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波磔”中的大写人生 ——读王家俭教授自传《梦影萍踪》

一直以为，在当下，写自传是一件须慎重的事。

读王家俭教授自传纪实《梦影萍踪》，其草根一样平易的心态，泥土一样朴素的文字和情感，让读者不由地跟随“一个农村子弟的奋斗”足迹，走进一个动荡的大时代历史场景。就地理空间而言，作者从大陆到台湾再到晚年定居温哥华；就时代背景而言，其人生90载，历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此后便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两岸对峙。其间，抗日战争时期，作者曾作为一名学生兵投笔从戎；居台47年，“白色恐怖”时期曾身陷囹圄，九死一生；离乡42年后踏上探亲祭祖的归程，双亲早已亡故，“访旧半为鬼”。尤其是，美、日、韩等国围绕西太平洋地区海上霸权、领土争端的所作所为，对两岸关系所产生的至深至剧的影响，等等。被抛入上述时代潮流以至历史漩涡的个体生命，其诸多原本属于个人“一鳞半爪生活的脚印”或耳闻目睹的社会事件，于不经意间一一成为历史的见证；其人生图式的曲线，则扫描了一个大时代的缩影。

是谁说过，什么是历史？它是与人类尊严密切相关的伟大的集体记忆。

从这一意义上说，作者这部“口述史”式的个人传记，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史”的价值，以及“以小见大”学术品质。以笔者之见，此两者皆弥足可贵。

一、心志弘毅——惟德动天

作者出生于安徽涡阳乡间。其父正直侠义，慈母温良贤淑，家风淳朴、家规严整。因环境所限而未能读书的父亲，特别重视儿子们的教育，儿时的四兄弟常为父亲朗读《东周列国志》、《封神榜》等中国传统小说和武侠小说，其乐融融。及长，作者随同酷好读书的兄长们读过《儒林外史》、《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代名著，以及历史演义、武侠小说、通俗鼓词等大量文学作品，包括长兄从上海买来的介绍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并附有多种戏目、戏词和剧照的《京剧大观》，以及两大本中国和世界地图……等等。以至，“殷庙集上没有任何人家、机关或学校有如此之多的文化财富。”此外，乡间的说书、打花鼓、梆子戏、杂耍等民间艺术，以及传统节庆、婚丧嫁娶等礼俗风情，同样给了作者最初的人文滋养。

王元化先生在《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丛谈》一文中，曾引前人：“二十四史忽化身而能语，自声入心而通”，以阐明民谣、格言、唱本、评书、传说、神话、小说、戏曲乃至宗教故事对民间文化心理的间接影响，认为“其中所蕴含的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细细打望作者为人处世之毕生准则，莫不信守四维、五伦等传统道德伦常。除了教育程度与文化修养，还应该得益于儿时的故乡生活——传统人文理念的底子早早在骨质里扎下了根，从而奠定了作者笃志好学、正直守信的品行，而爱好读书的习惯则让他受用终生。

曲折坎坷、锲而不舍的求学经历及其治学历程，最是体现作者坚忍不屈的心志。

少年时期，正值读书的大好时段，因战乱流离数度失学而求学不辍；弱冠之年赴台，因生计所迫或无辜的政治迫害——即使历经牢狱之灾，身处逆境、穷愁潦倒，依然不堕心志。终以坚忍毅力完成学业，并以诚笃深厚的学养、严谨端正的治学态度，得以执教高等学府和进入高端学术研究机构。

作者“生平努力，夙夜匪懈”的治学精神，向为同道所折服。其教书育人的师者风范，同样有口皆碑。作者坦陈：“教育工作是良心的事业，只要是对学生有益，即使增加了许多的负担，自己也乐在其中。”因此，数十年如一日在自己服务的教职上兢兢业业，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为乐事。期间，在两岸对峙、立场互异的那些年，对一些有政治异议的历史事件，教师们为慎重起见，常常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然而，出于个人“对史观——即立场问题的重视”，作者本人则不然，为了青年学子“知的权利”，照常依据历史事实讲授。由于“所持立场客观公正，幸得无事。”读诸如此类文字，感慨之余，当真为作者捏一把汗！

同样，为了一份师者良知，即如应邀赴香港珠海书院短期讲学，即使批改作业到“头昏眼花”的程度，也竭心尽力指导学生完成“万言书”式的读书报告，以训练他们撰写学术论文的方法和功力。

