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公岛大小炮台六座 ——北洋海军时代刘公岛炮台考略

一，甲午战前炮台建设情况

李鸿章建设北洋海防威海卫基地，大约始于光绪七年（1881年）。[1]光绪十年（1884年），李鸿章邀约张之洞、吴大澂、张佩伦等清流新贵巡阅北洋海防。在五月二十七日（6月20日）提报朝廷的计划中，李鸿章讲到：“臣历年经营海防，……上年旅顺口炮台募用洋将，仿造新式，工作既成，观者均目为坚实。电线、鱼雷，骎骎及山东之威海矣。”[2]闰五月七日（6月29日），李鸿章向朝廷汇报了巡察的经过。关于威海卫，李鸿章说：“（闰五月）初三日，抵威海卫，阅看所延德国副将哈孙教演鱼雷，员弁、兵匠齐力操作，射放有准，驾驶鱼雷艇快捷如风，洵为制敌利器。道员刘含芳会同哈孙督操布置诸务，甚有条理。惟该处濒海南北两口，地阔水深，若筑台设守，需费极巨，一时不易措办耳。”[3]

光绪十二年四月（1886年5月），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帮办海军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厚斋）奉旨巡阅北洋海防。“十八日……亥刻抵威海卫。十九日卯刻，王阅‘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六炮船打靶，遂乘‘镇东’验‘定远’铁甲。复嘱善都统验‘镇远’铁甲，派恩总办验‘济远’穹甲。巳刻启碇赴烟台，各兵船左右护驶行一百四十八里。申刻抵烟台。”[4]北洋舰船虽然选择了威海湾作为操演之区，但这里显然还不是李鸿章海防建设经营的重点，仍未“筑台设守”。即如奕儇在巡阅报告中所讲：“至威海卫亦海滨澳区，适当烟台来路，水师屯操皆宜。惟南北两口宽各数里，筑台布雷，需费颇钜，仍需量力次第经营。”[5]

但是，此次大阅之后，慈禧表态：“海防关系紧要，必须逐渐扩充，历久不懈。”[6]而李鸿章也自此取得了奕儇这位超级权贵的支持，北洋海防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1887年4月19日），李鸿章在《威海大连筹拨防款片》讲到：“前准总理海军衙门咨开，酌拨官军驻扎威海卫、大连湾以固渤海门户折……奉懿旨依议。……臣遵即调派提督刘盛休、知府戴宗骞等各统所部兵勇先后拨队分往大连湾、威海卫察勘形势，扼扎营垒。……”[7]闰四月十七日（6月8日），李鸿章在《威海办防裁营济用折》中，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请将吴大澂所部练军十一营拨赴威海卫、臣部铭军十一营拨赴大连湾驻扎扼守。请在洋药厘捐内岁拨三十万两，以十年为期，逐岁经营，威势可期大振等因，于本年正月二十七日具奏。奉懿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到臣，当经分饬铭、绥各军统领先行前往各海口，详细履勘。……臣与沿海前敌营务处周馥、绥巩各军统领戴宗骞再四商议，……现留步队七营、炮队一营，马队、水雷各一哨，均经拔队赴威，……。”[8]这两份奏折中虽然时间并无具体，但说明在光绪十三年，威海卫作为海军基地的建设已正式拉开序幕。[9]但此时刘公岛上的炮台建设尚未见展开。

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新购“致远”等四快船回国，李鸿章因此于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六日（5月5~16日）“出海验驶快船暨察勘各口工防”。在报告中，李鸿章讲到：“至大连湾、威海卫两口，前调铭军、绥功军分驻，饬周馥等与各统将一再详审形势。据拟于大连湾……威海卫之北口北山嘴、祭祀台筑炮台两座，南口之鹿角嘴、龙庙嘴筑炮台两座，并各建兵房、子药库，铁码头、铁道联通一气。臣登山履险，亲加勘度，所拟尚觉合宜。该两处同为渤海门户，口岸宽广，应筑台垒尚不止此。惟目前经费支绌，兵数又单，只能就现有兵力、财力，择要经营。已面饬南阳镇总兵刘盛休、候选道戴宗骞各督将弁、勇夫，齐力兴办。各台所需后膛大炮，亦经筹议分批订购，俾台成运到安设。又威海之刘公岛，横据外口，势甚扼要。曾设水师机器厂屋，北洋各兵船每在此聚泊操练。拟建铁码头，横入水面，以便各船上煤。岛南须建炮台一座，岛北须建地阱炮台二座。威海南口之日岛矗立澳心，须建铁甲炮台一座，庶水陆相依以成巩固之势，拟次第察酌估办。”[10]

