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者的追梦之旅 ——怀念戚其章先生

人贵有梦，有梦就有理想，就有目标和追求。梦是实现人生价值和事业成功的起点。但更重要的，是追梦不舍的行动和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毅力，以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否则梦是难以圆满的。

戚其章先生就是一个有梦而且一生追梦不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不罢休的学者。

戚其章（1925—2012年），山东威海市人，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第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担任过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历史学会理事长，山东甲午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山东地方志学会顾问，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山东省社会科学系列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委员，山东师范大学、鲁东大学、聊城大学兼职教授等社会兼职和学术职务。著作等身，蜚声中外，可谓功成名就，梦得圆满了。可是他自己却不那样认为，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给自己的追梦之旅画上圆满句号。试看他在病中的表现：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肠癌晚期，肚子都长满了，连肠镜都插不进去，开刀以后，已无法切除，无可救药，眼看着病情一天天恶化。家人朋友都希望他说说心事，留下遗言。但二三十天里，他只问了一句“‘十八大’何时召开？”其余一句交代后事的话也没有说。显然，他没有想到病情的严重和死神的无情，心里想的是他未竟的事业，认为这次的病，还和60年前那场大病一样会被战胜，还会从死神那里夺回生命，重新站起，在“十八大”会后的新形势下，再奔一程，为祖国，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但是，非常遗憾，令人痛心：他错了，死神没有放过他，只好抱恨归天，仙逝而去了！

一、爱国情结报国梦

古言“多难兴邦”，俗语“时势造英雄”。人才所出，大抵与时势和人生遭际是分不开的。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著《离骚》，左丘失明其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近代以来，国家暗弱，民族多难：列强交侵，被动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生死存亡，国将不国。民族危机，唤醒了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从而掀起了全民的民族救亡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一批批的仁人志士，一群群的民族英雄崛起，一个个的学术大师应运而生。诚如著名作家《风过华西坝》的作者岱峻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民国时期为什么学界大师层出不穷的原因时说：“民国时期不是个好时期，但学界大师层出不穷，为什么？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民族主义。从鸦片战争到‘七七事变’爆发，那代知识分子遭遇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不幸人生，一次奇耻大辱，一次民族危机，点燃起他们对国家民族的焦虑。于是他们自觉地把救亡图存当做责任，把学术报国当做目标，把国家民族的崛起当做理想”并为之奋斗。这话用在戚其章先生身上也是恰当的。

戚其章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度过的，曾经受到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不幸。戚其章不止一次地说过：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便侵占了他的家乡威海。那时他刚小学毕业考上初中。他亲眼见过日本兽军烧杀虏掠的暴行，亲自遭受过日本兵的无端打骂和不堪忍受的种种凌辱。因为不堪忍受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初中毕业后，他便毅然离家别亲，一个人徒步踏上了奔往抗日大后方四川的征途，并在流亡中艰难的读完了高中。这种国家仇民族恨，他是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记的。

除此之外，他自幼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濡染和受的爱国教育，也是他爱国爱乡和报国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

