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舰队覆没的历史反思

中国到晚清时期才开始筹建和发展海军，历经曲折，总算建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北洋舰队，迄今已有120周年了。遥想当年，在威海的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蔽空，可谓盛极一时。然而，成军仅仅6年之后，这支庞大的舰队竟然全军覆没，樯橹灰飞烟灭了。这种似乎难测的忽兴忽灭的历史变幻，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能不引起后人不尽的历史反思。

先进中国人的海军梦

海军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中国初无海军，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大门，才使中国人开始知道了海军之为何物。于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萌发了创建海军的构想。

在中国近代，林则徐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也是倡建海军之第一人。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实践中，他认识到，不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无法抵御来自海上的侵略的。多次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 ①所谓“船炮水军”，指的就是近代海军。

为建成一支“船炮水军”，林则徐曾开始试验仿造欧式兵船，并视此为建立海军计划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要战胜英国侵略者，就必须敌得过英军所恃之坚船利炮，使其“长技”亦为中国之“长技”。“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帮水手追逐巨浸之中，彼敢舍船而扰陆路，占之城垣，吾不信也。” ②还建议朝廷以粤海关关税的十分之一制造船炮。不料道光皇帝阅奏大怒，竟硃批道：“一片胡言！” ③林则徐建立海军的构想，终未实现。但在近代中国，是他最早承认海军为西洋“长技”，主张中国也应学习，“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 ④，与之角逐海上，方能制胜。对于他的这一构想，魏源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概括之，在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魏源受林则徐的托付，编成《海国图志》一书，不仅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还独立地提出了朴素的海权观。他充分地认识到，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海国”竞争的时代，西力东渐成为不可逆转的严酷现实。掌握海权的西方国家大肆向外扩张，兵船所至，“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 ⑤。其中，尤以英国为甚。“盖欲扼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古今以兵力行商贾，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⑥面对西方海权国家的疯狂扩张和侵夺，中国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 ⑦这是魏源所做出的答案。

所谓“塞害师长”，就是师海权国家之长，以我之海权对付彼之海权，从而制驭海权国家。其措施有三：

第一，创设一支强大的海军。魏源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战船和火轮，并造配枪械。但仅仅制造若干西式战船还不够，还要精炼新式水师，“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 ⑧。除此之外，还要重视海军人才的培养，学习西洋专以造船械、航海取士的经验，在武试中增设水师一科，造船厂、火药局既专制造又教习技艺。凡能造西洋战船、火轮船及飞炮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熟悉风云沙线及枪炮有准者，为行伍出身，东南省照此而行，“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之未有之盛” ⑨。

第二，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以推动国内外贸易。魏源认为，造船厂也好，火器局也好，都是铸造之局。铸造局既设，经过实践和积累经验之后，扩而广之，便可由制造军用产品扩到制造民用产品。“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不仅如此，造船厂所造之舰不只是用于战事，也可用于护运。因此，船厂之设，既制造战舰，必可促使民间商船制造业的兴起，从而推动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还要规定，出洋贸易的商船，经商家禀请，可派战舰护船，以保安全。他断言：“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 ⑩

第三，扶植南洋华人垦殖事业，经营之以为藩镇。魏源认为，东西海权的争夺实在南洋，西方国家之本土距离中国甚为遥远，其侵略中国必以南洋为基地。他十分肯定郑和弘扬海权和开拓南洋的成就：“至今通商，来往不绝。于冬至后厦岛开棹，廿余日可达巴城（今雅加达），连衢设肆，夷民互市，贵贱交易，所谓利尽南海者也。富商大贾，获利无穷。” B11 华人在南洋除贸易外，从事开矿和耕种者亦甚众。然近数十年来，西方殖民者限制华人，商贾为之束手。面对西方海权国家的扩张和凌迫，中国应该有所作为。特别是南洋西方海权势力达不到之处，尚有华人从事开矿和垦殖者，应加以扶持，扩大垦招，运出货物，既利及国家，又可助其自立。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论，言前人之所未言也。

