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倦的精神 永久的丰碑 ——痛悼师友戚其章先生

戚其章先生走了，走的那样仓促。从初次到医院检查到他病逝，仅有47天，临走前连句遗言也没留下。噩耗传来，如五雷轰顶，懵了，悲痛堵满了心口。太突然了！他虽88岁高龄，但身体健康，耳聪目明，腰板挺直，腿脚灵活，步履稳健；精神饱满，精力充沛，笔耕不缀，拼劲不减当年。最近七八年里，他接连有五六部巨著出版。仅在我书案上的就有2004年版的《甲午日谍秘史》，2006年版的《走近甲午》，2007年版的《晚清史治要》，2011年版的《中国近代史新讲》，2012年出版的《晚清社会思潮的演变》。听说还有一部书稿《习史思辨》正在中华书局发排。每读他的新作，都觉兴奋不已，心潮起伏，感佩之情，久而难抑。真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看其身体和精神状态，心想寿长过百不成问题。谁想他健壮而魁伟身躯竟轰然倒下去了。太突然了！令人难以接受。

不久前（2012年5月），他亲自送我新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新讲》，说里面有对钓鱼岛的考证，但觉论证不够，要进一步写专文考论，并嘱我为其新作写个书评。读后觉得《新讲》之新不虚，创见颇多，新意不少，因此写了几点看法交他审定。这期间没听说他身体有什么不适，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征。8月20日下午，他打电话给我，说肚子有点痛，好几天了不好，可能是老毛病肠粘连犯了，要去医院查查。但好久没去医院了，对医院新建门诊大楼（已启用一年多了）不熟，要我和他一起乘院班车走。晚上又来电话，说检查需要空腹，自已找了个车，早一点走。

8月21日，乘班车到医院时，见他已抽完血，神态如常，在等医生给开药。我半开玩笑地对医生说：“这是我的老师，请给好好看看！”他站在一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我一眼，想说句什么，没说出来。没想到这一笑竟成永诀。

他的老毛病——肠连粘我是知道的，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任教时得了结核性腹膜炎，被误诊为阑尾炎，多次手术失败，造成严重感染，久治不愈，留下的后遗症。“文革”以前经常犯病，但都很快就好。这次偶而犯病，虽然时间长了些，但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大碍，以现代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条件，治这点小病就更没问题了。因此没放在心上，也没再相过问。但过了些天，听说戚先生住院了，得了肠癌，需要手术。当时虽有些吃惊，但还没太在意。认为肠癌治愈率很高，治愈的先例不少。前不久刚查过体，尚未发现，一定是初期，那就更好治了。但又过了几天，遇上他的家人，一问，才真正吓了一跳。其家人说：“不好！肚了长满了！”于是跑到医院去看他。他侧卧病榻，闭着双眼，一动不动，似正睡着。他的小儿想叫醒他，叫了几声，他微睁了睁眼，接着又闭上了。见此情状，一阵酸楚，好多想说的话，再也说不出来。让他休息吧，等他好些再说。但老天再没给我与他交谈的机会。

又过了两天，再去看他，他仍闭着双眼，平躺着，消瘦了的面容，没了一点血色。呼唤了几声，他一动不动，眼也没睁，只见他手指动了动，没有说话。似乎连说话、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这时大夫来给也换药，揭开一层一迭的纱布，露出肚皮上的伤口，太吓人了！看了让人窒息，一时连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了。但还是希望奇迹出现，默祷苍天保佑。

但是苍天不佑，奇迹终未出现。仅两天不到，10月7日2时，这个曾与死神有过抗争并战而胜之的坚强山东大汉竟然撒手人寰与世长辞了。悲悼之痛，如乱箭攒心；头脑茫然，如坠五里云雾。

含悲忍痛送走他三个多月了，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这个痛心的事实。三个多月来，时常夜不能寐，如梦如幻，眼前总是晃动着他那高大的身影。

一、亦师亦友  情深谊长

我与戚其章先生相识于1962年初，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末尾，党和政府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充实基层，我奉命从山东大学历史系下放威海。虽嘴上说着响应党的号召，但对下放，心里还是充满失落难解的苦闷。曾向领导提出要求换个较近、较熟悉的地方，如老家潍坊市等。领导坚决不同意，说了好多理由，我思想上的疙瘩都难以解开。这时，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兼《文史哲》副主编韩连琪教授找我谈话。他不是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而是要委托我一件事，到威海抽空去打听一个人——戚其章。说他有文稿在《文史哲》要发，但不知他的身分和政治面貌，要我打听到后来个信告知。

