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末民初的荣成教育》有感

李继发先生在《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2期（总第45期），发表《清末民初的荣成教育》一文，主要描述清末民初的荣成教育情况。读后，本人对文中多处所述不敢苟同，特在此予以商榷：

一、在第46页（左）第5~6行，文中叙述：1906年创办“荣成县公立凤鸣高等学堂”。其称谓不准确。

据民国《荣成县志稿》所载：光绪三十二年，成立“公立凤鸣高等小学堂”；民国二年改称“乡立第一高等小学”；二十年改称“第三区立小学”；二十三年复改“第三区立凤山小学” （1 ）。可见，该处从未有“荣成县公立凤鸣高等学堂”的称谓，且用此称谓，容易让人误解成是一处高等学府，实际上是一处高等小学堂。

二、第46页（左）第8~10行，文中叙述：谷牧、李耀文、曹漫之、孙季周……等杰出人物，早年都曾学习、生活、战斗在成山卫。这种人名的排列顺序有些不妥。

按早期在荣成（成山卫）生活、战斗的历史及工作经历看：应是这样的排列：孙季周、曹漫之、谷牧、李耀文……（因为孙季周是荣成最早入党和最早期的党组织负责人，在成山发展党员曹漫之、谷牧等人；而曹漫之是李耀文的入党介绍人）（2 ）（3 ） （4 ）。

三、第46页 近代教育发端：之下的第3~5行，文中叙述：田正禄“曾任城厢老县长，……也是成山万亩林海的设计师和奠基人”，文中描述与史实不符。

1、田正禄并未担任县长职务。本人系成山镇人，早年学习、生活都在成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在城厢人民公社党委工作多年。据本人所知，荣成历史上从未有过“城厢县”之称，田正禄也未干过县长之职，此处写田正禄担任“城厢老县长”，纯属子虚乌有；本人曾于2009年采访过田正禄。田正禄系成山镇二村人，据田正禄讲：他在1950年曾任荣成县第五区城北乡（辖城里二村、三村、六村）乡长。经走访成山二村张福惠、成山三村李际信等多位熟悉田正禄当年情况的老党员、老干部核实，1950年田正禄在荣成县第五区城北乡担任副乡长。其时，荣成县长刘昌恒，第五区区长是成山二村人张洪年，城北乡的乡委书记兼乡长是成山三村李世义。其后，田正禄接任李世义为乡长，并非是李继发先生文中所说的什么“老县长”。

2、文中所述田正禄是“成山万亩林海的设计师和奠基人”，所下断语有失公允。成山卫北部濒临黄海，古时风沙肆虐成灾，当地民间曾流传该处沙下曾掩埋过“九庄十八疃”，这里又是老荣成县政府的驻地。因此，历代政府官员都以植树固沙为急务。如清光绪二年（1876年），知县陈懋发动全县商号、富户捐款购置树苗，贫户出义务工，在卫城北部荒滩植柳树近千亩，后因无人管理而全部枯死；1929年，县长张裕良曾责令建设局雇用民工和利用囚犯，在县城周围植树，建成近万亩的中山纪念林。1942年遭日伪军破坏，近万亩中山纪念林所剩无几；1945年，荣成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当地民众成立成山林场，并安排专人进行封滩护林。其时成山林场仅4人，全年植树1.63万棵，压棉槐3.6万墩，受到东海专署通报表扬 （5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更为重视植树固沙，据荣成市老林业干部韩寿栋回忆，1952年他在文登专署建设科（建设科是文登专署负责全区农、林、畜牧等行业的政府主管部门）工作时，文登专署与荣成县政府，曾组织李一岭、张乐民、韩寿栋等林业技术人员，对成山海滩进行过土质、水位、植被、气候等专题调查和林业规划。1953年，荣成县林业所从威海引进黑松树种，发动当地群众，在成山卫城北部海滩植成长7公里、宽2公里的黑松防护林带，1年后大部分黑松枯死。期间，成山六村胡汝壮与六村小学师生栽植的4亩黑松，成活率却极高，时被地、县林业部门誉为“汝壮林”。荣成县林业所总结推广胡汝壮的育苗造林经验，在全县引起积极反响。中共荣成县委、荣成县政府曾发出“根治沽河，大战伟德山，绿化北海滩”的号召。成山区党委积极发动当地干部群众及学校师生，在北海滩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1955~1957年成功地建成成山滩防护林1万亩。成山滩防护林成功的经验，推动了全县海滩防护林的建设。期间，涌现出很多植树造林的模范人物及感人事迹，如前面提到曾创造“汝壮林”奇迹、荣获“山东省林业模范”的成山六村胡汝壮，1959年曾以林业代表身份赴北京参加国庆天安门观礼的成山三村于本荣，担任成山林营队队长的成山二村田正禄，育苗植树能手成山四村的蔡恩书等人。应当说，在成山北海滩植树固沙，建成3万亩林海，是经历了几代荣成人坚持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建国后，历届党和人民政府带领当地广大干部、群众多年与严重自然风沙灾害作斗争的硕果。田正禄曾担任成山林营队长和成山二村林业队长多年，对成山植树造林有贡献。但说成是这一庞大的植树固沙林业工程的设计师和奠基人，未免言过其实。

