵制度，新兵由原来的三等练勇改为二等练兵，练兵须经三年训练方成。第一年为二等练兵，练营训练，训练科目有兵操、泅水、舢板、射击。第二年仍为二等练兵，训练科目为或枪炮、鱼雷、帆缆，或锅炉、汽机，或信号。第三年升一等练兵，专门进一步细化，或鱼雷、帆缆、枪炮，或轮机、雷机、电机、修械，或信号等专业，分别登练习舰或进厂训练；然后由三等兵、二等兵、一等兵逐级递升至下士、中士、上士、副军士长、军士长。较之北洋海军时期练勇，训练科目更加专业化，士兵进阶更加规范化 （62 ）。

四、对练勇制度与训练的检讨

1、练勇训练教育不得其人

如果单纯从《招募练勇章程》的规定来考察，北洋海军练勇训练确实与英国等海军强国相差无几，不过，甲午战后北洋海军参战的中下级军官检讨的问题，却为研究者提供了别样的考察角度，并据此得出与表象截然不同的结论。

“海军人材在乎学生、练勇。学生、练勇之贤否，在[乎教习]教育之惰与勤。教习之勤惰在乎学堂总办、练船管带能否精通西学，能否实事求是。故学堂总办、练船管带得其人，则海军人材有自出。总办、管带不得人，其弊二也。” （63 ）

“帆缆练船、枪炮练船、水雷船练船，非熟谙此途者，不可充当该船管带官。即各船枪炮官、鱼雷官、驾驶官，亦当分途专任，不能以学生出身者皆可委用。” （64 ）

“练营练船之设，专为培养人材、及训练兵勇之本。非精明勤奋之员，断难冀其成效。若以闲职人等滥充斯缺，致误大局，为害匪浅。” （65 ）

由此看来，除了管带和操练大副之外，练勇学堂和练船专业教习的任用及专业水平确实是存在问题的。练勇学堂总办、练船管带用人不当，练船管带和教习业务不精，滥竽充数，导致管理松懈，教育不精，训练不勤，为害匪浅。

2、练勇备额不敷战时之需

练勇平时训练看上去比较正规，但存在训练不勤不精的弊端。战争一旦爆发，舰上因伤亡需要补充大量缺额，原有练勇定额不足，只得临战之时增募练勇，又根本没有充分时间进行系统训练，便仓猝登船作战，不仅于事无补，反而贻害不浅，严重削弱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

甲午一役，北洋海军首战于丰岛，激战于黄海，终战于威海，主要战斗员伤亡惨重，平时练勇过少的弊病骤然凸显出来，成为广为海军官兵诟病的海军失利缘由之一。多位北洋海军军官对此不约而同地提出批评：

“船上水手备用宜多。……此次各船虽有添置练勇数名，皆仿绿营气习，临时招募。在岸只操洋枪，不满两月，派拨各船，不但船上部位不熟，大炮不曾见过，且看更规矩、工作号筒，丝毫不谙，所以交战之时，炮勇伤亡不能顶补，只充死人之数。” （66 ）

“备用水手当于平时教练，以供战时之用。至各船各炮以及新出炮弹、引信、准针、火药、装放规矩，皆应时时讲究精熟，然后派在船上，不学而无不能。” （67 ）

“学生练勇已练成者，须广增其额。无事时官兵有假归者，以之代理；有事时官兵有伤亡者，以之顶补，使不至要缺虚悬，滥竽充数。” （68 ）

“各船水手，额数未免太少，及有事之时，甫以新招练勇充之。甚至有不知枪炮为何物者，安求其能精熟演放耶。旧勇阵亡既多，则无人可以升补，此额数过少之弊也。” （69 ）

“兵额不敷。各船临敌，兵额不敷调遣。故练勇分派入船，诸事不谙练，不特有不如无，且因而反害。开仗之后，或亡或伤，无从再补。” （70 ）

陈敬永，“定远”舰水手。“我光绪二十年八月去当练勇，当时没有上船。后来战事越来越紧，我上了定远船。” （71 ）

苗秀山，“镇北”炮舰水手。“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上的船。当时战争已经来了，水师需要人，所以我在西局子练勇营只住了四天就上船实习。” “在北洋水师统共干了七个多月，……第五个月转为正式水手，……第七个月提升为二等水手。” （72 ）