说者本无心，听者别有意。这次不是思想工作的谈话，却成了比做思想工作更解决问题的思想工作。我听了思想上的疙瘩似乎松动了些。心想，戚其章，《文史哲》的作者，能搞研究，与我同好，一定有共同语言。一时好像在迷途的莽原中看到了一个引路的向导，可交的朋友。于是我下定了去威海的决心。

未见面已似神交，一见面果然如故。初次见面的情景永世难忘。

1962年初，三年困难虽即将过去，但是衣食住行还是困难重重。在赴威途中遇到的困难和苦楚，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交通不便，出行难。当时去威海没有直达车，从济南坐火车，到烟台要换乘汽车或轮船。

火车票难买。因近寒假，客流暴涨。再加上一些逃荒的、盲流的，火车一票难求，买票还要介绍信，又没有预售票。启程那天，起个大早，两个朋友帮我用地排车拉着行李（三箱书，一个软包，二三百斤）摸黑到了车站，在寒风中排队排到近中午，才买到晚上的票。三个人饥肠辘辘，疲困不堪。一个朋友看着行李，一个朋友拖我找吃饭。跑遍了大半个泉城，饭店家家人满为患，最后上了高级的聚丰德去吃“西餐”。花八元钱每人吃了核桃大的四个馒头，铅笔刀大的四条小鱼，喝了一碗点了点酱油的“高汤”。吃了后似乎觉得肚子更饿了。但没法，这一天只能吃这一顿了。

好歹上了火车。车厢里挤得寸步难行。熬了一夜，到了烟台。下火车后，急忙跑到汽车站去买汽车票。买票排队的人群，找不到头尾，有人说排了两天都没买上。没法，只好去码头买了船票。但因天气恶劣，船不能开，住在旅馆一困七八天。钱花光了，小件行李失盗，举目无亲，一筹莫展。多亏旅馆有人相助借给20元钱，才解了燃眉之急。一天早上，天还没亮，突然听到开船的通知，急起准备，为找不到搬运工焦急。幸而旅馆人员帮忙截住了一个拉地排车的小孩。他搬不动书箱，只好自搬自拉，匆匆赶到码头，一上船，船就开了。虽然慌张，但上了船，却如释重负，像出笼的鸟一样轻松。忘了寒冷，忘了饥饿，汗流浃背地站在甲板上，任凭风吹浪颠。望着无边的大海，远处的山峦，感慨百端，浮想联翩。在“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遐想中，不觉日已西斜，远山渐近，仓内有人走出来，指指点点，嚷着：“快到了！看见雕山和菊花顶了！”听到叫声，我浑身都激动了。威海的山，威海的水，威海的街道，威海的人，特别是要寻访的先生戚其章，都在我的想象中滤了一遍。曾听到威海的同学描述过这座小城：“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喇叭全市听，一座小楼一饭店，鲸园小巧而玲珑。”果然上得岸来，边问边走。一条马路沿半月形海湾右岸南北延伸，向南不到一刻钟就到了市党政机关所在的人事局。报到后，被分配到马路北头的市教育局，不用半小时就走到了。三言两语被派往威海一中，一中就在教育局旁边。出乎意料地顺利，但却还是难免孤独陌生的落寞之感。到了一中，传达叫了一个学生把我领到一间无人的空房。喘息未定，风尘未洗，就进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头，白白的面孔，魁伟的身躯，和悦的颜色，一派学者风度。一进门就亲切地问：“你是郭墨兰？山东大学来的？”看来，他对我早有所闻，姓名和来历都已略知了。未等我问，他就自我介绍：“我，戚其章。”听到他的名字，惊喜非常。顿生他乡遇知己，一见如故之感。想到临行时韩先生的嘱托，就问：“你是研究历史的历史老师？”他听了似乎有点尴尬，稍作迟疑，看看身边无他人，才轻轻地说：“业余搞点，我是教语文的。”看到他的迟疑，心里有点疑惑。后来才知道，他搞研究是偷偷摸摸，从不在人前谈的，因为在中学教书，特别是在当时极左的环境里，搞研究不仅不受领导欢迎，而且还被视为不务正业，个人奋斗，弄不好会招来不必要麻烦，甚至是莫名的灾祸。因此，十分谨慎，在学校不露一点搞研究的行迹，只有下晚自习，回到家里，十点以后，才是他搞研究的时间。的确，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文革”一开始他就因搞研究而罹祸了。因为只要你出了书，发表了文章，是无法长久保密的。一夜之间他成了黑帮。被打倒，遭批斗，还连累全家被遣送下乡管制劳动，罪名主要是“一本书（指是1962年出版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主义”和“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我也被打成黑帮，蹲过牛棚，挨过批斗，罪名除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外，还有一条——戚其章的“走卒”。