显然，随着威海卫基地建设的推进，刘公岛上的防卫设施建设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建设步伐迈的很快。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日（1890年8月5日），奉山东巡抚张曜之命查勘沿海各口炮台的萨承钰，在威海卫详细勘察了威海湾南北两岸及刘公岛的炮台建设，并向张曜进行了汇报：

“二十日，到威海口，系文登县界。其北岸第一台为北山嘴炮台，高下分作三层；第二台为黄泥崖炮台；第三台为祭祀台炮台，亦系三层建筑，台下西南路往威海市相去不越数里。南岸则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三炮台，形势相埒。海中有一岛曰刘公岛，北口建地阱暗炮台，台式系掘深地基以为地阱，形如满月，中藏阿蒙士庄新制后膛地阱钢炮二尊。岛之北有黄岛焉，山下筑一土堤，陆路可通；岛之南有日岛焉，四面环海，山势突兀，现建地阱暗炮台，安炮位二，以为威海之防。”[11]

对于刘公岛上的炮台，萨承钰在其所撰《南北洋炮台图说》的第三卷《山东各海口炮台图说》中，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刘公岛，在文登县北海中，小成山以西二十三里。岛高五百一十尺，宽二十里。东西两靣，为港之二口。西岸即威海卫。

其北口建地阱暗礮台二座。台式系掘深地基，以为地井，形如满月，中藏阿蒙士庄新制后膛地阱钢礮二尊。开炮时，先配合子药，后用气力以鼓轮机，立时便即陞上，如雷出地奋。八靣旋转，高低且可轰击，击后仍坠地中。从海上望之，祗见有山，不知有台，亦不知有礮。万一敌船前进，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诚克敌之胜算也。二台内礮位，均挖深六尺，横直径长一丈五尺；外台基，均挖深二丈三尺，横直径长四尺；台墙均厚六尺，深七尺五寸。二台礮位外横墙，均厚四尺，高六尺。零件库一间，宽六尺，高八尺五寸，长五丈六尺六寸。子弹库二间，火药库二间，共四间，均宽一丈，深二丈，高八尺九寸，墙厚三尺。库门四道，高六尺，宽三尺。东礮位后横墙，长二丈八尺六寸；西礮位后横墙，长二丈六尺六寸。均高七尺，厚三尺。东礮位后走道，东西长二丈八尺六寸；西礮位后走道，东西长二丈六尺六寸。均宽七尺，高九尺五寸，墙厚四尺。零件房一间，气缸房二间，小兵房一间，每间深一丈，高一丈，共宽四丈九尺六寸；墙厚四尺，高七尺。东西走道二条，均长五丈五尺六寸，宽七尺，高九尺七寸；各开便门二道。高六尺，宽三尺。走道外，挖大小房一十一间，内建中军帐三间，中间宽二丈，深二丈三尺，高一丈二尺五寸；左右二间，均宽一丈二尺，深二丈三尺，高一丈零五寸；前墙厚三尺，后墙厚四尺，均高一丈二尺五寸；中开一门，高一丈零五寸，宽八尺四寸。兵房六间，均宽一丈二尺，深二丈，高一丈零五寸；门高九尺五寸，宽六尺二寸。巡捕房、厨房二间，均宽一丈二尺，深二丈三尺，高一丈零五寸；门高八尺五寸，宽四尺四寸。平靣驻兵房二十一间，东西地基长二十二丈，南北长二丈八尺，每间宽一丈，深一丈四尺五寸；隔墙四幅，厚二尺，高七尺五寸；东西墙高七尺五寸，厚四尺；南墙厚三尺，高九尺；北墙厚四尺，高一丈。南北大走道。自台后兵房起。至营门止。长二十八丈。宽一丈九尺。深一丈零三寸。南北走道，长一十丈零五尺，宽八尺，深一丈；东西走道，长六丈五尺，宽一丈；深九尺五寸。水沟一条，长一十二丈六尺，宽三尺，高六尺六寸。东向斜坡马道，挖深一丈七尺，东西长三丈五尺，南北长一丈五尺。小操场，挖深八尺五寸，南北长一十丈零五尺，东西长二十九丈五尺。营门一座，东西墙长一十二丈二尺六寸，高一丈二尺六寸，厚三尺；门高一丈二尺五寸，宽一丈一尺。”[12]