魏源对海军作用的认识极为深刻，他的朴素海权观尤为可贵。本来，“海权”一词，是因美人马汉（A.T.Mahan）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而闻名于世的。此书的基本观点是：“在整个历史上，控制海洋是决定一个国家的领导地位和繁荣的主要因素，同时也常常是决定一个国家存亡的主要因素。” B12 马汉的海权观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然其基本点与魏源颇为相似，而从提出的时间看，却要比魏源晚半个世纪。在当时的中国，魏源的海权观具有超前的先进性，惜乎曲高和寡，并不为当政者所重视，魏源和林则徐一样，其海军梦在生前终未能圆。

艰难曲折的建军历程

林、魏创建海军之议提出后，过了整整20年，西方国家的军舰制造和武器装备又有了新的发展，蒸气舰逐步取代帆舰，成为海军的主要力量。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肆虐沿海，攻陷大沽，侵占天津和北京，中国已无海防可言。直到此时，清朝统治者为求自保，才开始议办海军。

但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历程是几经曲折的。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明白，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土壤上是生产不出来强大的海军的。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西方坚船利炮扰袭的严峻局面，曾有粤、闽二省的地方官绅博访洋船图式，试验仿造。他们仍然抱着旧的观念来看待海军这个新鲜事物，不知道西洋兵船是不断更新换代的。19世纪40年代末，西方国家已在军舰上使用螺旋推进器。进入50年代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开始了螺旋推进器蒸气舰的建造。与此同时，木壳军舰也逐步被带有护甲的铁甲舰或钢壳军舰所代替。而中国的仿造者却只求船型相似，试图安脚踏水轮以求船之速，选坚实木料并蒙以生牛皮以求船之坚，以为靠能工巧匠依样画葫芦，即可成功。到60年代初，曾国藩、左宗棠相继在安庆和杭州自行仿造轮船，还是遭到了失败。这样，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制造轮船而不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技术，是绝对不行的。经过四分之一世纪，遭到多次挫折之后，中国人在造船问题上才发生了观念的根本改变。

观念的更新推动了海军建设的开始起步。清政府主要抓了以下4项工作：

其一，设厂造船。1866年，根据左宗棠的建议，福州船政局成立，开始购进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工匠监造轮船。这是中国近代创设的第一个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本身就是实行开放政策的积极成果，它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造船工业基地。从1869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25年间，闽局共造轮船34艘，其中11艘拨给了北洋海军。闽局开始只能造几百吨小型木质炮船，后来则能造2000吨级的钢甲快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国之造近代化的新式舰船是从闽局开始的，所以时人称之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B13。

其二，培养人才。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发展海军是一件全新的事情，没有海军人才是办不起来的。福州船政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建厂与办学并重。左宗棠说得好：“夫习造船厂，非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 B14 沈葆桢也说：“船政根本在于学堂。” B15 （实践证明，闽局在建厂的同时，又有船政学堂之设，这一方针是正确的。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优秀海军人才。当时，建设海军需才甚急，对吸收人才采取开放的态度，既重用学堂出身的学生，也不歧视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船生。各舰管带、大副、二副有不少是由船生担任的。在大力培养和奖掖人才的同时，清政府还多次选派海军人员出国考察和派遣留学生。闽局曾先后派出三批留学生，共78人，出国学习造船和航海。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和中坚。另外，清政府还派出4批官学生120人，学成回国后也多半转入海军任职。

其三，购买舰艇。福州船政局开办的前期，它所代表的中国造船工业水平，与日本相比尚不相上下，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则落后很多。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早日建成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海军舰队，从西方购进一些新式舰艇是完全必要的。所以，清政府便采取了造船与买船并行的方针。特别是中法战争后，清廷宣布谕旨：“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B16 从此更加紧购舰的活动。从1885年以后，北洋舰队购进的新船主要有3类，即铁甲舰、新式快船和鱼雷艇。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尚不能自己制造的。总计前后共添置新舰艇14艘，其中有7000吨级铁甲舰2艘，2000吨级快船5艘和鱼雷艇5艘。这两艘铁甲舰和5艘快船，便构成了北洋海军的主力战舰。