北洋海军无论是《招募练勇章程》的制度设计，还是练勇的招募训练，借鉴和吸收了英国海军新兵训练的经验做法，固然较之旧式水师有了长足进步，然而练勇训练的效果如何，战争是最严厉的“试金石”，如上战后检讨，从不同角度揭露出制度缺陷及其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五、结语

刘公岛练勇学堂的设立，开创了中国近代海军士兵训练教育的先河。不仅学习借鉴英国海军练兵先进的制度和经验，而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若干改良，在练勇训练教育领域作了开拓性的、艰苦有效的探索。

刘公岛练勇学堂对北洋海军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北洋海军训练培养了大批优秀水手，构成了北洋海军的水兵群体，塑造了中国新式海军士兵的良好群体形象。

《招募练勇制度》，是北洋海军关于练勇招募、训练、考试、晋升的制度性文件，不仅有效规范指导了北洋海军练勇的招募训练，极大改善提高了练勇的基础素质和训练成效，也为后世海军练勇提供了引为借鉴的范例，使海军练勇的募练日趋成熟有效。

制度之设，如果单纯以平时之常规常态为衡量，而不从实战特情出发，就是脱离实际的失败的制度。由于制度设计先天不足，练勇备额过于缺少，平时招募把关不严，日常训练要求不高，战时临时招募训练不足等，若干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无声无息地侵蚀和削弱着北洋海军的综合战斗力。

 

注释：

（1）《北洋海军章程·船制》，船上匠役、水手人数系根据章程对各舰额定人数统计而来，从后来的情况看，战时实际人数有所增加。舰船编制中，福龙鱼雷艇当时未被编入序列。见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P745-867，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9月出版。

（2）《北洋海军章程·官制》，设提督一员、总兵二员、副将五员、参将四员、游击九员、都司二十七员、守备六十员、千总六十五员、把总九十九员、经制外委四十三员，共计军官315员。见《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P869-908。

（3）《操演水兵备用折》（光绪六年九月初四日），见《李鸿章全集·奏稿》第3册，卷三十八，P1193，海南出版社， 1999年9月第二次印刷。

（4）《海防用款立案折》（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见《李鸿章全集·奏稿》第4册，卷七十，P2018-2020。

（5）《海防用款立案折》（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见《李鸿章全集·奏稿》第4册，卷七十，P2022。

（6）刘公岛练勇学堂，日军随军记者小川一真所摄，拍摄位置在公所后炮台东侧山上，角度为从东北向西南。黑色大烟囱就是机器局的所在，机器局以西、麻井子船坞以南，有一组规模不小的建筑和堆有煤炭的大片空地，应该就是练勇学堂和操场。

（7）谷玉霖受访时间为1946年5月，时年77岁（威海人习惯以虚岁计算年龄，故实为76周岁），据此推算，谷玉霖生于1870年，进练勇营的时间当在1884年。对于当兵这样一件大事，作为当事人发生记忆错误的可能性很小。《北洋舰队官兵的自述》之《谷玉霖口述》，见《勿忘甲午》丛书之《甲午战争在威海》，P201，戚俊杰、刘玉明主编，戚海莹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8）第一章第二节《海军各机关》之“<卯>海军练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见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P29，海洋出版社，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9）《第八章：北洋舰队的训练与活动》，见王家俭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P345，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第一版。

（10）《北洋海军章程·考校》之《招考练勇例》。见《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P869-908。

（11）《北洋舰队官兵的自述》之“镇北”舰水手苗秀山口述：“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上的船。当时战争已经来了，水师需要人，所以我在西局子练勇营只住了四天就上船实习。” 见《勿忘甲午》丛书之《甲午战争在威海》，P211。

《北洋舰队官兵的自述》之北洋海军练勇苗国清口述：“我十八岁（1891年）入练勇，在西局子两年多，没上船就打起仗来了。”见《勿忘甲午》丛书之《甲午战争在威海》，P215。

