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舰船为何要去长崎油修？——再与马幼垣先生商榷

一、前言

我的一篇小文《1886年北洋舰船长崎油修起因辨析》（以下简称“辨析”）①，对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马幼垣先生的大作《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以下简称“新探”）中的部分观点②，提出了不同意见，即马先生从所谓“海军专业史和世界海军史的角度去考察”，认为1886年（光绪十二年）丁汝昌等带北洋舰船往日本长崎油修为“愚笨误国”，而我则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军情等实际背景出发，以为那不过是“无奈而亦无大害的选择”。马先生不以我弱小愚陋，著长文回应我，大费唇舌地开导、指教，让我感动莫名。马幼垣先生的大作《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样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以下简称“敬答”），发表在《九州学林》五卷三期（总十七辑）上③，反复捧颂，受益匪浅。我的文章给了马先生痛骂李鸿章、丁汝昌们的机会，骂得入骨，骂得痛快，让我再次领略了马先生泼辣的文风和凌厉的辩才；马先生的议论汪洋恣肆，信息量绝大，令我获得新知良多。

我原文中两处明显且严重的错误：1，铁舰必须“每年一修”的定例，被我搞成了“每半年一修”；2，上海的祥生船厂被我“错植到香港去了”④。这些没能逃过马幼垣先生的火眼，均以大篇幅予以批评指正。“知识浅陋的丁汝昌起码没有犯此过失”，而“喜欢海事的孙先生”竟作此等“发明”⑤。这实在令我惶愧汗颜，不敢有任一托词而自辩。对马幼垣先生发问我的“定远”级舰“要行驶多远才能掉头”等9个问题⑥，我只能如马先生所言：“此等问题我多无答案，有些则仅仅知道一点点。”虽然如此，我还是要遗憾地向马先生表明自己的态度：你仍然未能说服我。换句话说，我关于北洋舰船去长崎油修不过是“无奈亦无大害的选择”的观点，不仅没有因马先生的激昂而改变，还对马先生的议论增加了新的疑问。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以为，应先搞清丁汝昌们为什么去，如何去的？逐一按照北洋舰船长崎之行的来龙去脉，分析马先生提出的问题，才能说明白丁汝昌们究竟是否“愚笨误国”了。这毕竟是第一位的。

确切地说，我并非对马先生所有的意见都不接受。写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我承认马先生所指出的错误，并就新的疑问向马先生请教。请马先生容忍我“不可教也”的顽固。

二、“照章上油”——长崎之行远因之一

马幼垣先生说：“舰船泡在水中，自然会有微生物粘附船底。若积累得太厚，会影响航行速度，甚至侵蚀船底。因此舰船需要按时入旱坞清刮船底，漆傅新油。这是人尽皆知的常识。”⑦马先生还说：“清理舰底，重新油漆是周期性的例行事。”⑧那么，舰船上坞的周期应该是多长时间？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规定呢？我的小文把“每年”给弄成了“每半年”。马先生紧紧揪住这个错误（马先生讥为“发明”），多次向我发出质疑：“孙先生说铁甲舰每半年就得刮底刷油一次，不知何据？当时西方海军的铁甲舰果有这样的维修常规吗？……海中微生物粘附和积累的速度，各舰不同，可快可慢，多久才需要刮底一次如何立规？”⑨

马先生根据“海中微生物粘附和积累的速度，各舰不同，可快可慢”的理解，质疑军舰“多久才需要刮底一次如何立规”，并用英国“大胆”号（Audacious)、智利“恩嘉拉达”号（BlancoEncalada)2艘军舰连续11年没有在某个船厂（有否去过他坞，马先生没有交代）上坞记录的非正常现象，来证明军舰的油修无须一个时间上的定规。事实并非如马先生所言。马先生以自己拥有大量的洋资料而颇为自负，但显然对中文资料掌握不多。

