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成山观

古人常说治史难，其实地方史考究起来更难，因为资料太少了。可是由于大家都有一种乡恋情结，对于家乡身边的史迹总是喜闻乐道。就拿吾乡成山头来说吧，那里的始皇庙啦，日主祠啦，还有什么李斯碑等等，这些年来被人们反反复复地炒来炒去，管他说得对不对，反正已经令人耳熟能详了。不过，在成山头还有一处古迹成山观，历来却很少有人提及，那今人就更无从置喙了。

说提及者少并不是无人提及。譬如清代道光年间参修《荣成县志》的前辈诸公们确是曾经留意过成山观的，他们在《古迹》一栏中还专门写了一段介绍文字，即“成山观，汉武帝筑。司马相如《赋》所谓‘观乎成山’者也。《三辅黄图》二十二观之一，旧志以为即秦皇宫，误，今久废。”首尾四十二个字，却留下一大堆信息。若将其梳理开来便是四条：一，这是汉武帝所建；二，《三辅黄图》对其有记载；三，司马相如的《赋》中曾经提及过；四，早已废毁了。坦诚点说，看了这些不禁令人产生两种感受：一则是前辈先贤们难能可贵，把尽可能见到的资料都集在这里；二则是也太难为他们了，可能实在是考不出成山观的位置所在，只好用“久废”二字塞之，意思是说早就没有啦！作为方志未能载明本土故迹的处所，确实是留下了遗憾。这个遗憾在其后的民国《荣成县志稿》里也没能得到弥补，其中关于成山观的条目，依旧照录了前《志》。只是在其所附录的照片中，有一张“成山瓦当”，可能是当作成山观的遗瓦资料收入的。然而可惜的是，这批照片多有遗脱，“成山瓦当”即只见名目没有照片。

关于成山观的旧志资料大概就是这些了。我们不妨尝试结合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对这些旧志资料略作一下分析甄别，以期对成山头的成山观有个明确认识。

我们先从“成山瓦当”说起吧。民国《荣成县志稿》所附的照片虽然遗脱了，所幸的是去古未远，我们又见到了张锡诚先生于上世纪60年代文物调查时，从城厢（今成山卫）唐佑龄老先生处得到的一幅“成山瓦当”拓片。该瓦当为圆形，直径15.5厘米，周边为双线凸弦纹，当心作隶书“成山”二字，当面有双线十字界格，四个扇面上均饰有“S”形云纹。实物当为汉瓦无疑。可惜唐老先生久已作古，张锡诚当初亦未曾向他问明这拓片得自何处。估计民国《荣成县志稿》的照片或有可能也是来自唐老先生处（民国时代县治在成山卫）。而张锡诚则坚信“成山瓦当”是出自成山头秦汉遗址的。为此我们曾经在成山头遗址上大力搜集瓦当残片，经分类排比，发现共有十余种纹样，却始终未见有“成山”样式的。而在此期间我们注意到，1958年某期《考古》上载有曾镛先生《关中地区所见秦汉宫殿官署瓦当》一文，内中亦有“成山瓦当”一品，其大小纹饰及字样完全如同唐氏拓本，若不是边轮的残损略有出入，简直就像同一个瓦当所拓。可是曾镛也没有说明该瓦当的具体出处，但曾文明云这是关中地区的瓦当。于是我的疑问来了：唐佑龄所收藏的“成山瓦当”拓片（或者藏有“成山瓦当”）是由关中地区传来的么？亦或者原来出自成山头的“成山瓦当”流传到了曾镛手中，被其误混到关中瓦当之中呢？这个看似关于地方史的小问题，在我辈浅学的眼里好似老虎吃天，实在是无从下口。于是乎只好向高人学者求教了，幸得山东大学马良民先生不吝赐教，马先生非常肯定的答称：“成山瓦当”是汉代成山宫的遗瓦，成山宫故址当在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一带，属于汉代三辅之地；《三辅黄图》所载的成山观应属于成山宫的建筑，其故址亦在三辅，即今关中地区，不应该在胶东的成山头。马先生同时还寄来一些有关成山宫的其他资料，这使我相信曾镛将“成山瓦当”归于关中是正确的，而唐佑龄、张锡诚甚至民国《荣成县志稿》对“成山瓦当”的认识是误会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成山瓦当”来证实成山头的汉代成山观。