（12）刘公岛西炮台，当地人称之为“公所后炮台”、“所后炮台”。一说其因海军公所而名，一说其因丁汝昌寓所而名，然该炮台位于前者右后西北约400米、后者右后西北约200米，二者不仅均相距较远，且“公所后”之方位牵强，故此二说恐不确。有日方资料表明，驻守刘公岛的北洋护军公所就建在该炮台南面，相距约百米左右，所以，此“公所”当指北洋护军公所，该炮台应因其位于护军公所后面而得名。

1890年，山东候补知县萨承钰来威海考察炮台，对该炮台称谓不甚明了，文中描述该炮台：刘公岛“北口建地阱暗炮台，台式系掘深地基，以为地阱，形如满月，中藏阿蒙士庄钢炮二尊。”《候补知县萨承钰上山东巡抚张曜南北洋炮台情形书》（1890—1891年）。见《清末海军史料》，P270，海洋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2001年4月再版。

1891年《李鸿章奏巡阅海军事竣折》，对该炮台作如下描述：“护军于岛北新筑地阱炮台，……安设二十四生特后膛跑，机器升降灵速非常，能狙击敌船，而炮身蛰藏不受攻击，为西国最新之式。”名称同样含糊不清。见《清末海军史料》，P274。

甲午战争中，日军占领刘公岛，将该炮台称之为“刘公岛西口炮台”，《第十一章：威海卫战斗后记·其四—刘公岛西口炮台》。见日本参谋本部编撰《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下卷，P266。

另，关于刘公岛前后威海湾两个海口的方位，威海当地及官方文献皆称为“南口”、“北口”，日方资料中则将“南口”称为“东口”、将“北口”称为“西口”。

（13） 20世纪50年代初，在操场范围内扩建了用于修理小型船艇的拖船坞道和干坞系，使练勇学堂操场旧址及麻井子船坞南岸的现状与原貌相比稍有变化，但总体四至范围基本未变。

（14）照片系英国租借威海卫时期（1898—1940年）档案，由威海市档案馆张建国先生提供。由照片上显示的甲午战争后被日军拆毁的刘公岛铁码头栈桥桥面的痕迹推断，该照片应拍摄于1898年英军强占刘公岛之后不久。

（15）照片系英国租借威海卫时期（1898—1940年）档案，由威海市档案馆张军勇先生提供。照片上面原标题“刘公岛阅兵场上的板球赛（板球场建于1898年）”。拍摄时间不详。照片显示，此时铁码头的东西向“T”字型栈桥尚未向西延长。

（16）照片系英国租借威海卫时期（1898—1940年）档案，由威海市档案馆张军勇先生提供。照片上面标题：“刘公岛阅兵场”。拍摄时间1905年。

（17）照片系英国租借威海卫时期（1898—1940年）档案，拍摄准确时间不详，拍摄角度与注释（6）照片基本相同。从照片中景物变化来看，应摄于英租威海卫后期的20世纪30年代前后，清晰显示了30年间练勇学堂建筑与操场的变化情况。

（18）《协定关于英国海军借用刘公岛上之各项便利》附图，见《英国租占威海卫三十二年》（威海文史资料第十辑）插图（二），P176。威海市政协科教文史委员会编著，1998年8月出版。

（19）《北洋海军章程·考校》之《招考练勇例：招募练勇章程》。见《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P952-956。

（20）这一点应该是可信的。许多参加甲午战争的威海籍北洋海军水手，战后都被遣散回籍。20世纪50—60年代，威海籍甲午战争史专家戚其章先生曾访问许多健在的幸存者，留下了宝贵的口述历史资料。见《勿忘甲午》丛书之《甲午战争在威海》，P203，P211。

（21）林献炘《中国海军职业何以闽人居多》：“舰艇上水兵，闽籍亦占七、八成，鲁籍只有二、三成”。见《清末海军史料》，P605。

（22）对于水手袁培福的病故及埋葬，一同赴英接舰的文案池仲祐在《西行日记》中曾有记述。宣统三年（1911年），程璧光率“海圻”舰赴英国参加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在英期间，为三位安葬在异国的战友重新树立了墓碑。