谦谦君子，立身行道。端方正直、常怀感恩之心的人，即使遭遇命运的低谷或阴霾，也必定时时沐浴上天的阳光、友谊的福音。

作者感恩亲情暨故乡故土的养育；感恩患难之交的良师益友；感恩爱妻相夫教子之辛劳，甚而感念茫茫人海中的一面之缘、滴水之恩。如小学时期，对其国学奠定了初步基础的殷宗陵老师；中学时期，顾怜其家境贫寒而安排他做工读生的陈龙楼校长；大学阶段，则有“在学业方面影响自己最大”的郭廷以老师及其他十数位师长学友；再如白色恐怖时期，出面为他“作保”的丁权、王晓夫先生等生死至交。侨居温哥华后，亦不乏学术同好，即如以《钓鱼台列屿——历史与法理研究》而名重的郑海麟先生，以及张志业、丘慧芬、杨讷、李华麟等一批“可漫谈学问”的读书君子。2002年，已是八十高龄的作者，借赴港参加学术活动之机，偕夫人特地拜访张基瑞老师暨师母。

在诸多师友中，作者特别提到“大陆甲午战争史之权威”戚其章教授、著述颇丰“分析晚清政局和人物鞭辟入理”的年轻学者姜鸣教授，以及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开创人戚俊杰馆长等一批海军史研究之同道挚友。其中，姜鸣教授推荐北京三联书店再版作者《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一书，凡7000余册，于年内售罄，创下大陆多年来文史著作出版之“异数”。作者捐赠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藏书之最初动议，既着眼于甲午战争研究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海防思想以及未来安全的深远影响和现实意义之思考，亦出于对戚馆长之学术人格的了解与敬重，始于2005年“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与之达成初步意向。

2012年，作者将其个人学术专著以及藏书，总计19箱2000余册，捐赠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这是该馆建馆以来，所接受个人捐赠图书资料数量最大、学术品位与收藏价值最高的藏书。

从垂髫少年到华发老者，在《梦影萍踪》一书中，作者对于不下四五十位良师益友的绵长回忆，其感戴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油然生发“岁月多长，思念有多长”的温润情愫和由衷感动。作者并且还说“自己也愿意永远原谅那些打击陷害过我的人们”。

出于对中华文化命脉兴衰存废， 对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共识与担待，作者甚而感念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前辈国学大师，以至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等以下几代学人，不遗余力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之举，并对此以手加额表达赞许与敬意。

纵观作者毕其一生的学术研究活动，重寻中华文化之价值认同部分占相当比重。退休之后，依故一如既往埋首著述，尤其不辞舟车劳顿，远涉重洋，参加海内外相关学术活动。诸如长期参与温哥华“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学术活动，参与“对日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五十周年纪念会”演讲，远赴美国参加“中国族谱及方志学术研讨会”等项。其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冲突及整合》、《走出百年苦难——关于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对话》等演讲、对话，在听众中产生强烈共鸣与反响。其维护中华文脉永续不衰之笃诚心志，同样令人感佩。

二、萍踪留痕——探骊得珠

作者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始于1960年代初。粗略梳理其四十余年之学术研究成果，大致为《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等8部学术专著、《海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等14篇晚清思想文化史论著、《清季的海防论》等23篇中国近代海军史论文、《文祥对于时局的认识及其自强思想》等19篇关涉“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论文、《明治初期日本汉学家冈千仞的访华观感》等7篇多领域学术论文、《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5-1991）评介》等9篇书评、编辑《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1825-1861）》等3部（多卷）……。如此阵容的学术论著，令人叹为观止。

回顾作者之学术生涯，其笃诚心志，可谓毕生不懈。

1957年，作者调往省立新竹中学任教，即有志于投考台大历史研究所。报名条件须交一篇读书报告和一份日后研究计划。老同学吕实强代借来魏源多达百卷的《海国图志》，作者夙兴夜寐，逐细研读，不但完成研究计划顺利考上台大史研所，1963年又以《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并从此与魏源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其后诸如《魏源年谱》、《中国历代思想家——魏源》、《魏源的水利议——兼论晚清经世学家修法务实的精神》、《魏默深的史学与经世史观》等系列论著，皆缘起于此。

1970年，作者已逾知天命之年且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学业上的精进而抛家舍业，只身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正是在这一时期，作者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海外第一手有关北洋海军史料。诸如官方文书中，有大英博物馆的英国外交部档案、海军部档案、英国国会文书等；此外有亚非图书馆、牛津大学东方图书馆的《北华捷报》、《天津中国时报》等等。其中，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发现的整套十大册《北华捷报》，作者日后研究旅顺建港、琅威理辞职风波等课题，多多得益于这批难得一见的史料。其中，作者根据在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图书馆查阅毕业生名单所获，首次揭开此前有关严复与伊藤博文为该学院同班同学之误传，颇为学界所重。再如，借研究北洋海军之便，作者依据丰富翔实的史料，所著12万余言的《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使国人得以从中了解历史真相，从而澄清其前的诸般讹误与谜团。