四、第46页（左）倒数第7行，文中叙述：李耀文（原名张春和，又名张锡坤）”。

这里又名写的不对，应是“又名张锡绅”。

五、第46页（左）倒数第6~4行，文中叙述：田正禄当年在模范小学读书，他和李耀文、张洪民（曾任俚岛区区长，已过世），都成绩优异，轮争班里的前三名。

文中所写张洪民，实际应是指已故离休干部张洪年。张洪年是成山二村人，1946年12月入伍，行政19级干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本人在城厢人民公社党委从事组织及秘书工作，与离休干部张洪年接触较多，经常在一起议论老干部工作。我记得在离退休干部登记表上，张洪年有曾担任过俚岛区区长的记录。日前，笔者赴荣成市第一干休所拜访现年88岁的方家和先生。据方先生证实，1956年~1957年1月，张洪年在成山区任区长，当时他在成山区任区委副书记，1957年张洪年调任俚岛区区长。笔者又赴荣成市档案馆查证，1956年中共荣成县委公布张洪年为成山区区长；1957年2月调任俚岛区委副书记、区长；此后张洪年在俚岛公社历任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等职务。考虑李耀文是成山一村人，张洪年与田正禄都是成山二村人，且张洪年曾任过俚岛区的区长。据此分析，李先生是将张洪年错写成张洪民。

六、第46页（左）倒数第3行，文中叙述：《荣成县志》记载：“清末……”。

这里引用有错误，且不规范。《荣成县志》有三个版本，一是：李天骘纂修、岳赓廷协纂的道光《荣成县志》；二是鞠思敏等编修的民国《荣成县志稿》，（未刻印，现藏于荣成市档案馆）；三是张锡诚等人1963年编写的《荣成县志草稿》（未刻印，现藏于荣成市档案馆）。作者究竟引用的是哪个版本，应向读者明确交代。事实上，作者引用的这段文字，并不是在上述3个版本之内，而是出自1999年版的《荣成市志》（6 ）。

七、第46页（右）第7~8行，文中叙述：田正禄…就读的县立模范小学后来与官立高等小学堂合并，改称荣成县立城区第一小学。其称谓不准确。

据民国《荣成县志稿》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成山书院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二年（1912年），改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二十年（1931年），将县立模范初级小学并入，称县立第一小学；二十三年（1934年）改为县立城内第一小学。李先生在这里，存有两处失误：1、1931年两校合并时，其学校名称分别是：县立模范初级小学和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而非是县立模范小学与官立高等小学堂；2、合并后的学校，初称县立第一小学，1934年改称“县立城内第一小学”，而非“荣成县立城区第一小学”( 7 )( 8 )。

八、第46页（右）第10~12行，文中叙述：……北舍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大庙。……后来改名为武庙。此描述不恰切。

其时，人们所说的“大庙”院内建筑，分东西两侧，各有3排，共有20间房屋，被改为小学校舍。在这六排房屋中间，还有1大间供奉神像的殿堂。另在南门西侧有3间闲置庙房，1940年2月日寇入侵荣成，将此3间闲置庙房加以整修，在里面供放日军阵亡人员的骨灰坛及牌位，将其称为“武庙”，而并非是对整个“大庙”的改称。