戚其章的家乡威海市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她地处东部沿海山东半岛尖端，是首都北京的重要门户，海防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明代设卫防倭到近代海军基地建设，都凸显了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在近代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威海又成为首当其冲的重灾区。如在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惨遭日本侵略军的炮舰洗礼和铁蹄蹂躏；在1898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又遭英国帝国主义的强租、强占，残酷统治30余年。这种奇耻大辱和中国军队与威海人民起而反抗，宁死不屈，英勇奋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威海人民不会忘记，并已成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鲜活的生动教材，街谈巷议的普通话题。聪敏好学的戚其章，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身感心受，耳濡目染，深深种上了爱国的种子。当他不堪忍受亡国奴的生活怀着家仇国恨毅然逃离家乡时，他就下定决心，立下了学好本领，长大报效祖国，为祖国的自由解放和繁荣富强而奋斗终生的心愿。当他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他也为了实现报国志愿，对专业进行了反复考虑。他听说南京中央大学前校长罗家伦曾讲过：“我们的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学校对学校。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于是受到启迪和鼓舞，报了中央大学。他又想到近代以来流传的几种救国方案：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等。他认为这些方案都有道理，但科学救国最直接，也就是武力对武力。武器不如人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于是他选择了机械工程系，并且毕业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军，以追寻他“科学救国”、“武力对武力”的救国梦。他又考虑到，史实证明，武力救国虽然直接，但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还在社会制度，在人心，在国民素质和民族精神。因此，他在攻读工程机械学业的同时，不忘他从小爱好历史的志趣，为“教育救国”、“学术救国”做着准备，利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历史书籍，关心历史研究，注意学术动态。因此，当他的科学救国梦断中途时，就毫不费力拿起了教育救国的武器，转向了历史研究，而且选择了最能抒发爱国情结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甲午战争史。

中日甲午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不仅对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发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民族和人民来说，近代以来屡败于西方列强，已觉耻辱难忍，而甲午战争竟然惨败于蕞尔日本，简直忍无可忍。剧大创痛，痛醒了中华民族。反思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透顶，无可救药，无可倚恃。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要救亡图存，只有靠自己。于是觉醒的中华民族，掀起了全民的民族救亡运动。经过半个世纪的前赴后继地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赶走了帝国主义，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解放了全中国。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人民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因此，甲午战争的历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好教材。戚其章在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大展其才，出色完成了这部爱国主义教材的编著，也促成了在甲午战争重地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署建立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建设成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最终实现了他“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梦。

二、艰难曲折追梦路

戚先生治史是自学成家的，道路曲折而艰辛。他原来学的理工，中央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毕业，解放后投笔从戎，先后在华东军政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及总高级步兵学校任教。其间曾出色地完成过组织交给的一项科研课题——弹道初速研究，受到单位领导赞许和表扬。但是，不料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不仅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而且因此蒙冤丢了军籍和工作，从而改变了他的前途命运。当时，他得的是结核性腹膜炎，而被误诊为阑尾炎。三次手术，两次转院，造成腹腔严重感染，不仅久治不愈，而且日益恶化，以至于发生生命危险。在总后方医院治疗乏术，无望之际，他自动出院，回到部队，领导将他转至总高步校医院。这下惹恼了总后方医院，以开小差罪名，销毁了他的档案资料，开除军籍，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精神的创伤，病痛的折磨，生活的拮据，一度使他痛不欲生。但是，当他看到奔腾的大海，想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的古圣贤发愤著作、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诗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古训和未酬的报国心愿，他又坚强起来，下决心与病魔死神搏斗，土洋结合，自己治疗，竟然一天天好了起来。胜利使他振奋，并立即拿起了笔杆战斗了。很快一本《趣味射击学》的小册子完成付梓了。但是一封调查信，出版计划又被取消了。这无疑是当头一棒。但是他并未被击倒，而是在茫然中想到：此路不通，另辟蹊径，踏上了历史研究的途径。

戚先生由理工转向历史，出于偶然，亦非偶然。因为他虽学的理工专业，但却热爱历史，关心历史，业余时间读了大量历史书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又因史学界的环境给了他一个机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他遭难之际，中国史学界正进行一场大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讨论热烈，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戚其章依靠平日积累的历史功底，很快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于是挥笔成章，且寄出每投必中。在三五年里，他在《光明日报》、《历史研究》等国内著名报刊，接连发表这方面的论文近十篇。从此他在史学界有了点名气，也引起了地方上的重视。先是街道办事处聘任他为民办教师，继而市里聘请他编写地方教材和史志，不久又聘他到威海一中当了代课教师。