1881年5月21日（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刚刚签订了第一艘铁甲舰购置协议后，德国伏尔铿厂（AGVulcan）总工程师RudolphHaack（李凤苞、徐建寅的日记里译为“哈格”，今译“鲁道夫·哈克”）就向协助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丹崖）办理购舰事宜的参赞徐建寅（仲虎）介绍了铁甲舰坞修的规定和油修的办法。徐建寅在当天的日记里做了详细记录：

“三点钟，哈格来云，铁船每年必一次入坞上油。虽本年已上油一次，若派出洋当差，先须再入坞上油一次。凡上油，先视其不妥处，用小锤试击，内有锈则油皮自然脱下，用三角刮刮下，再用钢丝帚刷之。上油二层，再与油皮不能落下之处，同上油一层。船内有赛门登石灰⑩结住者，不必上油。其余各面，皆应察看。如有不妥处，亦试击刮去，上油与船外面同。德国有铁甲船，已用至十五年，皆未锈坏，不过照章上油而已。”
“铁船每年必一次入坞上油”。显然，这就是马先生“多久才需要刮底一次如何立规”的答案。一个案例肯定说服不了马先生，不妨再举一例。掌握铁舰上坞除锈、涂漆知识的不仅限于徐建寅，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就是为马先生推崇备至的许景澄（竹筼）。

许景澄于1884年10月23日（光绪十年九月初五日）抵德国柏林履任，接替李凤苞担任出使德国大臣。在使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许景澄积极吸纳世界新知，并着手撰述他的“绝世之作”（马先生语）《外国师船图表》。在该书，他详细记述了铁船油修的原理和办法：

“船料旧惟用木。道光元年，英格兰部始造铁船，人初以为不便：一，铁遇海水易锈；二，船底生蚝虫，能减速率；三，船行有吸差，罗针不正；四，铁多冷气，与空气触结，居人易受潮湿。近年铁船必外涂红铅粉或毒油，底板岁一刮洗，以船坞淡水浸之，蚝虫即死。”徐建寅、许景澄二人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坞油修，如何油修，油修的时间规定，而且还让我们知道这项工程绝非如马先生所谓的“蛙人”可以处理的。

许景澄不仅重复强调了“底板岁一刮洗”的常规，还在接收“定远”、“镇远”过程中亲自将这一知识付诸实践。

“定远”、“镇远”相继建成之后，因为中法战争等原因，未能如期来华。延宕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法签订和约后，二铁甲舰始得成行。掌握了舰船油修这一海军新知的许景澄，鉴于二舰已经下水过久，“船底油漆不免蚀腐”，遂协商德国海军部，安排二舰于放海前，再行检修，并多次向总理衙门汇报了铁舰坞修的情况：

“铁舰事宜，经电商北洋大臣酌量先备。现与德海部商借船坞，饬两舰即日入坞修整。“四月二十二日，奉达德字第十四号函，计已察入。三舰驶华事宜，前已电商李节相，次第布置。现复钦奉谕旨，谨当赶速料理，俾可克期启轮。弟以前月杪驰赴海口，督催一切，并察看坞工。定、镇二舰守泊将近一年，船底油漆不免蚀腐，惟刮视铁身，均无损伤，盖海水卤恶，即蠡介之类皆易剥蚀船质。德国铁舰定例岁入一坞，以资防护。记数年前，日本之扶桑舰忽致锈坏，实即受病于此。现定、镇已先后出坞，济远即日由瑞纳门海口驶至溪耳，仍借德坞修整，已与李节相商定同日开驶，呼应较便。”
“本年三月间，法事初定，臣以三舰筹备行驶，头绪纷繁，猝难办集，因电商李鸿章先行补购炮位，查估需用弁役各数，并商借德国海军水师船厂，饬各舰次第入坞油漆见新。……五月廿一日，致祭天后，……礼毕，即于是日展轮内渡。”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没有“半年”的定例，却有一年的立规。这并不是丁汝昌们的发明，也不是我孙建军的发明。“德国铁舰定例岁入一坞”，这个知识是通过马先生百般赞赏的许景澄引进到国内的。许景澄不但从德国人那里掌握了这个“定例”，而且还急急忙忙地实践了它。在马先生眼里，许景澄是中国晚清时期堪任北洋海军提督的两位人选之一（另一位，马先生认为是马建忠）以如此高明之许景澄所说且做并引进中国的“定例”，丁汝昌们是不敢不遵守的。