对于“成山瓦当”的误会说清楚了，那么怎样认识《三辅黄图》的记载呢？翻检《三辅黄图》“宫观”一目，汉家二十二观之末确实有成山观，并且小注云：成山在东莱（郡）不夜县，于其上筑以望海。这又进而表明成山观是建筑在成山上的。按：汉代东莱郡地大致相当于今莱州以东的胶东半岛地域，不夜县治故址在今荣成北境的埠柳镇，现在的成山头属于当时的不夜县。如此看来《三辅黄图》小注之说似乎是板上定钉的事，可以坚信无疑了。然而正如马良民先生所强调的，《三辅黄图》之成山观是在三辅地区的，不应远在胶东。而且马先生手中还有汉代铜器铭文，明确记载陈仓成山宫的字样。出土的铜器铭文是第一手资料，这是绝对可信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历史文献的《三辅黄图》及其小注重新分析掂量一番了。按：《三辅黄图》的作者不详，历来一般认为其成书于汉末到魏晋之际，而其注文则是出自稍后的南朝齐梁间人之手，两者不是一回事，时代也有相当差距。问题就是产生于这两者之间，《三辅黄图》中所备列的秦汉宫苑建筑完全在于三辅地区，即汉代所谓的京兆长安和左扶风右凤翊地域，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关中地区，其中的成山观当然不可能例外。这些记载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由于作注者对这个成山观不熟知，于是就顺手将司马相如《赋》文中的“观乎成山”给扯上了，这样一下便把三辅的成山观扯到关中之外的东莱成山上去了。这个误导不唯注者本人不曾自知，以至千载之后的清代人也是忽而未查的。这就是道光《荣成县志》中留下的问题。至此可以明了，古来相传的荣成县成山头的成山观，不是《三辅黄图》所载的成山观。也就是说，不能用《三辅黄图》之成山观来证明成山头的成山观。新时代给予我们认识世界的机会比古人增多了，1997年陕西省扶风县在渭水南岸的一处汉代遗址中发掘出大批“成山”铭文瓦当，其中有一式就是曾镛1958年文中所发表的那枚样品，亦即唐佑龄所藏拓片的那品。专家对该遗址的结论认为，此处就是汉代成山宫的所在，那么《三辅黄图》之成山观故址也在这附近是无疑的了。至此可以肯定《三辅黄图》小注是错误的，道光《荣成县志》也因之而误。但是在此还应该特别说明，我们虽然说古书本上这两个成山观不是一码事，可并不是否认在成山头汉代曾经有过一座类似的观台建筑。

据《汉书》“武帝纪”：太始三年（前94）曾“礼日成山”。既然皇帝驾临，就当有驻跸之所，即所谓行宫，用现代的话是接待帝王的专用宾馆。汉武帝在海滨行宫构筑一座观台来临望大海是合乎常理的。这件事在《三国志》中还保留着一条旁证，《魏书·田豫传》记田豫来这里执行军务之余，曾“自入成山登汉武之观”，这便千真万确地证明了，汉武帝在成山是曾经建有观台的，而且直到三百多年之后的曹魏太和年间还保存着。从而可知道光《荣成县志》的这个记载并非虚闻，不过这处观台的名称未必就如《荣成县志》所谓的成山观。我们怀疑的理由有三条：其一，据《三国志》田豫登览时就没有说这里是成山观，只称其为“汉武之观”。其二，前面已经说过，齐梁间人注《三辅黄图》时将三辅成山观误导了在东莱成山，清代的人不查，遂将成山上的这座观台直认为是《三辅黄图》之成山观。其三，成山头这处成山观除了道光《荣成县志》外，未见记载于其他志乘。以上陈述，只是表明我们对于道光《荣成县志》所记载的成山观之名称心存怀疑，而对于该处观台的历史存在还是认同的。