其四，借才异域。清政府从国外购进几批新式舰船，而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时尚难熟练操作，必须从国外聘用相应的技术人才，担任教习、驾驶、机务、炮务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清政府聘用洋员，必立合同，赏罚、进退、工薪、路费等都有明文规定。清政府与洋员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作为雇主操有自主之权，“一切调度机宜，事权悉由中国主持” B17。 当然，清政府所雇用的洋员甚多，流品甚杂，良莠不齐，滥竽充数者也不乏人，但多数还是能够克尽厥职，卓有劳绩的。如北洋舰队所聘的几位总教习，其中英籍洋员琅威理（William M. Lang）任职时间最长，他来华后不遗余力地工作，为中国海军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时人称：“英员琅威理名为总查，实司训练。琅颇勤事，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中外称之。一时军容颇为严肃。” B18 再如在中日黄海鏖战中，洋员们亲冒炮火，奋力作战，或身负重伤，或以身殉职，与中国将士的鲜血洒在一起。B19 所以，从洋员的主流看，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由此表明，这种自己培养人才为主与借才异域为辅的方针，是行之有效的。

清政府在推进上述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封建顽固派官员的多方抵制。几乎每做一事，他们都会出面反对。如闽局开工造船后，他们便以“縻费太重”为由要求停止制造，甚至认为，制造轮船，“名为远谋，实为虚耗”B20 。再如购买外国舰船一事，他们则指斥“铁甲船有害无利”，决“不可购买洋船”，甚至质问道：“岂有必效敌人长技始能备御敌人之理？” B21北洋海军正是在冲破重重阻力的情况下才得以勉强成军。

1888年10月3日，清廷批准《北洋海军章程》。此时北洋海军拥有铁甲、快船等大小舰艇25艘，计36708吨。其实力暂居东亚第一，各国皆刮目相看。同年12月17日，内阁奉上谕：北洋海军提督由丁汝昌补授，左、右翼总兵分别由林泰曾、刘步蟾补授。到翌年4月27日，北洋海军副将至守备各缺请补人员，李鸿章奏准。至此，北洋海军经制乃定，总算正式成军了。

先天不足的舰队

北洋海军虽说成军，但因先天不足，仅编成了一支跛足的舰队，这便为此后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按实战的要求来说，北洋海军的编制还不够完备，一旦海疆有事难保无虞。所以，《北洋海军章程》的“船制”一章提出：“海军一支，局势略具。然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战舰尤嫌其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并建议另添置快船7艘、鱼雷艇6艘及测量等船5艘，“合之原有者，共得战舰十六艘、雷艇十二艘、守船六艘、练运等船八艘，共大小四十三艘，以之防守辽渤，救援他处，庶足以壮声威而资调遣” B22 。“战舰尤嫌其少”一句，指出了北洋海军的要害所在，故提出要有16艘战舰庶足资调遣。

揆诸实际，北洋海军成军之初，能够出海作战的战舰只有7艘，就是购自德国的7335吨的定远、镇远以及2900吨的经远、来远和2300吨的济远，还有购自英国的2300吨的致远、靖远。应该说，舰队战舰太少这一先天缺陷，给它的临敌布阵造成了许多困难，极大地减弱了它的战斗力。因为7艘战舰不够排阵，只好另以弱舰补充。如黄海之役用两艘1000吨级的旧式快船排在右翼阵脚，刚一交战即成为敌舰的首先攻击目标。两舰中炮后立即起火，或焚没，或搁浅，以致造成我方阵形的纷乱，大为不利。此其一。战舰过少也使我方编队丧失机动性。而日方将主力战舰编为第一游击队和本队，或整体作战，或分队夹击，在战术运用上十分灵活。所以我方要强调全队集中，进行“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 B23，即缘于此也。此其二。由于战舰太少，我方舰队的舰型不称，杂乱集合为一队，作战时航速只能保持8节，而日方舰队的航速则在10节以上，优势归于何方不问可知。此其三。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北洋海军章程》所谓“尚未足云成军”，确实道出了海军将士们的隐忧。