说完这些，我还有一个案例提请马先生注意。1886年1月3日（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致函奕譞，谈到舰船坞修的必要性时谈到另外一个马先生显然未曾注意到的内容：

“前在英厂购到蚊船数只，均系钢片镶做，岁须两修。”“定远”、“镇远”二舰“次第入坞油漆见新”，“先后出坞”，与“济远”一起，于1885年7月3日（光绪十一年五月廿一日），从德国基尔港启程，10月间相继抵达大沽。11月17日（十月十一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不顾“朔风甫劲”，亲“赴大沽出口，督试‘定远’、‘济远’等铁舰，出洋驶行至旅顺。”而后，丁汝昌即督率诸舰南下厦门、澎湖一带冬操，开春又为总理海军事务王大臣醇亲王奕譞校阅海军而忙碌。1886年5月，奕譞、李鸿章检阅海军；大阅甫结束，丁汝昌又奉命查勘胶州湾。在这之前，丁汝昌们即已开始联系二铁甲舰坞修的事情（下文将提及）。

“定远”、“镇远”上次在德国坞修是1885年6月的事情，转眼将近一年（马先生说成是三四年，显然是未能读完许景澄函稿的缘故）。李鸿章、丁汝昌、琅威理（WilliamMetcalfaLang）们对此是清楚的，而专程赴德国“协驾铁舰”回华、“随船观摩”了3年多的刘步蟾更是心知肚明。“德国铁舰定例岁入一坞”，按此规定的期限已经逼临，这需要提前筹备、“预先安排”，不能临时周章般地去处理。可是，到哪里去坞修呢？哪里有坞呢？李鸿章、丁汝昌、琅威理们心里是明白的。

三、“有船无坞”——长崎之行远因之二

马幼垣先生认为，“一支健全的海军必须有健全的后勤配套”，这话在理论上没错。但是，马先生说，北洋海军“只管添舰而忽略了船坞发展得同步进行”，却不见得公平。马先生不了解晚清船坞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也完全无视北洋海军发展的恶劣环境和严酷现实。

马先生指李鸿章辈所采的是“先买舰，其它慢慢再说的策略”，这一说法与我们看到的史实相距十万八千里。早在1876年1月16日（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李鸿章在起意买船时即已考虑到修船的问题，他在给沈葆桢（幼丹）的信里谈到：“承钞示日意格函稿，定制铁甲船似系新式，闽厂想可修理。”1877年9月21日（光绪三年八月十五日），李鸿章在给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春帆）的函里，正式表达了建坞应早于购舰的意思：

“铁甲船为海防不可少之物，……无论船样稍旧，价值非廉，现无修船之坞与带船之人，何能贸然定购？”同年11月25日（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致函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再次讨论了购买铁甲船与建设大型船坞的问题：