那么这座“汉武之观”的具体位置究竟在成山头的什么地方呢？这是道光《荣成县志》留下的一处空白，这个空白我们今天可以根据新的研究和新的证据为其予以填补。在史料方面我们依据前文提到过的《三国志·田豫传》所记述的“自入成山登汉武之观”分析认为，这里明云是入山登观的，那么这观之在山而且居高的表意是很明显的。可是现实的成山并不高大又是孤标独立的，山上符合“汉武之观”那势位的地方除非山顶莫属了。在考古调查方面所取得的证据，与史料分析结论完全吻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在成山顶上有一处战国到秦汉的建筑遗址，特别在成山主峰西侧有大量的瓦砾堆积，估计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军方构筑雷达站时，曾将原山峰向下扒平过，这些瓦砾就是从上面扒下来的，那么这山顶上在古代有过建筑物是无疑的，当时烟台博物馆的林仙庭先生曾经在瓦砾中寻找“成山瓦当”未果，却意外扒出一枚汉代“益年”字铭瓦当。据此推测在汉代这高峰上曾经有过相当规格的高台建筑。与此同时还发现，在这山坡上随处可以见到一种奇特的勾形花砖残块。这种勾砖的大小厚度以及所印制的纹饰，大致如同该遗址上平常所见到的铺地方砖，只是有一条边制做成垂直下弯形状，垂边高约十多厘米，并且这条垂边上也印有和砖面上一样的纹饰。奇怪地是，在制作时还特地将那条垂边的棱脊削平，成抹角状。这是什么用途的砖呢？这种砖给我们的印象一是特殊，二是量大。1984我在益都县（今青州市）的三台遗址上曾经采集到这类大勾砖，当时在场的有山东大学和省考古研究所的许多专家，有的说这是屋脊专用砖，我质疑：为何棱脊两边一大一小而且相差悬殊呢？脊棱还用抹平吗？有的认为这是墙角砖，我质疑：从花纹看那就是包镶外墙角用的，可是为什么还特地将墙角抹平呢？总而言之，当时大家莫衷一是。为此考古所的罗先生特地带我们到临淄齐故城考古工地考察，他们在桓公台遗址上也发现不少这类勾砖。这个疑团后来不久于1987年春天被烟台林先生解破了。当时他在成山雷达站的东北坡上，扒出了一段保存完好的三层古代台阶，原来这种勾砖是铺砌台阶使用的。我们高兴之余，为其命名台阶砖或踏步砖。林先生马上将这个遗迹绘图拍照，并且抽出中间一块台阶砖带回收藏，又将原址回填保存①。多年的难题解决了，这不唯将历年在成山头、三台和桓公台这些遗址上所遇到的勾形砖的用途弄明白了，而且成山上田豫所登览过的“汉武之观”的台阶也面世了。至此可以毫无疑问的断言，道光《荣成县志》所谓的汉武帝之成山观，其位置就在成山的主峰顶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道光《荣成县志》所引的司马相如《赋》“观乎成山”者也，意思是说在司马相如《赋》里曾经提及过成山观。真是这样吗？这个也是大有可疑的。该《赋》指《子虚赋》，是中国文学史上很著名的篇章，全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载。在萧统《昭明文选》中亦见收录。其中“观乎成山”一句是司马相如化用的《孟子》或《晏子春秋》中的成语。单就文学而论，这里的观字可以作动词解，也可以作名词解。通观《子虚赋》的上下句式为“观乎成山，射乎之罘”，内中观字的原意还是作动词解为是。而道光《荣成县志》成山观条显然是采取名词解的，意思是说汉武帝在成山建立了宫观。乍一看来这似乎可以讲得过去，可是仔细抠究一下问题又来了。首先依据“司马相如列传”可知，他的《子虚赋》是早年侍奉梁孝王期间创作的，时为汉景帝年间，那时候未来的汉武帝刘彻尚且还是一个少年的胶东王呢。这便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子虚赋》的写作动意与汉武帝毫无关联。再者，汉武帝“礼日成山”在太始三年，是他晚年时期的活动，而此时司马相如早已逝殁24年了，他怎么会知道汉武帝“礼日成山”建造宫观那些事呢？由此可以知道，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观乎成山”根本不是指的汉武帝在成山建立宫观的事②。所以说，道光《荣成县志》这个名词解是绝对讲不过去的。

综合上述可以见得，地方上的旧志资料往往也是难免出错的，道光《荣成县志》关于成山观一条留下的信息，就存在着不少错误，可以说其中越是用力之笔越是给弄错了的。就中仅仅是“汉武帝筑”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所筑这座观台是否就叫成山观，还是大有可疑的。

注：

① 本世纪初军方扩建雷达站时，又将成山的主峰再向下扒平，出土了大批台阶砖，2011年春，山东大学考古队采集到不少标本。

② 口述者曾对“观乎成山”作过探讨，参见《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3期。

（张起明：荣成市文物馆原馆长、副研究员

姜宗怀：荣成市实验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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