1979年，作者已逾花甲之年，再度申请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访问。在搜集近代中国海军史料过程中，意外发现包括范围相当广泛的大批日本海军资料，其所搜罗的北洋海军资料丰富详尽，从中足见日本侵华之野心蓄谋日久，令人惕悚。作者尤其注意到，甲午战争对于美国海军战略专家马汉将军的影响：“至此，（马汉将军）始将其研究目光（由欧州）延伸到远东。……其联日主张，更影响到日后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而使日、美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势力联为一气。”此论，尤发国人深省。

在此过程中，作者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社会史、中西关系史等诸领域，大大开拓了学术视野，对其日后教学研究工作，亦殊多助益。

1980年代中期，作者应邀赴香港珠海书院讲学。在简要介绍珠海书院情况的文字中，透露了如是信息：抗战期间“以曾有不少自大陆南下避难人士，在赴台之前，曾在此短暂任教。……皆为佼佼者，使该校引以为自豪。” 其中提到著名学者董作宾先生。倘时间允许，让我们顺着董作宾一行“南下”的足迹逆向北上，沿长江南岸一直追溯到四川宜宾东郊的李庄。日寇侵华期间，李庄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一大批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学者会集在这里，披肝沥胆、信念坚定，成就了一部不朽的民国学术史。其中，被称为中国“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先生，和他的助手在李庄戏楼拼起的门板上写成《殷历谱》一书。这部耗费十多年心血的巨著，为中国学术争得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1946年，国民政府颁发了嘉勉令。

其他如罗香林、饶宗颐、黄文山……等等。在《梦影萍踪》中，似这等大师级人物，俯仰可见。将每个人展开来，无一不是历史横截面上的一部大书。

王尔敏先生在《李鸿章与北洋海军·序》中，如是评价作者之学术立场：“识断之超然，正是无党无偏。……乃学界中有深心坚志之良史也。”作者的政治立场 “无党无偏”，同样是其持中守正、坦荡磊落、出以公心的人格写实。

即如谈到台湾的教育状况，作者以为“颇值一记”的有如下几点：一为九年国民教育之实施，使台民受惠殊多。二为尊孔崇儒风气之倡导，每年孔诞必于台北、台南分别举行祭孔大典。三为教师节之重视。四为对于著名学者之礼遇。五是广纳海内外知识分子对国政之建言……。

作者对于蒋氏父子政绩之评价，亦可谓切中切肯。其中，对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平定两广，实行北伐，统一中国，领导抗战”诸方面不乏褒赏。当然，对蒋氏“攘外必先安内”之独裁、企图依仗美国“收复中原的计划”等等，亦直言不讳。

三、念兹在兹——国脉不隳

众所周知，日本侵华之蓄谋，早自400多年前的幕府时代。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对外实施扩张。1874年，制造借口率兵入侵台湾东部；1879年在琉球废藩置县，正式并吞琉球。

自1894年中国甲午战败，马关条约中清朝政府割让台湾、澎湖及其属岛，半个多世纪来，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托管琉球，到1970年美国把琉球群岛的管辖权交还日本、同时将钓鱼岛“转让”给日本，再到2012年，日本政府以东京都政府名义公然“购岛”，处心积虑为日后拥有钓鱼岛主权制造“法理”上的依据——其殖民台湾、宰制亚洲的侵略行径大有再度上演之势。

行文至此，忆及一个历史过节：1944年初，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先生撰文《日本战败后我们应怎样对他》，刊于1944年3月底的《云南日报》。文章说：“论起仇恨来，我们中国与日本，真是仇深似海。说句感情上的话，把（日本）三岛毁成一片白地，也不为过分。不过，关于国家民族的事，是要从大处远处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的宽大。” 因此他主张：一不向日本索要赔款，二不要求日本割地，“但是，有一点却不可不据理力争，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还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一致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而“切不可（将琉球）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岛，稍有疏忽，必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 。