“铁甲船本应定购，……该船不能进口，必先为敌所攫，转贻笑于天下。……弟每悬想海上战事，辄用危心。至尊意缩其尺寸，以就闽、沪之坞，铁甲至小者吃水必一丈七尺以上，沪坞固不能进，闽坞亦未能容，另辟船坞则须巨款。如购一船，创建一坞，既无指项，亦觉不值。”其后，李鸿章多次与吴赞诚（福建船政大臣）、李凤苞（出使德国大臣）、黎兆棠（继任福建船政大臣）、郑藻如（上海制造局道员）等讨论购买铁甲舰及修建船坞，探讨扩建闽沪船坞或购买福建天裕洋船坞及广东黄埔洋船坞的可能性。“然而一以南洋大臣沈葆桢去世，继任者对于海军并无多大兴趣，对于船坞建设更不积极支持。二以日本兼并琉球及俄国侵占伊犁的刺激，北洋防务益形吃紧，铁甲船既为北洋所购，则船坞自以位于北方为宜。因此，遂不得不将其目标转移于北洋各口。”对大连湾、烟台、胶州湾、威海卫、旅顺口等处，反复权衡比较，听取朝中各色人士的意见，考虑到经费和守备等因素，李鸿章最终确定优先建设旅顺，并于1879年11月（光绪五年十月）取得了朝廷的认可。1880年11月（光绪六年十月）第一期工程上马动工。

马先生说，至“定远”、“镇远”两舰“来华服役多年”，旅顺大坞这一“配套的船坞还在慢条斯理地建筑”，此话实在有些过份，不近情理！马先生反复炫耀自己所拥有的外国资料之多，如果对国内汉语史料也有所掌握的话，马先生就应该知道此时“定远”、“镇远”两舰“来华服役”不是“多年”而是不足一年；更应该知道旅顺大坞建设以及北洋海军缔造的艰难。至少马先生应该看一下袁保龄（子九）的《阁学公集》。袁保龄以一介书生主持旅顺船坞工程建设，冒严寒酷暑潮湿，餐风露宿，呕心沥血，终致积劳成疾，48岁即病逝于旅顺。袁保龄函稿中反映建坞过程中的种种艰难，我看这些资料时，忍不住要掬一把辛酸泪。有人性的人绝不会指责他们的建设是“慢条斯理”，也绝对发不出如此“荒唐言”来的。

李鸿章对舰船坞修的必要性和北洋船坞建设的现状始终是关注的。1886年1月3日（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致函醇亲王奕譞，汇报了建坞的迫切性和北洋船坞建设的现状：

“船坞一项，为水师根本，必不可省之工。凡各国有铁舰快船者，皆必先立水师口岸，先修大石坞。鸿章前于筹议海防事宜折内详细奏明……前在英厂购到蚊船数只，均系钢片镶做，岁须两修。蚊船吃水仅八尺，故先在大沽建坞，修理出入较便。此坞木底无石，为费颇省。嗣购到超勇、扬威，吃水十五尺，不能进大沽，每年赴上海洋商船坞修理，已形不便。今又添定远、镇远、济远，吃水至二十尺，不但沽口不得入，即沪口、闽口皆不得入。中国无可修之坞，非借英之香港大石坞、日本之长崎大石坞不能修理。铁舰易积海蠹，或偶损坏，无坞可修，便成废物，此为至要至急之举。鸿章今年始聘到德国监工名善威者，相度旅顺口内地基，堪以创建船池石坞。其口门有导海机器挖沙船，随时浚深，铁舰可入内停泊修洗。估计坞厂库房各工照西国水师口岸办法，约需银百三十万两，限三年竣工。此后南北洋无论再添铁快舰若干，皆可就旅坞修理，不致为英、日所窃笑，有警时亦不受制于人。务祈殿下主持而助成之，则水师根基固。……惟现添三舰均系铁船，终年巡海，蛎苔侵蚀，必须每年一修。又吃水过深，不能进大沽闽沪各坞，必须暂借洋坞修理，所费更巨。”1886年2月21日（光绪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李鸿章又一次致信奕譞，其用意跟上函一样，都是祈求争取奕譞这位超级权贵的支持。没有这位皇帝亲爹“支持而助成”，李鸿章的事业恐怕要雪上加霜。马先生说北洋舰队无修船大坞的尴尬处境是李鸿章、丁汝昌辈“自己炮制出来的”，实属欲加之罪。这样的处境，李鸿章“炮制”不出来，丁汝昌更“炮制”不出来，乃是满清王朝整个大环境使然，是时代的悲剧，非人力所能为。李鸿章在信函里给奕譞解释了旅顺澳工进展拖期的原因，并再次强调建坞的迫切性：