九、第47页（左）第10~15行，文中叙述：曹漫之（原名曹元鹏，成山镇成山一村人）……。

事实上，曹漫之不是成山一村人，而是成山三村人。本人经调查、走访许多今尚健在的成山一村、成山三村高龄老者，皆持众口一词称曹漫之是成山三村而非成山一村人。另外该文描写曹漫之的履历很笼统，且不规范，如任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应写：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第一副秘书长兼第一任民政局局长，应写成第一副秘书长兼民政局局长（因组织任命中没有第一任之说）等等。

十、第47页（左）第17~18行，文中叙述：……谷牧回老家时，曾来此探望他的老师。

对谷牧的老师，这样一位早年教学于成山的重要人物，作者竟一略而过，不作姓名及事迹交代，应是文中疏漏之处。此人即当年荣成县立第一高小的教务长，成山一村人唐述尧。（9 ）

十一、第47页（左）女子学校  之下的第2行，文中叙述：……《荣成县志》记载……

提法不严谨，仍犯有上述5 所指出的毛病。实际上，作者引用的是：《荣成市志》（10 ）。

十二、第47页（右）第6行，文中叙述：……成为李耀文、曹漫之初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的地点。这样的人名排序有些不妥。

李耀文是由曹漫之介绍入党，并在曹漫之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里的人名排序应是曹漫之、李耀文。

十三、第47页（右）第13行，文中叙述：女子童子军……每人拿一根棍，一根绳，身上挎着刀……。

此话虽形象生动，但却令人茫然费解。应当向读者交代写明：身上所挎之刀是什么刀？是战场上两军对垒所使用的军刀？还是用木头刻制的玩具刀？或是舞台上表演所用的道具刀？或是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那种水果刀？写文章是要给大家看，对文辞用语应表述清楚。

十四、第47页（右）倒数第1行至第48页（左）第11行，文中叙述：……据《荣成县志》载，蔡秀荣……发动青年组织“河山话剧社成山分社” ……。

1、所写《荣成县志》仍犯有上述5、9的问题，将《荣成市志》误写成《荣成县志》(11)。这里还应增加上蔡秀荣“1938年4月，担任荣成县妇女运动委员”，藉以说明蔡秀荣是荣成县妇女解放斗争的第一位负责人。否则仅凭文中所述“为荣成县立第二小学校长”， 以此说明蔡秀荣是荣成县妇女解放斗争的第一位负责人，论据显得空泛无力。

2、对“河山话剧社”的描述有误。“河山话剧社”的前身是“青年剧团”，发起人是曹漫之、李耀文（原名张锡绅）、王骏超(原名李光熺)等人；1937年7月15日，“青年剧团”改称“烟台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负责人有曹漫之、李耀文、蔡宗保等，骨干成员有李淑媛、蔡玉君、李庆珣、王骏超、刘国珩、李蔚川、蔡秀荣、蔡志勇……等二十多人（12 ）。李先生的文中有三处错误：（1）在“河山话剧社”的前面，漏掉了“烟台”两字；（2）将“荣成分社”篡改为“成山分社”；（3）蔡秀荣不是“烟台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的组织发起者，只是其中的一名骨干成员。

十五、在第48页（左）第13~14行，文中叙述：……跟随曹漫之、李耀文、丁光领的部队一起西进，……。

此处，容易让人误认为丁光领是一个人名。丁光，又名汤丁光，中共党员，是蔡秀荣的入党介绍人。这里应清楚的交待：跟随曹漫之、李耀文、丁光带领的部队一起西进。

十六、在第48页（左）倒数第1—2行，文中叙述：学堂教师学问高深、知识渊博……。等，描述不得体。作为一个早年的农村高等小学堂，其师资队伍，有北京政法大学、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清末一些秀才以及部分从师范学校刚毕业的学生，相继回乡来凤鸣小学任教，的确是人才济济( 13 )。说学堂教师知识渊博、教学得法，深受学生爱戴，没有问题。