“走卒”是个带侮辱性的骂名，虽不好听，但说到与戚其章的密切关系，我终生不悔，友谊不仅不会因此而变淡，反而是日久弥深了。

说真的，我一生有数位恩师、挚友，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同事的、工人的、农民的都有。但相处最久，关系最为密切、对我帮助和影响最大的要属戚其章先生。五十多年，先后同在两个单位共事。“文革”前同在威海一中任教，“文革”后又同在山东社科院工作。二人志趣相投，心气相通，甘苦与共，忧乐相知，情同手足，亲如兄弟。

在威海一中，我和戚先生虽不在一个教研组（他在语文组教语文，我在政治组，教政治兼语文课），但关系比在一个教研组并不差。教学上得他热情帮助，精神上受他巨大鼓励和鼓舞。我在大学没学过教学法，留校二年多，又从未正式开过课。到威海上课是初上讲台，又是改行，业务全新，一时颇觉过难。特别是语文课，真是不知如何来教。这时他主动来帮助我，听我的课后都是认真分析，诚恳地指出优缺点，并把他的成熟的经验传授给我。然而他对我的更大帮助是精神上的鼓励。当时由于教学工作紧张，对历史专业已无暇顾及，再加上环境不利，对研究已无信心，真有点得过且过，自暴自弃了。这时，他就千方百计地鼓励我。他看了我未发表的论文，就力加赞许。他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出版后首先送我。周末、假日他多次或约我到他家促膝交谈，或约我出门旅游，考察甲午战址遗迹，寻访甲午老人，以作知心会意地交流长谈。谈他传奇般的经历，谈他学习研究写作的心得，特别是谈他如何改行研究历史，又如何从古代史研究转到近代史研究走过的曲折艰难的道路，这些都给我留下永志不忘的感动和深深的巨大影响。他的坚毅不拔的意志、永为动力的爱国情结、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都给我巨大的鼓励和鞭策，使我从沉沦的泥潭中拔出，使我从消沉中奋起，成为我几十年来，与他同心同德，共同在一条战线上拼搏奋斗的强大动力和牢不可破友谊的坚强纽带。是这条纽带在“文革”以后又把我与他纽结在了一起。1979年他被调入山东社会科学院以后，又推荐我于1980年调到了山东社会科学院。

他在历史研究所，我在《东岳论丛》杂志社。在没了禁锢的科学的春天里，在社科院这个大平台上，二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互勉共进三十多年。他的辉煌成就，他的奋斗精神进一步鼓舞和推动着我，不敢稍懈地拼搏努力。如果说我在岗位上没有辜负党和国家、人民的培养，没有辜负老师的教导，没有给父兄朋友丢脸的话，都与戚其章先生的影响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二、爱国的情结、无穷的动力

戚其章（1925-2013）山东威海市人，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担任过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历史学会理事长，山东甲午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山东地方志学会顾问，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委员，山东师范大学、鲁东大学、聊城大学兼职教授等学术职务。

戚其章出生于威海，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威海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战场之一，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地方。戚其章从记事时起，就常听老人讲述甲午战争的故事。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和中国军民抵抗侵略的事绩，随处可见的战争遗址遗物，给他留下了永抹不去的深刻记忆，并由此产生了长大一定立志报国、反对侵略的幼稚的想法。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威海沦陷，再次遭到日本侵略者更深更长更残暴的蹂躏。兽军铁蹄所至，山河破碎，日月无光；魔爪伸处，哭声一片，哀鸿遍野。当时，戚其章小学毕业，正上初中，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军烧杀掳掠的野蛮暴行，亲身遭受过日本兵的无端打骂和种种凌辱。抗日杀敌的怒火在他心中燃烧，国家仇、民族恨的怒潮在胸中汹涌，长大立志报国的心愿日益坚定。初中毕业后，再也不能忍受做亡国奴的痛苦的十六岁的戚其章毅然辞别亲人，逃离了水深火热的家乡热土，一个人踏上了奔往大后方的茫茫征途。整整一年，历尽艰险困苦，通过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于1942年，终于辗转到了大后方的四川，在那里读完高中，考入了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但出于少年立下的志向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攻读理工科专业之外，还关注时政，业余大量攻读历史。这就为后来转行研究历史打下了基础。