“惟旅顺浚澳之工，前因法事吃紧，专顾防务，以致澳工尚未告竣。现在西澳已浚之处可以泊多船，尚嫌进出路窄，转棹不能宽绰。东澳本是浅滩，现正集夫开浚船池，约周三里，深二丈五尺，将来可停铁舰快船多艘。因连澳之船坞甫经兴工，不便开坝放水，故铁舰尚不能驶入澳内……至军舰收泊之区，必须有大石坞预备修理。西报所讥有鸟无笼即是有船无坞之说，故修坞为至急至要之事。”这种“有鸟无笼”的局面难期短时改变，兴建中的旅顺大坞迟至1890年11月9日（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方得竣工，远水显然救不得近火。但，舰船不能不修，已有日本“扶桑”舰的前车可鉴（注意，这个案例可是许景澄介绍的）。被朝廷、李鸿章视为珍宝的定、镇二铁甲舰，丁汝昌们自然不会掂不出它的份量。尽管马先生为丁汝昌们提出了去新加坡、海参崴等“高明”的主意（真相容后揭晓），但丁汝昌只能按照他所处的实际背景和自己的思路进行。

四、联系港、沪船坞中断——长崎之行近因之一

晚清海军是新生事物，其建设在艰难困苦的条件起步，借鉴英国海军模式建军，舰船购自英、德，一切向着正规化而努力，既有“定例”可循，丁汝昌们当然要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合乎规范。马幼垣先生认为，舰船油修可以拖几个月甚至几年、十几年，那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和见识。对于百多年前的丁汝昌来说，“定远”、“镇远”这对李鸿章千辛万苦弄来的崭新的心肝宝贝，他们必是认认真真、战战兢兢地对待的，何况按规范操作“照章上油”并没有错，更没有理由认为丁汝昌“小题大做”！不过，在马先生那里，英国人“按此程序去办事”，马先生会大加赞许，丁汝昌按程序办事，则被马先生讥为“无胆识”。

马先生说，定、镇二舰去上次上油时间已有三四年，看得出马先生虽然多次强调许景澄的高明，并读到了《许文肃公遗稿》中关于“定远”、“镇远”建造“工程完竣后的验收”部分，却并未耐心地读下去。前引许景澄电文已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上次坞修是1885年6月，按照“德国铁舰定例岁入一坞”的规定，丁汝昌当然要“速筹坞修”了。马先生显然不了解这一情况，故发出如下错误言论：“‘定远’下水于1881年12月28日，至1886年夏泡在水中仅四年半；‘镇远’下水于1882年11月28日，迟了差不多整年故只泡在水中三年半。两舰的建材并非特劣，即使舰底从未清刮过，积苔总不致如丁汝昌所说到了‘须速筹备进坞’的程度。”既然“中国无可修之坞，非借英之香港大石坞、日本之长崎大石坞不能修理”，丁汝昌、琅威理们乃积极地想办法，在与津海关税司德璀琳（GustavvonDetring）、津海关道周馥（郁山）、招商局会办马建忠（眉叔）和李鸿章重要幕僚罗丰禄（稷臣）等会商之后，把目光集中到了香港，以及上海英商的祥生船厂（oyd&Co.）。丁汝昌漂泊海上，处无定所，没有无线电联络设备，只得将与船厂联系洽商的事务委托周馥等岸上诸人帮助办理。

1886年6月12日（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丁汝昌接到李鸿章“去胶州察测港道”的指令。6月23日（五月廿二日）即出发前往胶州的前一天，丁汝昌在威海卫接连发出两函，一给罗丰禄，一致德璀琳，全是催问此前委托他们联系香港、上海两地船厂坞修定、镇二舰的查询结果。