本来《北洋海军章程》提出，希望库款稍充时，再行添购，以解决战舰太少的问题。但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北洋海军成军后，它的发展便进入了停滞的阶段，从此不再添置一艘军舰，也未更新一门火炮。成军之初，北洋海军的实力原是超过日本海军的。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为日本所未有，因此颇为日方忌惮。可是，为了发动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政府锐意扩建海军，天皇睦仁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为造舰经费。日本海军以打败定远、镇远为既定目标，专门设计建造了桥立、松岛、严岛三艘4000吨级的战舰，号称“三景舰”。这样，在甲午战前的6年间，日本平均每年增添新舰两艘，其装备质量皆远远超过了北洋海军。对此，英国海军部有一个内部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舰队编制还很简陋，日本海军才是真正的帝国海军。” B24

清政府之所以不再拨款为北洋海军添置新舰，论者皆谓与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有关，这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颐和园原名清漪园，为乾隆皇帝所造。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将清漪园与圆明园等几家皇家园林一起焚毁。奕譞早就想重建清漪园，以固慈禧之宠幸。1886年，他奉懿旨巡阅北洋海防，受到启发，想出了重建清漪园的最好理由，就是恢复昆明湖水操归制，以供临幸。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 B25 “渤海”，指北洋海军；“滦阳”，为承德的别称，指清漪园。意谓以训练水师之名，将海防经费用来修建清漪园行宫，行偷梁换柱之计也。从这年起，在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名义下，清漪园工程便悄悄地上马了。1888年，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为筹集颐和园工程用款，奕譞一伙想尽各种名目搜刮钱财。据不完全的统计，迄于甲午战争为止，颐和园工程挪用的海防经费约为库平银860万两，另外三海工程挪用的海军经费也有约库平银440万两。两项合计，达1300万两之多。当时，北洋海军的主力是购自英、德的7艘战舰，共花银778万两。如果能将园工用款用于购置新舰的话，那么，差不多可以再增添两支原有规模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的结局必定会全然改观了。

但是，挪用海防经费修建颐和园，只是清政府不再拨款为北洋海军添购新舰的一个原因，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本来，进入光绪中期以后，清政府的财政状况趋于好转。据统计，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二十年（1894年）的10年间，平均每年岁入8300万余两，岁出7700余万两，盈余约600万两。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一年，盈余竟达1000余万两。而且当时还没有外债的压力。从光绪元年（1875年）到甲午战争的20年间，清政府共借外债44次，共计4600余万两，到甲午战争前都已基本还清，仅欠180余万两了。何况即使不动用部库和举借外债，添购战船的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如奕譞因园工用款不敷，与李鸿章密商，以海防名义驰书各省筹款，迅即集款260万两，超过了200万两的预期。所以，北洋海军添购新舰不成，不是款项难筹，而是清廷有不便公开说出来的因由。

清朝自对太平天国用兵后，地方督抚多由汉员担任，日渐坐大。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颇遭人忌。慈禧重用他，貌似信任，实则时时施展手段将其掌控在手。《北洋海军章程》的“钤制”一章规定：“北洋海军提督有统领全军之权，凡北洋兵船无论远近均归调度，仍统受北洋大臣节制调遣。” B26这样，李鸿章既统淮军，又统海军，几成为全国最高的军事统帅。对此，清廷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对于加强北洋海军并不积极从事。1891年5、6月间，李鸿章出海校阅北洋海军，未免志得意满，先后两次奏闻朝廷，一则称北洋海军成军后各舰“堪备战阵”，一则称 “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B27。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还在校阅期间，户部却上体慈禧之意，以“部库空虚，海疆无事”为由，奏明停购船械两年。这就彻底否决了北洋海军添购新舰之议。

李鸿章老于官场，复奏表示：“现经再三筹度，目前饷力极绌，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宜照议暂停。” B28 但他还是很有牢骚的，私下对人讲：“停购船械之议，适与诏书整顿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谋？”B29其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深知“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力陈于李鸿章，请“按年添购如定、镇两舰，以防不虞”。李鸿章答曰：“子策良善，如吾谋之不用何？”B30 从此，李鸿章再也闭口不谈北洋海军添购新购的事了。