值得留意的是，在《山東各海口礮臺圖說目錄》中，这位山东候补知县萨承钰先生将“北口建地阱暗礮臺二座”名之为“劉公島北口地井暗礮臺”。

到了光绪十七年四月，李鸿章会同山东巡抚张曜，再次照章校阅海军。威海卫的海岸防御设施建设，“台垒粗成”，炮位安设尚未完竣。

“二十五日开赴威海卫，阅看候选道戴宗骞所部绥巩军新筑南北岸各炮台。于原占北岸之北山嘴、祭祀台两处外，添筑黄泥岩炮台一座，以便居中策应。又于南岸龙庙嘴、鹿角嘴两处外，添筑赵北口大炮台一座，以便向外迎击，均得形势，做法坚固，足与大连湾各台相埒。刘公岛横据口门，势甚扼要，副将张文宣所带护军于岛北新筑地阱炮台，凿山通穴，夹层隧道，安设二十四生特后膛炮，机器升降，灵速非常，能阻击敌船，而炮身蛰藏不受攻击，为西国最新之式。又于刘公岛西接连黄岛上，设炮台一座，跨海通道，工力尤艰。岛南相距七里之日岛，矗立水中，亦设地阱炮台，与南岸赵北嘴炮台相为犄角锁钥，极为谨严。臣等详察大连湾、威海卫布置情形，地势、台工均甚得力，惟订购炮位尚未到齐，后路营库各工仍须随时添设。”[13]

此处必须留意的是，资料显示，后来调扎刘公岛的张文宣于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890年1月8日），尚驻扎在旅顺。[14]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日（1890年6月11日），萨承钰在刘公岛已经见到了配套设施齐备的“北口地阱炮台”。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91年1月20日），李鸿章提交《北洋淮练各营更调员弁片》称：“游击张文宣、都司袁雨春所带护军正副二营，原驻奉天旅顺海口黄金山、牧猪礁等处炮台，现在调赴威海卫驻扎……。”[15]这里李鸿章遵旨“随时奏闻”的，也就是说，张文宣调至刘公岛的时间，当在此之前不久。那么，光绪十七年五月五日《李鸿章奏巡阅海军事竣折》所称“张文宣所带护军于岛北新筑地阱炮台”，是否有移花接木、为其远亲[16]夸功的可能？还请读者自行判断。

威海卫和刘公岛的炮台建设初具规模，有迹可循的是光绪二十年。这一年，李鸿章照章巡阅海军，四月十五日（1894年5月19日）再次来到威海卫，此时的各炮台，“现购到后门长炮，均已扼要分配齐备。”不仅是前述各海岸炮台已经完竣，戴宗骞率领的绥巩军还建设了几座陆路炮台，而刘公岛的守备设施亦有新的进展：

“道员戴宗骞，于威海卫南北岸原设六炮台外，又于柏顶、九峰顶、杨峰岭、谢家所四处，添建新式陆路炮台各一座；于仙梯岭、马蹄疃分建子弹总库、火药库各一座，添修拐角快炮台、田鸡炮台共三座……。总兵张文宣，于刘公岛南嘴添筑炮台一座，又于岛中山沟建总药库一座，甜水仓一座；山顶建护墙一道，共长十里；又筑南嘴土墙一道；岛西接连之黄岛，添设地阱炮台一座。臣等于十七日至黄岛、次日至日岛，试放地阱大炮，于隔海数里外置靶，一击而中。瞬息升降，灵准非常。”[17]

如此，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刘公岛上已知的炮台有三：北口地阱炮台、黄岛地阱炮台、刘公岛南嘴炮台。至于黄岛是否为“地阱炮台”，容后讨论。

二，甲午战争期间有关炮台的信息及建设情况

光绪二十年六月，甲午战争爆发。随着战事向中国境内蔓延，威海卫及刘公岛的战备无疑亦将随之加强。具体的推进情况，我们可以从威海卫及刘公岛的守将们向李鸿章的报告中寻觅。

七月初九日（8月9日），北洋舰队进行丰岛战后的第三次出海巡洋。次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伊东祐亨的指挥下，“纷扑”威海卫。办理威海营务处二品衔候选道牛昶昞电报：“地阱炮台击中倭船一炮，船尚未沉。又，北山嘴炮台击中倭船三炮，船尽东移。”[18]而绥巩军统领戴宗骞亦报告：“倭船开数十炮，弹不及我台。我军北山嘴、黄岛共开数十炮，各有一弹伤船边，馀皆未到。”[19]