为什么转行搞起了历史研究？他说：“是一次不白之冤逼迫的。”中央大学毕业后，1949年出于革命报国的热切欲望，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和总高级步兵学校教员。为了实现报效祖国的夙愿，他加倍努力，钻研业务，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教学工作出色，备受领导信任和同事、学员们的赞许。因此出于信任，领导把一项弹导初速研究的课题交给了他。为了不负重托，他工作更加不遗余力。工作完成了，身体却遭殃了。积劳成疾，高烧不退，得了结核性腹膜炎，被送进了医院，医院却误诊为阑尾炎。三次手术失败，造成腹腔严重感染，久治不愈。危难之际，被转至后方医院，后方医院仍是医疗乏术，医治不力，病情日益恶化，时有生命危险。无望之际，他本人提出方案，自己买药治疗或自寻医路，却屡屡被院方拒绝和批评。实在忍无可忍，自行出院，回到部队，领导将他送至总高步校医院。这下引惹了后方医院，以“开小差”、“逃亡犯”的罪名，销毁了他的组织关系，开除了他的军籍，遣送回乡。迫不得已，1952年春，忍辱负重，离开了心爱的部队，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威海。从此，失去了工作，断绝了经济来源，而病情却迅速恶化。

生活的困难，精神的打击，一度使他痛不欲生。但绝望之时，历史知识和汹涌的大海给了他自强不息的鼓舞和发愤图强的力量。他想到了古代先贤：西伯（周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司马迁发愤著《史记》……李白诗“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名句；看到大海就想：人生如大海，潮起汐落，永不停息，关键是自强不息，发愤图强。求生的强烈欲望，使他下决心与死神抗争。于是自己想法治疗，土洋结合，真的把病情控制住，渐渐好了起来。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稍能起坐，便拿起了笔。轻车熟路，一本《趣味射击学》的小册子脱稿付梓了，但待出版时，一调查身份，又被取消了。

此路不通，另辟蹊径。

当时（五十年代中期），正值史学界讨论古史分期问题和土地制度问题等。“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论点，争论热烈。他说：“我看了觉得各有道理，但都太绝对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应当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于是拿起笔写出了自己的看法。不料一发即中，《历史研究》1955年第五期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信心足了，身体也康复了，之后二三年里，接连有近十篇相关论文在报刊发表。这解决了生活的一些困难，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地方的重视，先被街道聘为民办教师，后又被市里聘为一中的代课教师。”

他说：“有了工作，研究的时间少了。学校教学工作抓得很紧，尤其是对毕业班，为备高考，各科教师都争辅导时间，因此，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九点下自习，都全身心靠在学校。下自习回家以后才是我研究写作时间。”

为什么又从古代史研究转向近代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呢？他说：“这有点偶然，也是必然。近代史是西方列强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要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人民起而反抗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自由解放的革命历史，直接就是爱国主义的教材。转向近代史研究与我从小立下的爱国情结分不开，所以这是必然。说偶然也有点。在教学之余，市里又抽调我编写地方教材和史志，因此得有出门调查访问的时间和机会。编写地方教材和地方史志，除了文献资料，还要进行实地调查。古代的历史主要靠文献资料，而近代的历史则主要靠调查。威海近代史事众多，特别是甲午战争，威海作为重要的战场之一，遗迹遗物遍地都是，但都缺乏有力的保护，破坏严重，急需调查。甲午战争的参战老兵、水手和见证人、知情者，虽然有些健在，但大多年事已高，急需采访，抢救稍纵即失的活资料。因此，借此机会和优越的地利条件，迈开双足，踏遍了威海的山山水水，寻访遍了城市和村庄，搜集到一些口碑资料和文献资料。这有利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使我欲罢不能，越来越觉得近代史研究领域广阔，责任重大，无所旁贷。《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就是我踏入近代史研究之门的最初成果。”