当时火器的发展正处于更新换代的时期，日本战舰大都装上了新式快炮，而北洋舰队却都是旧式后膛炮。从舰炮的打击力量看，毫无疑问优势是在日本方面。对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颇为忧心，于1894年3月向李鸿章建议，要在主要战舰上配置新式快炮18门，用银仅为区区60万两。李鸿章虽然也认为新式快炮“实为海上制胜利器”，不反对丁汝昌的建议，但对此事的紧迫性却认识不足，不肯奏报朝廷，决定在北洋海军常年经费中“设法匀凑”，先计划配置12门，约需35万两，俟有赢余“分年办理”B31 。所谓“分年办理”云云，实际上是将配置新式快炮的建议搁置了下来。李鸿章万没有料到，他搁置丁汝昌建议的几个月后，日本发动的甲午侵华战争便爆发了。

基于上述情况，北洋舰队在战争一开始便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曾参加黄海之役的德籍洋员、总教习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说：“查中国海军，近八年中未曾添购一新船，所有近来外洋新式炮船，一概乌有，而倭之炮船，皆系簇新，是以未能制胜。”B32 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李鸿章已经觉察到北洋海军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海军之间存在的差距，不禁发出了“窃虑后难为继”的担忧和慨叹。无奈为时晚矣！

刘公岛前留遗恨

甲午战争爆发前的30年，历史再次向中国提供了发展海军的机遇。当时清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开始兴办海军，并优先发展北洋海军。但在这30年中，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二者是并存的。所谓挑战，从国外来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列强；一是东邻日本。前者早已存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成为主要的挑战者。面对日本虎视眈眈的窥伺，一些有识之士曾不断发出防患未然的呼吁。其实，早在1879年，两江总督沈葆桢卒于任所，其遗折即称：“日本自台湾归后，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若我海军全无能力，冒昧一试，后悔方长！” B33 这些警言意味深长，却未引起朝廷的重视。北洋海军成军6年之后，竟然在刘公岛前全军覆没。沈葆桢的话不幸而言中了。当年的海军爱国将士浴血奋战，勇抗强虏，终难挽回失败的命运。于是，殉国者抱恨而死，幸存者遗憾终生。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北洋海军走向覆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长期闭关锁国政策所产生的持久消极影响，极大地束缚力中国人的思想，也制约了海军建设的正常发展。中国的“师夷”是被列强侵略逼出来的，并不是自觉的。清朝当权者只承认西方国家的长处是“船坚炮利”，因此想得很天真，认为只要师其长而用之，则西洋的“长技”皆可为中国之“长技”，并称之为“万世之至计”。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清政府才决定兴办海军。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B34 这便成为后来“中本西末”说及“中体西用”说之张本。在此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此说一直成为“师夷”的指导思想。就是说，只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就行，不用去触动旧有的生产关系与相关制度。所以，“师夷”的成效并不显著。如船政开始造船后，每行一步都是阻力很大，困难重重，最终未能达到建造外海作战军舰的水平，只能靠购买军舰作为主力战舰，才使北洋海军得以勉强成军。自己的造船能力上不去，不能不对海军的后续发展造成严重的制约，仍然保留着旧有的军事体制。一遇战事，弊端尽露。“南、北洋各守一方，水、陆各具一见”，“皆调动不灵，且多方牵制，号令所以难行”，欲其不败是不可能的。故战后北洋海军将领检讨说：“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以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B35

其次，腐败现象滋生，严重地削弱了北洋海军的实力。海军本是新的军种，在初创时期，还是颇有朝气的。中法战争后东亚形势表面上趋于缓和，朝廷内外陶醉于和平环境，文恬武嬉，以为当然。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认为武夫难拘绳墨，在和平时期不必苛求纪律。“不肖者，碍情不加处治，故众多效尤。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相习成风，视为故态。”于是，封建官场的种种痼习便在北洋海军中迅速滋生起来。有些将领指出：“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此中国水师操练之不及他国者，弊在奉行故事耳。”B36 实战观念淡薄了，朝气也消磨净尽了。世人很少知道，致远舰之沉，原来与缺少截堵水门的橡皮有关。管带邓世昌以其年久破烂，不堪应用，战前请换而未成，故该舰中炮后立即进水沉没。配炮零件也得不到及时供应，海战时有许多大炮即因零件损坏而停放。弹药供应问题更大，或被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或被暗中捣鬼，以假冒真。故有将领痛心地指出：“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 B37 (引信拉火不过引，就会使炮弹即击中敌舰也不爆炸。海战中日舰多艘中弹，甚至有的被击中要害，竟无一艘沉没，其奥秘就在这里。