因为“北口地阱炮台”、黄岛炮台二者相距甚近，且戴宗骞不在刘公岛上，考虑到观察角度及能见度等因素，该炮究竟发自何台，当以牛昶昞说法为准。

七月十二日（8月12日）子初，日舰再次袭扰威海卫。李鸿章向朝廷转发了威海卫守将的报告：“威海电，倭船六艘，子初趁月黑驶近北口，北山嘴、黄岛各开数炮，两点向东北退走。……”[20]

七月十三日（8月13日）李鸿章给丁汝昌的电报中透露，“威防绥、巩、护军各添一营，兵力已不甚单。”[21]

七月三十日（8月30日），李鸿章答复张文宣：“新勇操练更紧。大顶安炮六尊，运土拉炮，准添长夫三百名。炮设齐，即报明裁撤。”[22]

此时，“大顶”正在建设炮台，且计划“安炮六尊”。也就是说，刘公岛即将可以见到第四座炮台。

十月初八日（11月5日），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致电李鸿章，报告了刘公岛上炮台建设的进展情况：“刘公岛高场营炮台，七月内大工告竣；大顶子炮台赶凿台基，两台实估料银一万五千金之谱。请饬知绥巩支应局先发银六千两购料，派朱绪廉来领。文宣禀。”[23]

当天，李鸿章即予批复：“两台工，已饬局先发银六千两。”[24]

至此，刘公岛上可以见到新建两座炮台，，即“高场营炮台”、“大顶子炮台”。至于该二台位置于何处，容后再解。

十一月十五日（12月11日），丁汝昌致电盛宣怀：“刘公岛周环廿余里，护军三营两哨，守台并派巡哨，冀抽游击，临时实觉不敷分布。前禀帅请添三哨以足四营之数，以期同防。帅意恐无军装，空手无益。兹询张镇，据称现馀军装足充三哨之用。似此一时赶募赶操，信可得力。应恳婉陈帅座，倘蒙允行，乞速复转知赶办。再，该军前招工队三百名，本为安炮而设，俟炮安好，即行禀拨。”[25]

十二月二十一日（1895年1月16日），张文宣电报李鸿章：“电谕遵。刘公岛海边挖伏兵沟，一二日内挖齐。两营新兵训练熟悉，均能用命，时刻严守。”[26]

上引这丁、张的两份电报显示，张文宣之“两营新兵”，显然有300人来自新建炮台的“工队三百名”，且已“训练熟悉”。至于大顶子炮台是否按照“安炮六尊”的计划而“炮设齐”，容后讨论。

十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1月22日），日军已经登陆龙须岛。张文宣急电李鸿章：“丁军门已调护军两哨守祭祀。刘公岛大小炮台六座，周围三十馀里，与丁议定，水师靠刘公岛。若分兵南岸，丁军门要出浪战，岛船皆不保，请电南北帮坚守炮台并水雷，勿与轻用。”[27]

十二月二十九日（1895年1月24日），李鸿章向朝廷转发了戴宗骞的电报：“戴宗骞皓午电：早八点，有倭船一艘，自东北南行，在南口外游弋，旋复回驶，距北口一万密达以外。黄岛先开炮，北山嘴山顶接开两炮，头炮打中船面，即向北驶去云。”[28]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月30日），张文宣报告：“刘公岛南嘴炮台，又打沉百尺崖前拦沙滩倭船一只云。”[29]

次日（1月31日）），张文宣再次报“捷”：“本日七点钟，南帮陆路炮台开仗，口外倭船廿馀只，离口廿馀里，卑军高场营炮台快跑打沉倭双烟筒鱼雷船一只云。”[30]

正月初七日（2月1日），对此颇感欣慰的清廷下旨：“昨据奏称，高场营炮台打沉倭船一只，又刘公岛炮台打沉一只，出力将弁，著查明奖励。钦此。”[31]

张文宣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1月22日）电报清楚地报明：“刘公岛大小炮台六座”。显然，除了已知的北口地阱炮台、黄岛炮台、南嘴炮台三座永久性炮台外，还有三座临时性炮台：大顶子炮台、高场营炮台和另一座暂不知名的炮台。这第六座临时性炮台在哪里呢？我们还需要继续寻找。