工作有了，因忙于工作，研究的时间少了。不过因为编写史志需要实地调查，这又为他开辟了一片新的更广阔的发展天地，促使他从古代历史研究转向了近代的甲午战争史的研究。

戚先生的家乡威海市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重要战场，是北洋水师提督署驻地，也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地方，不仅战争的遗迹、遗物随处可见，而且当年战争的参与者（老水手、老水兵）、见证者、知情者有些还健在，调查研究大有可为。戚其章抓住这个机会以抢救者的姿态，背上干粮，迈开双脚，争分夺秒地展开了实地调查。二三年里，他不辞辛苦，踏遍了威海市及周边县市的山山水水，深入村镇，遍访甲午老人，搜集到一大批实物资料、口碑资料和文字资料。一本《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写成并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了。

当然，这本书没有给他带来荣誉，更没有为他的追梦之旅扫除障碍，带来的只是阻碍和灾难。在当时极左的环境里，枪打出头鸟，写书被视为不务正业。平日，嫉妒的白眼，“个人主义”、“白专道路”等流言飞语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被打倒的罪状。什么“一本书主义”，什么“反动学术权威”，一顶顶帽子从天而降，一纸勒令，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无情的批斗，牛棚的棍棒，多因于那本出名的书。

但是戚其章一没屈服，二没放弃，更没后悔，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即使在六七年的禁锢当中，他考虑的仍是历史研究。因此平反不久，一部新著《北洋舰队》便脱稿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特别是“文革”结束，他被调往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后，沐着科学的春风，站在学术自由的大平台上，他才华大展。为了追补前三十年蹉跎的岁月，为了追回报效祖国的旧梦，他拼了，发愤忘食，不舍昼夜。1979年他55岁调入山东社科院至2012年88岁去世，33年间，他共出版专著16部，主编和编辑著述7种约30册，发表论文200余篇，合计1500万言。这样的高效率，在当今史学界是不多见的。

戚其章的著作，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字数问题，其质量，其学术价值是学界公认的。正因如此，他曾于1988年和1995年两次荣获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和2007年荣获山东省首届山东社会科学特殊贡献专家称号。其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出版署颁发的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工程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二等奖六项。这也是在全省甚至全国史学界少见的。这就是他向祖国人民的献礼，一座用毕生心血铸造的学术丰碑——甲午战史研究的里程碑。

三、科学精神追梦诀

戚先生认为，历史是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要的是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人们推崇秉笔直书，那是流传数千年的优良史学传统，但秉笔直书也有局限，那就是必须亲历亲见的实录。但历史研究用的是过去的史料，就说不上秉笔直书了。历史研究不仅要“求实”，而且要“求是”，即通过史实发现和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即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这样单有秉笔直书就不够了，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要求历史研究必须具备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占有史料。戚先生认为，全面占有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起点。不全面系统地占有史料，研究便无从谈起，否则便难免片面和讹误。古代史除了文献资料，有些还要求考古资料的确证。而近代史，除了文献资料，有的也需要考古特别是实地调查的资料。戚其章对此十分重视。他不仅有专文论述调查材料对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意义，且躬行践履，在甲午战争史研究的过程中，他不仅跑遍省内、国内有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访问，而且还走出国门到英国、日本等地搜集到大量外国的有关资料。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10册500多万字，中华书局版），就是他在国内外搜集到的新资料。全面掌握史料，科学地研究运用史料，使他得心应手，顺利地完成了一部又一部，一篇又一篇高质量的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著。而且他的调查资料，也确实在他的研究中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解决了许多长期争论不休、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的问题和许多历史悬案、谜案。如丁汝昌的出生年月，文献没有记载，论者或存疑，或臆测，或推论，五花八门，难以据信。为解决这个谜案，他数下安徽庐江，深入到丁汝昌老家，反复工作，说服其后人，将埋于地下数十年的《丁氏族谱》挖了出来，并征得当地知情群众的认可，终于解开了这个谜案。