复次，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导致当时未能建成一支真正强大的海军，是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最根本的原因。进入19世纪60年代中期，东亚形成英、俄对峙的局面，俄国暂时尚无力东进和南下，英国则想维护既得利益，保持既定的东亚秩序和格局。在此后的30年中，正是东亚国家发展振兴的大好时机。日本就在这个时期搞起来了明治维新。反观中国，统治集团不是居安思危，励精图治，有所作为，而是只求苟安，耽于安乐，自甘落后，以致错过了这次百年难逢、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这些年来，每一次列强海上入侵之后，清廷都要表一番大治海军的决心，然而稍有所得，即浅尝辄止，过不了多久便将决心丢到脑后去了。当然曾有许多有识之士，为发展中国海军而殚思极虑，沥血上书。其最著者如马建忠，曾于1882年提出一项发展海军的宏伟计划，即用9年时间，配齐铁甲船6艘，添置各种类型的快船31艘，共需银2580万两，以9年分计，每岁制造经费286余万，不及西方国家每年续添新船经费四分之一。他还列举国家历次战争的巨大开销，认为筹此巨款并非不能解决，关键在于当局要下最大的决心。他认为，这支海军一旦建成，“则分年拨派铁甲舰、快船先往邻近岛国，继往欧美各国，环游东西大洋，以彰国威，以练将士”。只要“本三年求艾之深心，为十年教训之远略，未有不能称雄海上者” B38。此计划目光远大，目标明确，就是要把中国的海防线推向外海，不仅能化近海为堂奥，甚且化远洋为门户。这支海军果能建成，以其战略威慑之力，日本即使想发动甲午战争也极其困难了。然马建忠的上书竟被束之高阁。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来说，最后一次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1895年2月，北洋舰队在刘公岛前折戟沉沙，全军覆灭，使中国海军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场历史悲剧之酿成，从根本上说来，完全是清朝统治者自毁海上长城的结果。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昭彰于史册，值得后人永远记取，以为殷鉴。

注：

①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3—184、193页。

②《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86页。

③《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第885页。

④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6，中华书局，1965年，第531页。

⑤ 魏源：《海国图志》（重订60卷本）卷3，《东南洋叙》，第2页。

⑤魏源：《海国图志》（重订60卷本）卷6，《东西洋海洋国四》，第15页。

⑦魏源：《海国图志》（重订60卷本）卷24，《大西洋总叙》，第2页。

⑧《魏源集》下册，补录，《筹海篇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870页。

⑨《魏源集》上册，《道光洋艘征抚记上》，第186页。

⑩《魏源集》下册，补录，《筹海篇三》，第873页。

B11《海国图志》（重订60卷本）卷10，《东南洋海国三》，第10页。

B12【美】罗伯特•西格：《马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B13池仲祐：《海军大事记》，《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第1076页。

B14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55页。

B15吴元炳辑：《沈文肃公政书》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3页。

B1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65页。

B1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249—250页。

B18池仲祐：《海军大事记》，《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第1083页。

B19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48页。

B20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九），中华书局，2008年，第3407页。

B2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152、252页。

B22《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第746—747页。

B23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卷21，北平，1932年，第11页。

B24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11），中华书局，1996年，第54页。

B25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2年，第2060页。

B26《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第1028页。

B27《李鸿章全集》（4），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058、2064页。

B28《李鸿章全集》（4），第2081页。

B29《复云贵制台王夔石》，《李文忠公尺牍》第2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16年。

B30池仲祐：《海军实记》，《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第1318页。

B31《李鸿章全集》（4），第2222页。

B3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79页。

B33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第484页。

B34张岱年主编：《采西学议》（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4页。

B35陈旭麓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0、400页。

B36陈旭麓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第398—399、403页。

B37 陈旭麓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04页。

B38张岱年主编：《采西学议》（中国启蒙思想文库），第197、200页。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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