三，威海卫之战后日人所见及统计情况

北洋舰队投降后，日军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1895年2月17日）进占刘公岛。二十五日（2月19日）上午8点，日本国民新闻战地特派员古谷久纲氏，经祭祀台、黄泥崖炮台，至北山嘴炮台海滨水雷营栈桥，和外国武官、新闻记者，及大本营将校数人，一起登上水雷艇，渡海踏上了刘公岛。在铁码头上岸后，古谷久纲氏经过下列路线考察了刘公岛：黄岛炮台→刘公岛炮台の隐见炮架→山顶の榴弹炮台→山顶の眺望→海军公所→丁提督の官宅→刘公岛东端の南北两炮台→陆兵营（护军の正副前后四营）→文明的市街。随后，古谷久纲氏又在铁码头登上水雷艇，返回威海卫，参加下午2时在威海卫的文庙举行祝捷大会。[32]

我们看到，古谷久纲氏看到的炮台有，黄岛炮台、刘公岛地阱炮台、山顶榴弹炮台、刘公岛东端南北两炮台。

而在同书刊载的一篇不具名的文章《战后の刘公岛》一文中，记有如下炮台：有堤坝与黄岛相连之隐现炮台，黄岛炮台，刘公岛东口の炮台。“刘公岛东口の炮台”，则详分为：“东泓梢炮台”，设二十四珊の巨炮两门，该炮台面对赵北嘴炮台一面，有急造土山一道，以遮蔽来自赵北嘴炮台的射击；东泓梢炮台南低地有兵营、炮卒屯所；兵营西有新造一炮台，专备东口防御，有十二珊速射炮二门、二十珊炮二门。又，“刘公岛の最高山峰”炮台新备榴弹炮两；日岛设隐现炮二门、速射炮两门。[33]

这篇不具名文章所谓“刘公岛の最高山峰”炮台和古谷久纲氏的“山顶榴弹炮台”，显然即张文宣电报中的“大顶子炮台”。

而该文的“有堤坝与黄岛相连之隐现炮台”，和古谷久纲氏的“刘公岛炮台の隐见炮架”，即“北口地阱炮台”。

古谷久纲氏将“刘公岛东口の炮台”分为“北侧炮台”和“南侧炮台”。无名氏的这篇文章，则更为明确，给出了“北侧炮台”的名称——“东泓梢炮台”。“东泓梢炮台”南之低地建有“兵营”和“炮卒屯所”，说明这是一处永久性炮台，再结合战前李鸿章的奏折，我们知道李鸿章奏折中所谓“南嘴炮台”，即“东泓梢炮台”。

对于东泓梢炮台西南海滨的这处新造炮台或刘公岛东端“南侧炮台”，日本人没有给出名字。战后由参谋本部编纂出版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对刘公岛炮台情况着墨不多，只是在“第三十四章插图第二”的附表中将之称为“东泓梢炮台西南”。[34]占领刘公岛时，负责接收北洋舰队及刘公岛的是日本海军，我们有必要再看一下海军军令部编纂的《廿七八年海战史》。很不幸，我们看到《廿七八年海战史》仍未对此台给出一个具体的名字。在第十一章《威海卫战斗后记》第五节“砲臺守偹竝ニ敷设水雷撤去”中，对其中的几个炮台做了详细的交待：“岛北地阱炮台”被称为“刘公岛西口炮台”；刘公岛东端的数处大小炮台统称之曰“刘公岛东口炮台”。而“刘公岛东口炮台”又细分为“第一炮台”、及第二、第三炮台等；该书根据海军大尉大塚録四郎的报告对东口的几处炮台做了描述，“第一炮台”备炮三十五口径二十四拇克砲二门，“面向刘公岛东北海面防御”，中央“火药库及兵舍”，东端还有一“弹丸库”，这显然就是“东洪稍炮台”；“第二炮台”是“所谓急造砲壘”，备炮十二拇速射炮二门、三十五口径二十四拇克砲二门，火药库在克砲之间，这是东洪稍炮台西南海滨新建堡垒群中最大的一座炮台；其它“第三、第四、第五、及第六砲臺”，沿海边土墙分布，计有“数十门ノ臼砲、野砲及機砲”；另外岛之东端还有数个小垒设野砲及機砲若干。除第一、第二炮台外，“第三”等其余几处炮台，大概因其小，在该书最后归纳《刘公岛、日岛及黄岛备炮一览表》中，均为忽略不计了。[35]

至此我们看到，日本人将东洪稍炮台西南这处临时炮台，称作了“刘公岛东端南炮台”、“东洪稍南西新造炮台”、“东洪稍炮台西南”和“刘公岛东端第二炮台”，本文以下姑称其为“东洪稍炮台西南临时炮台”。

四，今人对炮台的描述

盘点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刘公岛大小炮台六座”已经全部亮相：北口地阱炮台、黄岛炮台、南嘴炮台（东泓梢炮台）、大顶子临时炮台、高场营临时炮台、东泓梢炮台西南临时炮台。