丁汝昌在给德璀琳的信中，要求德璀琳尽速落实香港有否空坞，以便及早预约：

“津门别后，在沽小住数日即东来，中途于旅防勾当公事停桡数日。昨者由芝罘达威，翼日仍须带领各艘去胶州察测港道。敝军定、镇急须筹备进坞，前执事云香港有坞，曾允电商，刻下计当得有回电。可否之处，希即遄告，递交烟台新关存交，俾可早为定夺，免致临时瞻顾有误。”丁汝昌致信罗丰禄，催问的是与上海方面商谈的结果。北洋舰船“超勇”、“扬威”此前曾多次在上海“船坞洗刷油漆”，丁汝昌们对上海船坞的状况是清楚的，为此还特地电请轮船招商局会办马建忠这位船业人士代为联络。祥生船厂并无承修铁甲舰的经验，尽管厂家态度踊跃，丁汝昌仍担忧空言误事，故特别追问祥生船厂能否承诺提供船舶保险的问题：

“定、镇两舰须速筹备进坞，前合执事暨郁山观察会电眉叔妥商。祥生厂是否出据能保该两船入坞无碍一节，刻下曾接回电与否？得有确信，方可豫为定夺，免届时瞻顾有误。倘仍未来复电，仍祈从速电催，能否之处，必须一言为定。祈即遄示，递交烟台文报局转交。”第二天（五月廿三日），丁汝昌又致电周馥，指出祥生船厂基础条件（“坞基”）薄弱，重申为求慎重祥生船厂应办理“保险”，并附交了琅威理的书面意见：

“伏念祥生厂坞初次承入此等巨舰，所可虑者坞基质弱，设有不测，患即匪鲜。设该厂诚有把握，允以此两铁舰制价保险，自可照办。外附琅威理所议一纸，祈译阅。”7月9日（六月初八日），丁汝昌在接到德璀琳电告其香港船厂接修铁甲舰的困难（“须改造坞底龙骨等”）后，即与琅威理“会商”，暂停与香港船厂的洽商（“暂作罢论”），并将这一的意见回电德璀琳：

“昨奉答章，谓香港坞尚须改造坞底龙骨等事，当即会商琅公威理，据云彼已知该坞不能入此巨舰，船图似亦未便轻与人看，只得暂作罢论。”说到这里，有一事需要交代。马先生认为，丁汝昌提前没有与琅威理商量、没有寻找其它船厂是个大错。我们今天的确没有看到丁汝昌协商琅威理的其它记录和寻找过其它船坞的文字，但是，马先生凭什么就认定丁汝昌们没有考虑寻找其它船坞呢？怎么能说丁汝昌没有事先与琅威理商讨过呢？“琅威理所议一纸”、“会商琅公威理”，难道不是琅威理在郑重发表意见吗？将与香港船厂的联系“暂作罢论”（“暂作罢论”就是以后再联系，不正合乎马先生所谓坞修可以拖延、缓期嘛），难道不是丁汝昌“会商琅公威理”的结果？马先生认为：一件事情不会因为没有文献支持而就可以认为其根本没有发生。马先生还举例加强自己的这一观点：“治史从来都不会是这样容易的事。谁也没有见过长崎入坞的帐单和付款收据，难道便可以说‘定’、‘镇’二舰根本未在长崎入坞，或谓日人免费维修、不收任何费用吗？”但是，马先生为批评丁汝昌们，却自废己言，随手就推翻了自己的上述逻辑。原来马先生治史竟是这样的容易！

丁汝昌、琅威理既已决定将与香港船坞的联系“暂作罢论”，而与上海祥生船厂的洽商，未及等到其做出“保险”承诺，也不得不中断了。因为，他们已经接到命令东巡朝鲜。

五、阻止俄人染指朝鲜——长崎之行近因之二

1886年7月9日（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日），丁汝昌在勘察胶州湾过程中，接到尽速出发东巡朝鲜的指示。他在给刘含芳（芗林）的信里说：