只可惜，这个建议在当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结果当真贻害无穷了。

事实正如上文所言，一旦钓鱼岛失去，其损失不仅是台湾渔民的捕鱼权以及附近海底巨额的矿产资源；更严重的是，日本军舰将可进逼台湾近海，直接威胁台岛安全，破坏我国的领土完整。而且，一旦日本占领钓鱼岛的蓄谋得逞，必将极大鼓舞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当局难以抗击美、日两国的压力，蓝绿两大阵营之当政者，要么“惧美”顾忌重重，要么“亲日”立场昭彰。因此“保钓”必须两岸达成共识、致力合作，否则捍卫钓鱼岛主权之希望渺茫，或者注定无望。

近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政府一方面置国际公法及舆论于不顾，另一方面仗恃与美、韩等国结成海上战略联盟，其右倾言行甚嚣尘上，不但图谋对大陆中国及台岛实施海上封锁圈，并且对周边国家及西太平洋地区之安全形成严重威胁。

百多年来，围绕甲午战败之反思，“落后就要挨打”之论固然。实际情况是：甲午战争之前，北洋舰队阵容之强、军威之盛，俨然成为远东西太平洋各国海军之首，此与“落后”有关乎？慈禧不惜挪用巨额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勘修中南海……等等各项，与“落后”有关乎？以笔者之见，与其说甲午战败归咎于“落后就要挨打”，毋宁说“腐败导致失败”——其中，朝政腐败已堪致命，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之风靡盛，无异于雪上加霜。对此，作者别有见地：“论及甲午之败，中国海军之失利，实为一个主要的关键。”而举凡“失利”之诸般因素——诸如船炮形制不一、炮弹供应不足、后勤联络无效、燃料用煤质量低劣，乃至“和战不决”、朋党倾轧、朝野上下海权意识薄弱等等，皆与“落后”毫无关联。故北洋海军之覆灭，历史之教训至深至钜，警钟长鸣！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落叶归根，是中国人最基本的家国情结。遗憾的是，两岸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兄弟阋墙，造成何等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悲剧。

晚年于佑任白发和血写乡思：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在大陆有“乡愁诗人”之称的余光中先生，在其《中国结》一诗中写道：

……

这一头是岛的海岸线

曲折而缠绵，靠近心脏

那一头是对岸的青山

脐带隐隐，靠近童年

2005年，CCTV《岩松看台湾》节目组采访柏杨先生，时年85岁高龄的老人不禁情动于中：“如果阎王爷问我想活多少岁，我没有脸应对。我想活到中国和平统一。我们这代人不敢说衣锦还乡，能平安还乡，子孙看看，就心满意足了。……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快乐。”

事实上，岂止是骨肉离散的同胞“这一辈子都不快乐”？两岸长期对峙而制造的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罅隙，随着国际战略局势之变幻，已经对我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构成不容忽视的严峻威胁。而罅隙愈甚，则予“仇者”可乘之机愈甚！

少小离家的王老，四十多年来骨肉离散的思乡之苦，同所有他乡游子一样，锥心泣血、无以名状。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作为一名历史文化学者，“月是故乡明”之乡土情怀，在作者早已超越了个人情感范畴。1990年代末，由于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甚至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对此，作者一直深以为忧，深恐“一旦引发战争，造成骨肉相残”。先后发表了《一国论与两国论：现实与法理的吊诡》、《从阴谋论看两国论》、《海防问题与两岸关系——事与理的历史关照》、《从海权看美国的两岸政策》等系列论述。作者之识见，高屋建瓴：“台湾在中国之海防，乃至在西太平洋之海权发展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基本利益。”并分别就百多年来，中英、中日、中法历次战役，通过对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多边外交背景、大陆与台湾在世界战略格局中之地位的审度、分析，进而阐明海峡两岸“战则两害，和则两利”的至要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在“台独”之始作俑者李登辉时代，还是极尽能事推行“去中国化”的陈水扁执政期间，作者对两岸关系之“主和”立场，以及“今日之世界经济已经走向全球化，……两岸应透过经济合作，互利双赢，谋取人民的福利” 之观点，不曾丝毫妥协或更易。且不说李登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下场，也不说陈水扁贪腐弊案为台岛上下所唾弃而失去民心，均已成为历史之注脚。当前，两岸在“九二共识”框架内达成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谋求和平发展”之卓有成效的举措，某种意义上说，不啻为作者上述立场、观点的有力佐证与呼应。其“无党无偏”如此、高瞻远瞩如此，无一不在唤醒国民之海权与国防安全意识，呼吁早日实现两岸统一，永断外侮，以保中华国脉永世绵延。