但说学问高深，未免有些夸张，不符合实事求是的观点。

十七、在第48页（右）第17~22行，文中叙述：……1938年1月19日，“荣成埠柳乡校起义人员”（即凤鸣学校）在理祺同志和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被编为“于得水任大队长，林乎加任政委”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二大队”。这里存有两处失误：

1、不能将荣成“埠柳乡校”与“凤鸣学校”混为一谈。两校在校址、负责人、学员以及办学性质诸方面，绝然不同。埠柳乡农学校，是国民党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为一体的乡村行政组织，隶属于国民党的地方武装( 14 )。境内于1937年4月设立乡农学校，同时撤各区区公所，原区公所的办公地址变成乡农学校的校舍和办公室。荣成共有6处，每校由校长、教育主任、指导员等人组成，掌管原区公所一切职权，以训练壮丁为主。其时，荣成第二乡农学校住埠柳（今埠柳镇埠柳村南处），校长李葆初、教育主任周士俊、指导员何淑良、军事教员刘鸣均、事务员宋存诚( 15 )。1938年初，全县乡农学校解散。

而凤鸣学校则是境内一处教书育人的正规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曲璜联络武秀才龙泉南、开明绅士刘耀文等，利用原来的凤山古庙宇（在今埠柳镇北约3里许）创办凤鸣高等小学堂。办校初期，由曲璜担任校长，1912年曲璜遇难后，由姚筱珊接任。到1937年，学习班级增加到9个，每班学生达60余人。该学校自开办至1940年2月日寇入侵荣成后结束，具有34年的办校历史，共计培育学生3000余众( 16 )( 17 )。可见，荣成“埠柳乡校”与“凤鸣学校”是互无联系、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学校”。

2、文中所说“在理祺同志和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被编为“于得水任大队长，林乎加任政委”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二大队”，描述不准确。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参加天福山起义的武装人员组成“三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12月31日，发生岭上事件，于得水等几人脱脸，宋澄等29人被捕。1938年1月15日，举行威海抗日武装起义，中共胶东特委重建“三军”第一大队，孙端夫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不久，“三军”第二大队成立，于烺任大队长，林乎加任政委。1月18日，当曹漫之、李耀文、林乎加等人，发动和领导埠柳乡校起义，将队伍开至大水泊，1月19日编入“三军”二大队时，其时的大队长是于烺，而非于得水( 18 )( 19 )。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是以严谨所著称的文史类刊物。本人对《清末民初的荣成教育》，粗略看过一遍，发现在这样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里，竟给读者发出如此之多的错误信息，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据悉，李先生的这篇文章，此前，还在其它不少刊物上有刊载。如在《齐鲁晚报》数字报刊2010年7月15日，以《清末民初的荣成教育溯源》之题发表，内中也存有不少类似问题。编写文史资料，在重视“三亲”原则同时，必须重视对所撰史料加以详实考证。要客观真实准确，经得起历史考验。

本照对历史、对读者、对刊物负责的态度，谨以浅薄之见草拟上文。鉴于本人学疏才浅，上议如有欠妥之处，尚望知情仁君学者不吝赐教。

本文经由张起明、姜宗怀、田荣先生校阅指导，谨致谢意。

 

参考资料：

（1）民国《荣成县志稿》卷五·教育志。

（2）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697~713页。

（3）中共荣成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荣成地方史》，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54页。

（4）中共荣成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荣成历史大事记》，山东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2005年版，第3~16页。

（5）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283页。

（6）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887页。

（7）民国《荣成县志稿》卷五·教育志。

(8) 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888页。

（9）《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10）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887页。

（11）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1094页。

（12）中共荣成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荣成地方史》第一卷，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1页。

（13）荣成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荣成文史资料》第五辑，第149～159页。

（14）荣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荣成市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794页。

（15）荣成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荣成文史资料》第三辑，第161～162页。

（16）荣成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荣成文史资料》第二辑，第40～44页。

（17）荣成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荣成文史资料》第五辑，第149～159页。

（18）《中共威海市大事记》（1930-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6页。

(19)田荣著《威海军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05页。

 

（作者：荣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理事、荣成市卫生局原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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