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置登州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春秋时期，山东半岛就开辟了由沿海港口出发，北渡长山列岛至辽东半岛，再转向东南，沿海岸南下，到达朝鲜半岛的海上航线。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条航线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循海岸水行”的黄金通道，被现代研究者称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设置登州至民国年间废止，登州成为山东半岛东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历时1300余年。唐朝再置登州与当时海上运输事业的发展和半岛东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有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在与朝鲜半岛及日本诸岛的外交与贸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唐代再置登州的缘由

唐代曾经两次设置登州。第一次设州于文登，6年后废并。这次设置与安置、奖赏淳于难有关，是天下大乱时的一个权宜之计。

隋末农民起义波及胶东，黄县（今龙口市）人淳于难、淳于朗兄弟聚众文登，拥兵拒乱，人民赖以安堵。唐朝建立后，武德四年（621），淳于难归附唐高祖。唐朝在文登设立登州，以淳于难为刺史。对淳于难审时度势，拥兵拒乱，聚众保障文登，民赖以安的历史功绩，史书多予颂扬。据光绪《文登县志卷七上·名宦》记载：“淳于难，黄县人。《新唐书》：‘隋政荒，天下大乱，四方盗起。淳于难据文登。高祖武德四年（621）九月乙卯，淳于难降’。《资治通鉴》：‘武德四年，置登州，以难为刺史。’”其下有按语云：难据文登以降，即于县置登州，“登州”之名始此。《元和郡县志》云：“武德初，因文登县人不从贼党，遂于县理置登州。”《山东通志》云：“淳于难，髡（淳于髡）之后。隋末，四方盗起。难与弟朗，聚众保障文登，民赖以安。武德中拜登州刺史，封晋国公。”《黄县志》云：“淳于难素抱英才，据守文登，人民赖以安堵。唐兴，乃入于朝，因以为登州刺史，封晋国公。”雍正《文登县志》亦云：“难当隋乱，实有功于文登。唐兴，归附高祖，升文登为州，即以难为刺史。难真不愧为人杰矣。”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登州省废，辖地并入莱州。武则天如意元年（692）以莱州的牟平、黄县、文登再置登州，州治牟平县。中宗神龙三年（707），登州徙治蓬莱，并将蓬莱升为县。天宝元年（742）改登州为东牟郡。乾元元年（758），又改东牟郡为登州，州治蓬莱县。

州治迁至濒海的蓬莱，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之海航发展有关，是当时登州海运事业发展的需要。

登州是唐朝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交通，以及中国南北往来的要冲，是海上运兵、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起点。唐代地理学家贾耽（730～805年）用30多年的时间阅读文献，调查采访，选取资料，绘制了《海内华夷图》，并撰写《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作为说明。据《新唐书·地理七下》记载：“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的两条对外最重要交通海路，可见其在中国海上交通史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登州的再次设置并将州治迁至蓬莱是唐代发展海上对外交往和贸易的需要，说明登州沿海出海口的地位、作用在唐代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登州是唐朝往来朝鲜半岛的重要通道

“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是登州北部唐朝与朝鲜半岛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以及日本和渤海国的主要交往通道。这条海道的传统航线，一般是以登州为起点，经庙岛群岛北行至辽东半岛，然后东行至鸭绿江口，再沿朝鲜半岛南行，进入高丽、百济、新罗，或继续东行到达日本。在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都不发达的古代，充分利用近海海面航行，是一条较为安全可靠的航线。但是，这条航线对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来说，却是走了一大段弯路。因此，从登州出发，横渡黄海，直抵朝鲜半岛南部，成为经由山东半岛东部与新罗和日本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线。这样的航行虽然风险较大，却缩短了许多距离。一些历史记载证明，唐朝前期出兵朝鲜半岛或民间往来，有不少是从山东半岛出发，直抵朝鲜半岛南部的。