中国研究甲午战争的专著，以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堪称最早。姚氏书中对刘公岛炮台的描述：“威海一湾，以刘公岛为屏蔽，于岛设炮台二：西曰黄岛炮台，有克鲁卜二十四生特口径炮四、英国阿母斯托郎地阱炮二，台左设快炮二；东曰东风扫滩炮台，有二十四生特口径炮二、二十八生特口径炮一，外并零星炮台数所，是为刘公岛炮台，守者记名总兵张文宣，统护军两营驻焉。其刘公岛至威海南嘴之间曰日岛，上建炮台一，有沪造阿母斯托郎地阱炮二、英十二生特快炮二，是为日岛炮台。”

毫无疑问，姚氏的说法极不准确。姚氏以后鲜有学者对此留意。今人对甲午威海卫之战的研究，当以戚其章先生为权威，因为戚先生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威海当地做了大量的走访，掌握不少口碑材料。他在开山之作《中日甲午威海之战》的初版中，也将刘公岛的炮台确定为二：黄岛、东泓。[36]显而易见，这是受姚锡光误导，而仅将“东风扫滩”易为“东泓”的结果。但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戚先生在该书再版时将刘公岛的炮台明确为六：黄岛、公所后、旗顶山、迎门洞、东泓、南嘴。[37]根据戚著附录的《威海清军兵备图》所标示的位置，与前述的炮台名称对比，我们可知：公所后炮台=刘公岛北口地阱炮台，旗顶山炮台=大顶子炮台，迎门洞炮台=高场营炮台，东泓炮台=东洪稍炮台，南嘴炮台=东洪稍西南临时炮台。

由此，我们将各个时期刘公岛炮台建设及名称演变情况列表示意：

五，几点说明和疑问

前述列表，显示着各个时期炮台建设和各台名称的演变，不必赘言。

需要说明的是，此前的资料我们无法找到“高场营炮台”的确切位置，但如前述，戚先生“迎门洞炮台”的说法显然不是凭空而来的，应该是实地踏勘、调查的结果。也只有将“迎门洞炮台”视为“高场营炮台”的对应项，才能与张文宣“刘公岛大小炮台六座”之数相符。而且，根据战后日人拍摄的照片，该处确有一门炮，且近旁的山脊长墙上，有一城门，[38]城门之下即为护军正营的营盘。“迎门洞”，或为“营门洞”的转音也未必。

“北口地阱炮台”，被称为“公所后炮台”，有人解释为“地人又称之为“公所后炮台”，因其临近麻井子船坞，又称‘麻井子炮台’。”[39]这是可以的。将“大顶子炮台”称之为“旗顶山炮台”；称“东泓梢炮台”为“东泓炮台”，均勉强说得过去。

问题最大的是，将“南嘴炮台”和“东泓梢炮台西南临时炮台”划等号。“东泓梢炮台”即“南嘴炮台”，这是毫不困难就可以结论的。战前李鸿章奏折中的“南嘴炮台”，是永久性炮台；“东泓梢炮台西南临时炮台”，乃一处“急造炮垒”，这是日本资料清楚显示的，[40]二者的分野既大且清晰。至于这一临时炮台，该如何给出一个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名称，有兴趣的学者可以继续探讨， [41]但显然不能将其称作“南嘴炮台”。

还有一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日岛炮台。通常以为，日岛是张文宣护军的防区，其实不然。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1890年11月10日），李鸿章在《绥巩军第三案收支饷项请销折》中称：到“光绪十六年六月底止”，“添办威海卫水雷营库、黄岛泊塘坝、日岛地阱炮台各工”，皆在绥巩军经费中列支。[42]而如前述，张文宣调扎刘公岛的时间当在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前后。

北洋舰队覆灭后，降将及弁兵们被日人放归烟台。刘含芳等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1895年2月20日）向李鸿章报告刘公岛水陆军殉难及生还人员的情况，以及给这些人补发饷银的情况，其中：“巩军日岛官弁四十九人，已经刘超佩借领湘银一百九十二两七钱。护军四营饷，另电禀。”[43]

李鸿章的奏折和刘含芳的电报清晰地显示，日岛炮台不仅是巩军建造，而且是巩军守备的。[44]