（23）《筹海军诌议》。1908年清政府计划重振海军，姚锡光上《拟就现有兵轮暂编江海经制舰队说帖》，姚曾长期担任北洋海军文案，熟知北洋海军各项规章及实际运作情况。见《清末海军史料》，P805。

（24）1400名练勇之数恐不准确，但减半数是可能的。见《勿忘甲午》丛书之《甲午战争在威海》，P203。

（25）第十七号附表《清国舰营定员表》，见《秘本征清海战史》（未刊稿本），日本海军军令部编，1895年。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资料室藏。

（26）（584）《张哲溁呈文》（张哲溁，福建闽县人，补用都司，前“来远”舰帮带大副）；见《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P39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27）（592）《郑文超呈文》（郑文超，福建长乐县人，前“来远”舰鱼雷大副）；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P41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28）《北洋舰队官兵的自述》之《谷玉霖口述》《陈学海口述》，见《勿忘甲午》丛书之《甲午战争在威海》，P201，P203。

（29）（586）《沈寿堃呈文》（沈寿堃，福建侯官县人，守备、“定远”舰枪炮大副）；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P405。

（30）（589）《李鼎新呈文》（李鼎新，福建侯官人，“定远”舰副管驾）；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P410。

（31）《北洋海军章程·俸饷》：官弁俸银。见《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P976。

（32）《北洋舰队官兵的自述》之《陈学海口述》，见《甲午战争在威海》，P203。

（33）《北洋舰队官兵的自述》之《苗秀山口述》，见《甲午战争在威海》，P211-212。

（34）《北洋海军章程·船制》将“练勇学堂”归入“船制”项下“练船”类。见《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P859-860。

（35）《海军要缺拣员补署折》（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见《李鸿章全集·奏稿》第4册，卷六十四，P1884。

（36）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练勇学堂编制炮目8名、副炮目12名；而刘公岛陷落时实有炮目2名、无副炮目。推测练勇学堂炮目、副炮目可能战时被抽调补充上舰参战。第十七号附表《清国舰营定员表》、第十五号附表《宣誓放还在刘公岛清国海陆军职员表》。见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秘本征清海战史》（未刊稿本），1895年。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资料室藏。

（37）《北洋海军章程·船制》“练船”。见《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P847-857。

（38）“威远”练船列为北洋水师练船，时间是1881—1882年，《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见《李鸿章全集·奏稿》第3册，卷五十八，P1708。

（39）“威远”练船，三根桅杆和造型独特的风筒是其明显标志，桅杆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帆索，供练勇训练帆缆。

（40）关于续派第二届出洋学生事宜，自1879年（光绪五年九月）沈葆桢奏议，至1881年11月（光绪七年十月）李鸿章奏请，才得以付诸实施，学生出洋则延至1882年3月成行。按照学习驾驶以三年为限的规定，当于1885年学成归国，但李鸿章奏稿中未见。根据福州船政奏议稿来看，确实按期学成回国。《李鸿章奏续选学生出洋折》，见《清末海军史料》，P392-393。

《二届出洋学生援案请奖折》，见张作兴主编：《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卷三十二，裴荫森六），P313-314，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再，林献炘在《中国海军职业何以闽人居多》文中，提及第二届海军留学生回国时间是1886年。见《清末海军史料》，P602。

（41）《海军各学校历届毕业生名册：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历届毕业生》，见《清末海军史料》，P440。

（42）《三届出洋学生学成并襄办肄业各员出力分别奖励折》，见《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卷四十一，裴荫森十五），P402-403。

（43）“康济”练船于1883—1884年加入北洋水师练船序列，1888年被改为鱼雷练船，但船桅和斜桁仍然显示其风帆战船的血统。《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李鸿章全集·奏稿》第4册，卷六十一，P1794。

（44）（104）《致文芝轩》（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见《丁汝昌集》，P61。

（45）“康济”改鱼雷练船工程，在福州船政局改造施工，并安装鱼雷器具，共费银两万四千余两，时间跨越1888—1889年，历时一年有余始告完竣。哈弗燕京图书馆藏王鉴堂抄《康济该修鱼雷练船并添购器具卷宗》未刊稿，海军史研究会陈悦先生提供。