唐朝初期，唐太宗和唐高宗应新罗等国请求，曾多次出兵朝鲜半岛，帮助结束战乱。唐朝对高丽用兵，以莱州为出兵朝鲜半岛的重要通道和后方军事基地。其时，登州省并后没有重新设立，境内地属莱州，此时的莱州自然包括境内，是出兵的通道和基地。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应新罗之请，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水陆大军10万进击百济。苏定方引兵“自成山济海”，直趋朝鲜半岛西部的熊津江口（今锦江口），与新罗联兵击灭百济。显庆六年，百济旧部起兵反唐，唐高宗又发淄、青、莱、海诸州水师7000人，渡海增援。龙朔三年（663），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渡海支援白江口（锦江入海口）之战，其渡海之地也是山东半岛。白江口一战，唐军大败前来增援百济的日本水师，从而占领百济全境。乾封元年（666），唐又出动水陆大军进攻高丽。乾封二年，郭待封率唐水军自山东半岛渡黄海进攻平壤。同时，右相刘仁轨在征战朝鲜半岛的过程中“率兵渡海”与“浮海西还”，也都经山东半岛诸港渡海。经过两年鏖战，终于在总章元年（668）攻克平壤，高丽灭亡，唐朝也结束了对朝鲜半岛的用兵。成山，即今荣成市成山头，当时属文登县，“自成山济海”，显然是直渡黄海，没有走贾耽所述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可见至晚在唐高宗时，就开辟了从成山出发,横渡黄海,直抵朝鲜半岛的航线。

境内的一些地名，也反映了唐朝出兵朝鲜半岛的史实。威海市区西部有个山峰名军马岭，据康熙《威海卫志》（手抄本）云，即因“传闻唐王东征，兵马由焉”得名。荣成市荫子镇有个立驾山村，传说即因唐王东征在此立驾得名。

除官方往来外，唐与朝鲜半岛的民间往来也很频繁。对于商人来说，缩短航程和时间，意味着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因此他们敢于冒着风险，采取近距离航行。《宋高僧传卷四·唐新罗国义湘传》记载，总章二年（669），新罗和尚义湘“附商船达登州岸，分卫到一信士家”，信士一家“供给资缘”。数年后，义湘学成归国时，“复至文登县旧檀越家，谢其数稔供施。便慕（应为募）商船，逡巡解缆”。说明义湘来唐时和归国时都是经由文登境内，文登沿海是新罗商船频繁往来的重要通道。

三、唐代境内往来朝鲜半岛的出海口

古代见诸史籍的出海口地名，往往是由若干海口组成的，不能认为历史上的某个出海口地名就是专指某个唯一地方。“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是指登州去高丽、渤海主要从登州北部蓬莱、黄县的出海口出发，沿着由庙岛群岛至辽东半岛的航线“循海岸水行”；去新罗、日本则主要从登州南部文登、牟平县的出海口出发，横渡黄海，直抵朝鲜半岛。

在唐代，境内南部沿海最重要的出海口有两处。一处是位于唐文登县境内的赤山浦（今荣成市石岛湾），这里是新罗商船的重要中转站，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和归国之时先后在此居住近两年半的时间。另一处是位于唐牟平县境内的乳山浦（今乳山市乳山口），圆仁在入唐和归国之时也都经过这里。在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可以发现，唐朝官方入新罗船只，多是从赤山浦或乳山浦出海；新罗官方入唐，登岸海口也是赤山浦或乳山浦；新罗民间百姓入唐同样先到这里，或留住，或再转至唐朝境内其它地方。