对于“大顶子炮台”安设的炮数，张文宣告诉我们，那里原计划“安炮六尊”，但最终安设了几门炮呢？

前引《战后の刘公岛》一文称，海岸堆场有廿四珊榴弹炮四门，及炮架、弹药等附属品，半曝露于雨雪之中。据说“刘公岛の最高峰”新备二炮，与此榴炮同种。[45]从全文内容看，该文作者并未上山顶观察。而古谷久纲氏则不同，他站在大顶子观察到：全岛皆山，其最高顶高出海面300呎，仅一条道通达山顶，其险莫可名状。此处的炮台正在建设中，四个炮位已开掘完成，铁板、石块也已搬运到其中，二十八珊榴弹炮二门横陈山顶。这令古氏大吃一惊，以该炮的威力，五千米射程俯射，可击破军舰铁甲板而贯穿船腹。古氏还感叹，也只有中国这等大国，才能凭人多将此二门炮搬上山顶。而其它两门炮及弹药，尚在海岸，将被我等携归本国。[46]

海岸堆场的廿四珊榴弹炮四门（或二十八珊榴炮二门），及炮架、弹药等附属品，究竟是否为大顶子炮台建设所准备，已无法确知。但我们可以知道，“大顶子炮台”并未完成“按炮六尊”的计划。可能的原因是，当战争逼临，张文宣将此炮台的建设草草了结，而集中全力于刘公岛东端南侧海滨”挖伏兵沟“及多处建临时炮垒，[47]以防日军由此抢滩登陆。

最后，还有一个不解之处尚需提出来。这个疑问就是，李鸿章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1894年5月29日）《校阅海军竣事折》中说到：“岛西接连之黄岛，添设地阱炮台一座。臣等于十七日至黄岛，次日至日岛试放地阱大炮，于隔海数里外置靶，一击而中。”[48]李鸿章考察过黄岛炮台，且这里分明是在宣称黄岛炮台有“地阱炮台一座”。距离所谓“岛北地阱炮台”如此之近，再建一座地阱炮台，有否必要？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此举殊不可解。而且，日人的观察和统计亦显示，黄岛炮台并未有任何曾设地阱炮的迹象。显然，李鸿章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但究竟是李鸿章及幕僚们拟稿时的手误，还是他人的抄误、刊误，目前难以判断，尚待有心、有力者进一步探究。

[1] 这个时间被很多学者所采纳，由于李鸿章光绪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刘含芳仍调北洋任职折》中：“甘肃安肃道刘含芳于光绪七年经臣派驻山东威海卫及奉天旅顺口相度形势，建置炮台，创设水师重镇。……”（《李鸿章全集》（14），第416页）其实，这个时间仍有探讨的余地，因为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刘含芳仍以电报总局总办道员的身份与署津海关道周馥等在处理“第三批美国撤回学生”的安置事宜（《李鸿章全集》（37），第180、182页）。

[2] 《出洋巡阅折》（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全集》（10），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468页。

[3] 《李鸿章奏出洋巡阅情形折》（光绪十年闰五月七日），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25~226页。

[4] 周馥：《醇亲王（奕儇）巡阅北洋海防日记》，《清末海军史料》，第232、242页。

[5] 《奕儇奏查北洋炮台、水陆操防、机器、武备、水师学堂情形折》（光绪十二年五月一日），《清末海军史料》，第252页。

[6] 《清末海军史料》，第254页。

[7] 《李鸿章全集》（1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71页。

[8] 《李鸿章全集》（12)，第123~124页。

[9] “陆军则自十二年后始议办威、大之防。”这是李鸿章于光绪二十年的说法，不准确。

[10] 《李鸿章奏察勘各口海防折》（光绪十四年四月七日），《清末海军史料》，第263、264页。

[11] 萨承钰：《南北洋炮台图说·序·上張勤果公南北洋各礮臺情形書》。

[12] 萨承钰：《南北洋炮台图说》，卷三，《山东各海口炮台图说》。

[13] 《李鸿章奏巡阅海军事竣折》（光绪十七年五月五日），《李鸿章全集》（14），第94~95页。“二十五日”，即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1891年6月1日）。

[14] “护军正营统带兼管带官补用游击张文宣……驻扎奉天旅顺黄金山，护军副营管带官补用都司袁雨春……驻扎奉天旅顺口牧猪礁。……绥字正营统领兼管带官候选道戴宗骞……绥字副营管带官选用知县刘树德……绥字新左营管带官候补知县王景仁……绥字新后营管带官补用守备葛定国……驻扎山东威海卫。……巩字中营统带兼管带官补用副将刘超佩……巩字前营管带官记名总兵周光贵……巩字右营管带官候选知府鲍兰征……巩字新左营管带官升用参将陈万清……驻扎山东威海卫。”《复奏各军营规折·附清单》（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13），第266~268页。