“弟昨日由胶州到威，以勾当各事稍作停顿。今抵烟台装添煤斤，一经至齐，即带同各舰巡阅勾丽东鄙一带口岸。”

丁汝昌不得不中止了“定远”、“镇远”二舰去香港或上海坞修的计划，他眼下的任务是到朝鲜东部沿海“巡阅”。大清国和北洋水师面临的当务之急，是阻止沙俄染指朝鲜。根据袁世凯传回来的消息，沙俄军舰已在觊觎永兴湾，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大清朝自然不能对此坐视不问。

7月12日（六月十一日），李鸿章在电报中要求北洋舰船驶巡永兴湾、到海参崴接正在与俄联合勘界的吴大澂（清卿），并首次提出了舰船到长崎油修的问题：

“前袁世凯电：初四有俄兵船由元山赴永兴湾，顷又接袁电：我船如东去，凯拟约韩臣同赴永兴，查看形势，议开口岸。汝何日可抵元山？应电袁酌办。吴钦差函称：俄勘界巴使，颇愿我船至海参崴游历。到崴后，可径由崴电吴，届时酌定，几船内渡，几船赴崎油修甚妥。”

李鸿章此电中关于舰船赴长崎油修一事的语气，似有商量丁汝昌的成份。7月14日（六月十三日），李鸿章的口气就不容置疑了，明确提出接吴大瀓、舰船油修两项任务，但舰队东行的主要目的，仍在于“聊作声势”，以防俄人“窥伺永兴湾”：

“丁汝昌同琅威理自胶州湾回烟台装煤，即带铁舰快船赴朝鲜釜山、元山。闻俄船窥伺永兴湾，拟令由元山驶巡永兴，聊作声势。吴大澂俄界勘定，欲由海参崴乘我兵船内渡，永兴距海参崴不甚远，各船即往崴游历，顺便接吴。铁舰须上坞油修，俟由崴折赴日本之长崎，酌量进坞。”

李鸿章在此明示了东巡的原因和目的。但对到日本长崎坞修的细节问题似乎是未能全部解决，长崎之行并未最终敲定，中间仍有反复。

7月18日（六月十七日），在给袁保龄的信里，丁汝昌谈到：

六船往海参崴迎接吴大澂，归途“届有缺煤之船，即赴长崎装添，余船均从使节（吴大澂）内渡。修船一节，尚未执定也”。

可见，在丁汝昌的日程表上，此时北洋舰队往长崎仅仅是给“缺煤之船”补给燃煤而已。

到了7月25日（六月廿四日），整个行动安排已经明晰。丁汝昌从朝鲜元山发给吴大澂的信中，报告了自己的行程和下一步行动计划，并明确说明此次去长崎仅是“刮、油船底”和“装添煤斤”：

他带领战舰6艘，“十七日由威海展轮，二十日到釜山，二十二日到元山，测量永兴湾一带港道。定7月朔仍带同六艘由元山赴崴恭迓星旆，籍资阅历。惟六船中有数艘须就近至长崎刮、油船底，并装添煤斤等事。宪台行期若近，当泊崴数日，籍效前驱，一并南发，过釜山后再分道而东。设起节尚有时日，拟抽超、扬两快船牢泊海参崴，听候钧命。则总兵到崴后，仅二三日测对港道，即留超、扬驻崴守候，其余四艘当先带赴长崎勾当一切”。

根据吴大澂给李鸿章的电报，丁汝昌正是按照上述计划行动的：“（七月）初七送澂至摩阔崴，次日开赴长崎进坞修理，留‘超武〈勇〉’、‘扬威’在海参崴等候。”

8月9日（七月初十日），“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抵长崎。8月16日（七月十七日），丁汝昌急电李鸿章，报告了“长崎兵捕互斗事件”的经过：“水兵先与日捕口角，十六，水手放假，二成登岸，散在各街买物。至八点余，日巡查多人近前寻衅，日捕数百将街巷堵住，逢人便斫，满街民持刀追杀，致死五名，重伤六名，轻伤三十八名，无下落五。”