据圆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开成四年（839）四月十七日，圆仁到达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有人介绍说“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可知，当时经常有船只从这里出海去新罗国。开成四年（839）六月二十八日，圆仁在登州文登县赤山法华院中，遇到“大唐天子差入新罗慰问新即位王之使，青州兵马使吴子陈、崔副使、王判官等30余人，登来寺里相看。夜头，张宝皋遣大唐卖物使崔兵马司来寺问慰。”崔兵马使从新罗清海来，抵赤山浦入唐，登陆落脚于赤山法华院。开成五年二月十五日，圆仁在赤山法华院，“闻崔押衙船从扬州来，在乳山浦”，说明乳山浦是张保皋贸易船队的重要停靠口岸。会昌五年（845年），圆仁拟从南方渡海归国。七月三日到达楚州，向山阳县（今淮安）“通状具申本意：日本国朝贡使皆从此间上船，过海归国。圆仁等递到此间归国，请从此间过海。县司不肯，乃云：‘当州未是极海之处，既是准敕递过，不敢停留。事须递到登州地极之处，方可上船归国者。’”赤山浦一带，便属“登州地极之处”，圆仁最终还是由赤山浦渡海，经由新罗，回到日本。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十日，圆仁返国途中，“闻入新罗告哀，兼予祭册立等副使、试太子通事舍人、赐绯鱼袋金筒中、判官王朴等到当州（登州）牟平县南界乳山浦，上船过海”。同年五月九日，为搭乘新罗人金珍船只归国，圆仁沿着楚州（今江苏淮阴）、崂山（今青岛）、乳山一带跑了一圈，直到六月廿日，“到乳山长淮浦，得见金珍等船，便载人物，上船便发”。大中元年九月二日午时，圆仁一行搭乘新罗人金珍船回日本，“从赤山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东行一日一夜，至三日平明，向东望见新罗国西面之山。风变正北，侧帆向东南行一日一夜，四日晓，向东望见山岛段段而接连。问艄公等，乃云：是新罗国西熊州西界。”傍岸绕行，平安回到日本。可见，赤山浦和乳山浦是进入新罗的出海口，即现在的开放口岸。

四、登州至新罗的海上运输与新罗人聚居区

唐代，登州境内沿海许多出海口，成为与新罗间的航线组成部分，朝鲜半岛三国以及日本的使节、僧人、士子、客商在此登陆、归国和唐朝使节由此出使。致使许多新罗人侨居于此，形成了以新罗侨民为主的聚居区。其时，今威海境内沿海港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交往频繁，留下了许多中外友好和文化交融的佳话。圆仁在求法巡礼期间（838～847年），先后在一些新罗人聚居区停留过，其《入唐求法巡行记》留下了许多相关记述。

开成四年四月廿日，圆仁由牟平县唐阳陶村到达邵村浦后，便有“新罗人乘小船来”；邵村勾当王训“专勾当”外国人住留之事。廿六日，到达乳山西浦时，有“新罗人卅余骑马乘驴来，云：‘押衙潮落拟来相看，所以先来候迎’……不久，押衙驾新罗船来，下船登岸，内中多有娘子”。说明当时邵村浦和乳山西浦有新罗人的聚居区，居住规模应在100人以上。

新罗人聚居最多的区域，还是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一带。“山里有寺，名赤山法华院，本张宝皋初所建也。长有庄田，以充粥饭。其庄田一年得五百石米”。法华院有新罗僧人卅余人。圆仁在法华院居留期间，常与周围的新罗人接触，开成四年十一月一日，“赴新罗人王长文请，到彼宅里吃斋。斋后，共数僧等到寺院庄宿一宵”；十四日，“依新罗僧常寂请，往刘村……于此有新罗人王宪”等等。开成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至次年正月十五日，“山院起首讲法华经……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但三僧及行者一人，日本国人耳”；“此日山院法华会毕。集会男女，昨日二百五十人，今日二百来人”。一般估算，当地的新罗人应在集会人数的两倍左右，有数百近千人之多。

正因为当时文登县有这么多新罗人侨居，以至于在城南七十里设置了勾当新罗押衙所。其旧址在今文登与荣成交界处，张家埠口湾上游千八港东岸。

张保皋与赤山的密切关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多处反映。其在赤山一带的经营，进一步扩大了赤山浦作为唐和新罗、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港口的规模和影响。

宋朝建国以后，宋辽对峙，登州与辽国隔海相望，距离很近，海上运输受到威胁，因此朝廷严禁登州、莱州与朝鲜半岛的海上往来，限制通商贸易，违禁者甚至被判刑。其时，位于山东半岛南部的板桥镇（今属胶州市）受到朝廷重视，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宋元祐三年（1088年），在板桥设立市舶司，使其成为北宋前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唯一的大口岸。

 

(作者：威海市民政局地名办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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