四、老骥伏枥——壮怀不已

世事沧桑，祸福无常。尤其身处政治“治人”之乱世，读书人以怎样的内在定力及文化风骨，抵御政治高压，维护个人以至该群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对于历经人生坎坷的作者来说，无论是在两岸长达半个世纪的分立，“其间前期以军事对立，政局不定，故学术之研究难以开展”，还是遭遇白色恐怖之厄难，身处逆境，他都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忍毅力，将求学、求职中的诸般磨难踩在脚下，从而铺成通向未来人生和学术高峰的坦途。其不可倾侧的道义准则与文化立场，其客观严谨的学术观点以及丰硕的研究成果，其百折不挠的志节操守、明亮的精神向度，无不让人感到崇高的敬意。

洋洋四十万言的《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正是作者于退休之后，继过去近四十年之功力与成就，研究不辍的集大成之作。为该书作序的同道师友，皆学界及此一学术领域中之大家，各有中肯评价。其中，吕实强先生在该书《序·二》中如是评价：“环顾海峡两岸，以及国际间的著述，王家俭先生的成就仍有其独特的优长。第一，他是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甚至中国历史的学者，他治学的基础与范围相当厚固与广泛……。第二，在这一研究成果繁茂的时期中，他起步较早，而且……四十年间，研究从未中断。”作者的学生叶高树则在《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学人简介版”中总结道：“纵观先生三十年的研究业绩，阶段分明，自成体系。第一个十年，以魏源研究为起点，扩展为中国海军史研究；第二个十年，既掌握现代化与区域研究的学术动态，又将重心置于明清思想史的探讨；第三个十年，则分别就魏源、思想史、海军史三大领域，进行总结式的研究，从而完成以海权与思想考察近代中国变局的体系。”

此外，在学术研究和治学一途，作者向以孤证不立、不从流俗为宗旨。以其北洋海军研究系列论著为例，多以两国以上或多方档案史料为参照；凡同一研究课题，不求标新立异，唯求事出有据，力求阐发“前人之所未发之论”的学术品质，亦为同好所称道。

长达40万言之钜的《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不仅大大增益了作者往日著述的阵容，其根据第一手史料展开的叙述与释论，以“重建历史之真实，允妥判断人事之功过，取法取戒、以策将来”之识见——更显其学术视野的宏阔超拔，治学态度之客观严谨。同道师友有评：“以此衡量，在台湾及其他海外地区的学者，于北洋海军的研究，亦罕有伦比。”

自1994年至2009年十余年间，作者曾先后十数度奔赴大陆各地，参加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甲午战争与近代海防、北洋海军成军110周年暨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纪念魏源20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暨纪念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及《琼粤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学术活动。

徐伟长《中论》有言：“故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是故君子之务，以行前言也。” 堪称作者晚年学术活动之写照。

在《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一书中，作者心系祖国安危盛衰之忡忡忧患，发乎心端、尽注笔端：

……清季新海军的创建，既患先天之不足，又患后天之失调。先天之不足，尚可由后天的调养予以补救，而后天的失调，则是人为的疏失与过错。中国海军的挫败，几乎影响百年的近代史，如果甲午海战胜利的一方属于中国，则这百年的历史发展必然改观。由此可知，我国已经为海军失败付出太高的代价，相信今后国人定当不致再蹈历史的复辙。……甲午战败，藩篱丧失，海权易主，泱泱东方大国几无宁宇矣！尤其台、澎之割让，与大陆关系之疏离，所造成之遗患迄今愈深。无论如何，为了保卫海疆，势必加强海防、建设海军、伸张海权。……甚盼公忠体国、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军事家，能够三复斯言，以史为鉴。为国家千百年之大计，发展海军，伸张海权，以雪近百年来海军不振之奇耻大辱。

“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作者从事海军史研究达三十余年之久，其主导思想及学术主旨，即在于探讨中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迈向海军现代化历程中所发生的诸般问题，借前车之鉴以警后人，呼吁两岸执政者及全体国民对国家未来安全的忧患与反思。

身居海外一隅，心系故国千秋，拳拳赤子之情，由是可见一斑矣。

作者之长女俊文，在《梦影萍踪》一书《后记》中，不无自豪地提及父亲性情中硬朗而诗性的多重特质。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学术眼光的历史文化学者，其立身行道的传统根性、严谨端正的治学态度，以及见识超拔、与时俱进的学术视野，同为其不可或缺的优异秉赋。行文至此，仿佛，一位可敬可爱的儒雅长者，正神采奕奕款步走来……

2014年，将迎来甲午战争第120个周年。在纪念的日子，我们期待与王家俭教授暨海内外同道师友再度相聚，并亲聆亲睹前辈师长之谆谆教诲及学术风采。

（作者：威海市艺术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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