第二，辩析史料。因为史料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交战双方中国的和日本的，其次是旁观者第三方，如英国的，美国和德国的等。其中有亲历亲见的当时记录的第一手资料，但也有道听途说的，或后人评论的第二手资料。由于各方的利益不同，立场观点各异，或者视角不同，所见一端等等，这就为史料的真实性大打折扣。敌方的材料，难免为逃避罪责，掩盖罪行，嫁祸于人，极尽捏造歪曲之能事形成为假资料，如丰岛海战是谁挑起的？日方材料异口同声地说是中国先向日舰开炮引起的。这就是强词夺理，嫁祸于人的假资料。事实是日军早有预谋，精心准备，向中国舰队发动袭击，首先开炮的。因此，对敌方的材料，必须认真核实，否则便会上当。即使是我方的材料，有些也因出于个人的好恶、恩怨、亲疏等关系的原因，也会有偏颇不实，甚至是恶意报复，捏造事实，进行陷害的假资料。如对黄海战役中定远舰管带总兵刘步蟾的表现，就有完全相反的记载。一说刘步蟾是贪生怕死的懦夫，一说是英勇善战，指挥若定的爱国将领。第一种说法，流行很广，且被权威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等写进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又被电影《甲午风云》作为反面人物描绘成无耻的民族败类。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影响既深且广，因此，不全面占有史料不认真核实史料，便会以讹传讹贻害无穷。但只要认真核实，问题是不难弄清楚的。查其资料来源，一是编修张百熙的一个奏折，说刘步蟾在中日黄海海战中“尤为庸懦无耻”，开战之前，即“战栗无人色”；战斗当中又“伏匿内仓不出”。但细看上奏时间，是1894年8月31日，比9月17日黄海大战发生早了17天。是张百熙未卜先知，还是张冠李戴，将丰岛海战写成黄海海战？如果是错将丰岛海战写成黄海海战，那么丰岛海战刘步蟾并未参加，故此种所谓的第一手资料实则是毫无实据的道听途说或误记。

二是洋员定远舰副管驾英人泰莱（即戴乐尔）30年后写的回忆录《中国记事》（译名《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说“总兵刘步蟾为一变态懦夫，不独临危丧胆，且用尽机智，不惜任何牺牲以求免之”。即说刘步蟾为保全自己，不惜牺牲他人，任意改变舰队队形。但查考起来不难发现，这完全是恶意捏造的诬陷不实之词。因为泰莱野心勃勃，屡次谋夺指挥权，都被刘步蟾识破阻止，于是怀恨在心，30年后犹耿耿于怀，故以战役亲历者身份，写进回忆录加以诬陷。而有些作者不加辩析当做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据此定论，造成一大冤案。

另外还有济远管带方伯谦是逃将还是战将？丁汝昌是否投降？也有两种相反的观点，长期争论不休。对于这些问题，戚先生都是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一一辩证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终揭示出其真实面貌的。

四、追梦有路勤为径

古人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苦奋斗，拼搏不已，正是戚其章追梦圆梦的根本手段和途径。戚其章88岁的人生，可以说有近80年是在拼搏中度过的，直到被病魔拖进医院的前一天，他还在不分昼夜地挥笔疾书。

戚其章从小生活在海边。大海的涛声，使他深深体会到自强不息、不舍昼夜的精神力量，自小学习自觉勤奋，即使是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的岁月，在流离失所甚至是被打倒、挨批斗的环境中，一天也没有放弃为追梦而进行拼搏。他在部队工作期间，其拼劲可以用“不要命”三字来概括。为了出色完成组织交给的一项科研项目而不遗余力地拼到积劳成疾，差点搭上性命。