（46）萨镇冰曾任职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后调任“康济”练船管带，颇得提督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赏识。

（47）“敏捷”练船加入练船序列时间为1888年。系1886年在天津购买英商夹板帆船，购买及改造共费库平银22439两。《置买帆船片》（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见《李鸿章全集·奏稿》第4册，卷六十三，P1870。

（48）（175）《致罗稷臣》，见《丁汝昌集》，P100。王家俭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七章：海军改制与北洋舰队的成立”之《表7—7：威海卫、旅顺海军基地聘用洋教习表》，见王家俭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P330。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第一版。

从丁汝昌信函内容来看，“康济”练船枪炮教习、英籍洋员“雷登费纳宁”显然是一个人的名字（因洋教习乏人，一艘练船不可能同时派2名枪炮洋教习，也不可能同时将2名教习调派他处）；而王家俭先生依据日本明治二十七年海军军令部第二局刊《清国海军编制》，将“雷登费纳宁”作为两个人：雷登（Thomas Layton）、费纳宁（Thomas  Finenon），巧合的是两人名字都叫“Thomas”，且均为枪炮教习、英国人，再结合丁汝昌信函判断，恐系日本情报错将一人误为二人，而王先生不辨亦被误。

（49） 丁汝昌函中所称之“倪尔森”、王家俭先生著作中所称“纳尔生”，均为“威远”练船教习，二者疑系同一个人，可能是由英文名字“Robert·F·Nelson”翻译成中文的细微差别所致，故此，笔者认为二者实为一人。见《丁汝昌集》P140之（250）《致罗稷臣、潘子静》，《李鸿章与北洋舰队》P229之《表7—6：北洋海军历年聘用洋教习表》。

（50）日本海军参谋部编：《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P44-45，日本明治二十三年七月（1890年7月）刊印。对照《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之《表7—6：北洋海军历年聘用洋教习表》中所列，其担任职务稍有出入。见《李鸿章与北洋舰队》P330。

（51）《北洋海军章程·考校》之《招考练勇例：招募练勇章程》。见《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P953-955。

（52）关于北洋海军练勇的形象资料较为罕见。有一张练勇们在“威远”练船上的合影照，69名练勇和教官集合在“威远”前甲板上，分成5排，错落有序，他们身穿练勇服，颈挂水手哨，年轻朝气，表情严肃，或站或坐、或蹲或卧，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片中后排左右两侧胸挂怀表、不扎腰带、年龄较大的几人，就是负责练勇训练的帆缆、枪炮教官（士官）。

（53）（104）《致文芝轩》，见《丁汝昌集》，P61。

（54）《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P44-45。日本海军参谋部编，日本明治二十三年七月（1890年7月）刊印。

（55）《北洋海军章程·考校》之《招考练勇例：招募练勇章程》。见《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P953-955。

（56）、（57）、（58）《北洋海军章程·考校》之《招考练勇例：招募练勇章程》。见《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P953-956。

（59）《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P44-45。

（60）（251）《致吴征三》（广东南洋水师统领吴安康），见《丁汝昌集》，P140。

（61）（105）《致潘梅园》，见《丁汝昌集》，P61。

（62）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P411-412，海洋出版社，1987年出版。

（63）（591）《郑祖彝呈文》，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P413-415。

（64）（589）《李鼎新呈文》，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P411。

（65）（585）《曹嘉祥、饶鸣衢呈文》（曹嘉祥，广东顺德人，都司、“镇远”舰枪炮官。饶鸣衢，福建闽县人，“镇远”舰守备）。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P400—402。

（66）、（67）（588）《高承锡呈文》（高承锡，号作舟，北洋海军守备），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P406-407。

（68）（591）《郑祖彝呈文》，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P413-415。

（69）（586）《沈寿堃呈文》，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P403。

（70）（584）《张哲溁呈文》，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下），P397-398 。

（71）《北洋舰队官兵的自述》之《陈敬永口述》，见《甲午战争在威海》，P211。

（72）《北洋舰队官兵的自述》之《苗秀山口述》，见《甲午战争在威海》，P211-212。

 

（作者：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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