他这本书一出版就送我了，读他书，听他的传奇般的讲述，深为感动，大受鼓舞的同时，又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认为戚其章在中学是大材小用，若在大学或研究单位，以他的才华和水平会有更大作为，会做出更大贡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调到了山东社会科学院，真正证实了我的想法——戚其章才华大展，在甲午战争史研究，甚至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就，树起了一座永立于世的丰碑。

三、不倦的精神，永久的丰碑

是金子总要发光，是人才终会脱颖。这些至理名言用在戚其章身上是再恰当没有了。他在威海苦苦熬了近二十年，虽然出了一些研究成果，有了一点名气，但终究是像锁在“金笼厅”里的大鹏，有翅难展。“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春风吹开了“金笼”，大鹏终于脱颖而出了。1979年春天，他被一纸调令调到山东社会科学研究所（不久改为山东社会科学院），他如狡龙归海，大鹏展翅，一飞冲天了。为了追回流逝的年华，为了弥补二三十年蹉跎的岁月，他拼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夜以继日，伏案疾书，一篇篇论文发表，一本本巨著出版。三十多年来，他在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社出版个人专著16部，主编、编辑著作7种，在国内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享誉海内外。他曾于1988年和1995年两次荣获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和2007年荣获山东省首届社会科学特殊贡献专家称号，其成果曾获国家出版总署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工程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二等奖六项。积三十余年，他将1500万字的成果，呈献给了他要报效的祖国，摆在了世人的面前。但正在他不顾年事已高，忘我地向更高的目标攀登时，病魔倏而夺去了他的生命。戚其章先生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在，他树立的丰碑永存。

回顾戚其章奋斗的一生，有许多感人至深，令人铭记和学习的东西。

首先是他孜孜以求，始终不倦的拼搏精神，永远令人难忘，值得学习。

实难忘，初出茅庐就因大病而蒙不白之冤，身心都受到沉重打击，令人绝望，痛不欲生时，他没有向困难低头，没有向死神投降，而是以顽强的意志，战而胜之，勇敢地站起，立即 投入了战斗。

实难忘，为了甲午战争史的研究，搜集资料，不辞辛苦，背着干粮，徒步跋山涉水踏遍威海及其周围数县市土地，风尘仆仆的身影；也难忘他走南闯北，数次到安微、福建、寻访丁汝昌、邓世昌及甲午老兵、水手的家乡；多次渡海到东北遍访甲午旧战场，以至走出国门、赴英、赴日搜集到国内找不到的大量外文资料的事迹。

实难忘，在患难中表现出他精神闪光的的几点花絮般的琐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黑帮，一度因不伏罪，被关进“集中营”，受监视，挨批斗，遭毒打，在极度的身心痛苦中，还在考虑一个古史研究中学界争论不休的金文“民”字的解释问题及《诗经》中“新田”、“余田”等有关周代农耕制度问题。他当时考虑的问题，形成观点，三十年后都写成论文发表了出来（分别见《中国古代史论丛》第八辑和《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再是，他被打成黑帮，全家被遣送到一个小山庄管制劳动期间，从小未干过农活的他，一天干下来其疲惫可想而知，但回到他那狭小拥挤的小屋，晚上还坚持看书学习写东西。尽管他的书除马列毛著以外，全都被抄家没收了，他还是抱着仅有的这几本马列主义经典认真反复阅读，读后必写心得体会。没有书桌，他就趴在炕上写，而且边写边考虑下一研究课题了。“文革”后他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北洋舰队》，就是那时拉出的提纲，打好腹稿的。

更难忘，是他进入耄耋之年以后，一般都认为他已功成名就，该稍事休息颐养天时，而他却出人意料，精神不减，拼劲有加，产量更多，质量也提高了。当他的《走近甲午》于2006年出版后，认为他对甲午战争研究进行了总结性回顾，该搁笔了，但他不仅没搁笔，反而加大力度扩大领域，从甲午战争史扩大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由中华书局于2007年出版的《晚清史治要》，201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新讲》和2012年出版的《晚清社会思潮的演变》等几部巨著就是证明。其速度之快，产量之高，观点之新，创见之多，较其以前都是有过之而无不不及的。

但当他另一部书稿《习史思辨》付梓中华书局，正在进行新的一部回忆录性的书稿写作准备时，却突然病逝，撒手而去了。

戚其章先生永远地走了，而他孜孜以求，永不疲倦的精神和他用毕生才智和心血建树起来的学术丰碑，却是与世永存，不倒不朽，永远为世人所景仰的。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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