在蒙冤居家、抱病探路的数年里，他完成了《趣味射击学》（未刊），发表了《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替汉代奴隶所有者算一笔账》（《光明日报》1957年4月11日）、《我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史学月刊》1958年第1期）等古史论文近10篇；出版《中日甲午威海之战》（196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899年威海人民的抗英斗争》（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除此之外，他还同时参与编写威海市志和乡土教材；还有许多鲜为人知、“文革”中被抄没的书稿和文稿，如《诗经辞典》、《古汉语语法》等书稿五部和数篇有关古代土地制度与山东农民起义的论文。这些都是在业余时间晚上9点以后的灯下完成的，这是怎样的一个工作量？又是怎样的写作速度？没有日夜不休的拼搏是完不成的。然而这些工作并未计入他1500万字的业绩当中。故这段岁月被他说成是蹉跎的岁月。但蹉跎之中，他并没有少费心血，没有一刻停止追梦的步伐。

然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在“文革”中，被打倒、被批斗、被遣送下乡劳改的那段岁月。他从小生活在城市，从未参加过农业劳动，推车打担他要比别人付出双倍的辛苦。但他在劳累一天之后，夜里还要挑灯夜战，抱着仅有的毛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边读边记。没有书桌就伏在炕沿上写读书笔记。在牛棚中，犹忍着触及灵魂的皮肉之苦，考虑学术问题。如对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金文中的“民”字问题和《诗经》中“新田”、“畬田”有关西周农耕制度问题，就是在牛棚中靠记忆对各家观点进行分析后，得出了自己的看法，并用捡到的烟盒纸片，记下提纲，打好了腹稿，三四十年后写成论文《民氓新探》和《甲骨金文偶拾》分别发表在《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和《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的。这种拼搏不已的精神，可用荀子说的四个字概括，叫做“锲而不舍”，再简要一点，就是两个字：“勤奋”。

勤奋既是戚先生成功的要诀，也是他一生遵循的人生理念。“人生之计在于勤”，“天道酬勤”，“业精于勤”等格言成语，他从小就牢记、铭刻在心，并成为他自觉和不自觉的生活习惯、行为定势了。

他自己总结有五勤：眼勤、手勤、腿勤、口勤、脑子勤。

眼勤而且好使。阅读，手不释卷，自然是他的习惯；观察社会，对周围的事事物物，注意观察，目之所及，很少能逃过他的慧眼。记得他说过一件事：“文革”蹲牛棚时，有外调人员找他调查，拿出一个纸条，刚一展开，大概调查人自己还未看完，他隔老远已瞥见了上面内容，作好了回答的准备。出门调查或参观，同行人看不到的，他都收入眼底，记在心里或纸上，回来整理成有用的资料。

手勤，总是笔不离手。读书随读随记，但不是抄录资料或作卡片，他记性超人，对所有的资料，一般读过就能记住出处，或折个书角或夹个纸条，到用时一翻即找到。他认为作卡片，抄资料浪费时间，他要记的是心得体会，偶有所得，便顺手记下来。这样积少成多，形成观点，写成文章。最能体现他手勤的是调查访问、开会座谈或听讲、听报告，对于那些无书可查的耳闻之事，是有闻必记。他的采访记录，一本又一本，且大多见于他的论著中，成为一大特点。我听他讲过一个故事，山东社会科学院首次评学术职称，他作为评委之一参加。当时评出一批中职，但在上报时却找不到确实的记录，各位领导和评委也都记不清了。最后，在他的记录本上才查到了，否则便成为一大笑话。戚先生不会电脑，不会打字，所有书稿文稿都是用手写、手抄的。30年中，仅出版和发表论著就达1500万字，再加上那些未能面世被抄没与废弃的手迹稿纸，试想他一天要写多少字呢。

腿勤、口勤。二者主要指的是他在调查访问中，不辞辛苦，走南闯北；不惜口舌，不耻下问，终于抢救、挖掘、搜集到至今现有文献找不到的罕有的鲜活资料。戚其章先生的甲午战争研究的成功，可以说是由调查访问起步、入门，而踏上康庄大道的，也可以说戚其章是由调查研究起家的。