[15] 李鸿章：《北洋淮练各营更调员弁片》（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13），第554页。

[16] 张文宣系天津机器局总办张士珩的堂兄，张士珩乃李鸿章的外甥。

[17] 《校阅海军竣事折》（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15），第333~335页；《清末海军史料》，第282页。

关于“仙梯岭”，笔者数年来曾为此苦苦寻觅，遍访了威海附近与“仙梯岭”三个字有关或近似的地方，一无所获。笔者以为，李鸿章这段话的标点应该是：“于仙梯岭马蹄疃分建子弹总库、火药库各一座，添修拐角快炮台、田鸡炮台共三座”。意即在仙梯岭中的马蹄夼附近，分建了子弹总库和火药库（二者无必要也无可能建在相距过远的二处），而所谓“拐角快炮台、田鸡炮台”亦即为守备此二库而建。棉花岭主峰（康熙《威海卫志》称“庙后岭”，今东里夼人称为“萝卜墙”）南至“庙前海口”的巨大山谷，名“东里夼”，其中又分为“里夼”和“外夼”，徐里夼位于里夼，而马蹄夼、戚东夼位于外夼。笔者以为所谓的“东里夼炮台”即为“拐角快炮台、田鸡炮台共三座”之一座或泛称。另，笔者调查时，当地老人为引导指看了“军火库”、“炮台”的旧址所在。

[18] 《牛道急电》（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十日辰刻到），《李鸿章全集.》（24），第216页。

[19] 《戴道来电》（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十日辰刻到），《李鸿章全集.》（24），第216页。

[20] 《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二日未刻），《李鸿章全集》（24），第227页。该书标点有误，径改。以下同。

[21] 《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三日亥刻），《李鸿章全集》（24），第232页。

[22] 《复刘公岛张镇》（光绪二十年七月三十日亥刻），《李鸿章全集》(24)，第289页。

[23] 《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25~126页。该书将“文宣”误订为“张光前”，而安教版《李鸿章全集》仍因袭了这个错误。

[24] 《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126页。

[25]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317页。

[26] 《张文宣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戌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49页。

[27] 《张镇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卯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364页。

[28] 《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345~346页。

[29] 《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398页。

[30] 《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398页。

[31] 《寄李鉴帅丁提督》（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401~402页。此处“刘公岛炮台”显然是“刘公岛南嘴炮台”，故不可以将“刘公岛炮台”视为一炮台名称。虽然本文后面引用的日人古谷久纲氏和《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中，都有将“刘公岛北口地阱炮台”写成“刘公岛炮台”字样，但这个作为名字显然是不可取的，中方史料也不予支持。

[32] 《刘公岛的状况》，《日清战争实纪》（第贰拾壹编），博文馆，明治廿八年三月十七日，第112页。

[33] 《战后の刘公岛》，《日清战争实纪》（第贰拾壹编），博文馆，明治廿八年三月十七日，第34~38页。

[34] [日]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六卷），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无页码。

[35] [日]海军军令部：《廿七八年海战史》（下卷），东京水交社，明治三十八年八月，第259~267页。

[36] 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版，第27页。

[37] 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34页。

[38] 通往刘公岛后山海滨的道路，当经此门而过。

[39] 王记华：《晚晴北洋海军威海卫基地要塞设防考略》，载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200页。

[40] [日]海军军令部：《廿七八年海战史》（下卷），第264~265页。

[41] “刘公岛上，北洋护军……添筑南嘴炮台1座，该炮台位于东泓炮台西南，与南口海中之日岛炮台相策应。” 王记华：《晚清北洋海军威海卫基地要塞设防考略》，载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202页。

[42] 《绥巩军第三案收支饷项请销折》(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全集》(13)，第469页。

[43] 《刘道牛道马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夜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449页。

[44] “副将张文宣率北洋护军2营驻防刘公岛与日岛。”王记华：《晚清北洋海军威海卫基地要塞设防考略》，载戚俊杰、刘玉明：《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200页。

[45] 《战后の刘公岛》，《日清战争实纪》（第贰拾壹编），博文馆，明治廿八年三月十七日，第38页。

[46] 《刘公岛的状况》，《日清战争实纪》（第贰拾壹编），博文馆，明治廿八年三月十七日，第113~114页。

[47] [日]海军军令部：《廿七八年海战史》（下卷），东京水交社，明治三十八年八月，第259~267页。

[48] 《李鸿章全集》（15），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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