脑勤，勤思、勤辩。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韩愈说：“行成于思，毁于随”。戚先生把先圣先贤的名言牢记在心，从实践中养成了勤思善辩的习惯。对问题，不随俗，不跟风，不谜信权威名人。总是在全面掌握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认真辨析。如对刘步蟾的评价问题，在他刚起步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几乎一边倒，认为刘步蟾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庸懦无能的反面人物。因为早有权威人物先入为主的定论。如早在1938年蒋廷黻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和范文澜196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都是那样说的，学界谁能怀疑？谁敢质疑？而戚其章就是最早提出质疑，为刘步蟾翻案的人。因为他在实地调查、采访当时甲午老人过程中，得到的见证者的材料与学界流行的观点不符，于是起疑，并进而查阅当时的有关史料，终于找到了真实的记载，而且也找到了流行观点的材料来源的错误：如1894年8月31日张百熙的奏折和泰莱即戴乐尔的回忆文字之不实。奏折时间比折中说的战事早了17天，怎么能是事实呢？泰莱对刘步蟾怀有怨恨，怎么能不借机报复进行诬陷呢？而大量材料如定远舰水兵陈敬永、陈学海等人亲历的口述材料，丁汝昌的海战报告，以及日方的战事记录等，都说刘步蟾是英勇善战，指挥有方（丁汝昌负伤后，代为指挥），冲锋在前，多谋机变，战绩辉煌的爱国将领。因此，戚先生早就作好了为刘步蟾翻案的打算，只是畏于险恶的极左的环境和在当下批判“翻案风”的风口上，没有写成文章发表。当1962年彩色电影故事片《甲午风云》把刘步蟾写成民族败类、且公映后好评如潮时，他再也忍不住了，提笔写了篇《<甲午风云>的得与失》评论，谈了对刘步蟾的评价问题。寄出后未能被采用。尔后在著名作家田汉到威海考察时，谈到《甲午风云》，戚其章在座谈会上透露了自己对刘步蟾的看法，在极小的范围内公开了自己的观点。岂料这一“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观点竟然成了在“文革”中被打倒、被批斗的一大罪状。但戚先生并未因此而后悔，而是更鼓足了勇气，为进一步为刘步蟾翻案进行准备了。因此，“文革”一结束，他的文章便写出来了。1977年春，在接受辽宁大学历史系师生采访时，就谈了他《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的问题，不久又在沈阳召开的《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一石激起千层波，他的这个观点立即引起学界重视，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经过数年讨论，到1984年，甲午战争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就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刘步蟾的冤案终于推翻，恢复了名誉。

结束语

戚其章一生勤奋，不知疲倦，而且越战越勇，直到生命的尽头，精神不减。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出成果之多，有逾当年，而且开拓领域，跨入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戚其章的晚年可用孔子所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来概括。他80岁以后的8年当中完成出版的巨著就有2004年的《甲午日谍秘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的《走近甲午》（同上），2007年的《晚清史治要》（中华书局），2011年的《中国近代史新讲》（同上），2012年的《晚清社会思潮的演变》（同上），还有已付梓的《习史思辩》和正在酝酿写作的《回忆录》等，除此之外还发表论文一二十篇。

戚先生走了，走的那样突然，住院前没有一点征兆。

戚先生走了，带着未了的追梦心愿。

戚先生走了，默默地，没有留下一句遗言，病危中只说过一句话，问“十八大”何时召开。看来直到咽气，他也没有想到死，没有想到会死，否则不会不交代后事。他只问“十八大”的事，说明他想的是定能战胜死神，继续他未竟的追梦之旅，“十八大”后在新的形势下做出新的贡献。

戚先生走了，留下了巨大遗憾：他自己认为追梦之旅没有画上圆满的句号，他的回忆录还没开篇。这是他自认的遗憾，也是留给后人的一个遗憾。这无疑带走了他的许多要说的话和事。这些话和事也就成了不解的秘密，为后人对其评说带来许多困难。但是——好在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座永立的学术丰碑和他那与世长存的精神。

安息吧，戚其章先生！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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