“崎案”发生之后，李鸿章仍然多次电催丁汝昌带舰“速赴仁川”、“我船须到在俄前”。这就足以说明，李鸿章此时心目中的当务之急仍是阻俄,而去长崎仅仅是为定、镇二舰刮、油船底；硬“派舰队往日本耀武扬威”的，是日本的少数极端分子和今天的马幼垣先生。

需要补充说明一点，马先生说：“漫长的谈判使‘定远’诸舰羁留长崎港，让日人评头品足”）。但事实并非如此。1886年8月9日（光绪十二年七月初十），丁汝昌率舰船抵长崎。8月16日发生互斗事件。8月18日（七月十九日）”定远“出坞，8月26日（七月二十七日）“镇远”出坞。律师担文（Dummand）到。9月3日（八月初六），丁汝昌率舰离开长崎。1887年2月9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崎案办结。

“漫长的谈判”是真，但其时间与“‘定远’诸舰羁留长崎港”的时间不一。“漫长的谈判”与“‘定远’诸舰羁留长崎港”，从时间上看，完全是两个概念。马先生将此二者混为一谈、偷梁换柱，严重误导读者，不是以理服人。

六、几个需要说明和请教的问题

历史是由无数细节组成的，忽略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可能成为完整的历史；通过一个历史微末细节的解析，可以看到一个历史人物的品性、一个历史事件的成败之因。古人所谓“见微知著”，今人所谓“细节决定成败”，俗语所谓“一滴水反映太阳的光辉”，皆是。

我和马先生的讨论，正是基于此而展开的。真理愈辩愈明，我对马先生大作作几点说明和请教，以示尊重、公正、平等，望马先生拨冗指教。

1.马先生在“新探”文中称：“西方海军宁可沉舰，也不能泄密之例，史不绝书”。复在“敬答”文中改（字样有变，意思仍旧）说：“就算把舰弄沉也不让敌人有上舰机会的例子，在世界海军史上多不胜举，喜欢海事的孙先生必耳熟能详”。舍命保密，这样英雄主义的故事最能感动人，这是马先生在强调“密”之重要。但马先生既不交代“密”为何等之物，也不指明“史”是那个阶段的“史”，撒豆成兵式地漫然一句“宁可沉舰也不泄密”，只能眩人视听而已。

就我所知，“沉舰”（或毁舰）的目的主要还是防止“以舰资敌”，不让敌人轻松获得一艘价值昂贵的军舰罢了，如甲午丰岛海战之“广乙”舰管带林国祥所为。100多年前沉的“舰”，不是今天的航空母舰或核潜艇。马先生既称“史不绝书”、“多不胜举”，还劳马先生举出几例甲午战争前（准确地说1886年前的案例对丁汝昌才有参考价值）世界海军史上为保“密”而沉舰的例子来。

2.马先生一口气发问了我9个问题，并声称这些问题“都不是从当时已公开资料……所能找到答案的。……对拟启衅者而言，这类问题直接关系到行动的成败，再重要不过，怎能不知道答案！……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复杂，多数上舰去一看便可知道实情。”言下之意，只要日人上舰“一看”，答案立现。定、镇在长崎上坞（在坞时间前已述）不会有错，按照马先生大文的说法，显然日本人已经在二舰上“随意看随意摸”并“逐寸细验”了。对于这些秘密，我们还得耐心地看马先生的两个提示：马先生有一本“秘籍”，即日本海军参谋部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光绪十六年，“崎案”已过4年了）编刊的“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解北洋海军的作战能力”的《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这本书我尚无缘得见，但马先生告诉我们，在这本要命的“秘籍”里，仍然找不到被马先生认为已被日本人窃走的定、镇二舰的“秘密”，此其一；其二，“北洋海军访日前，日人早已锁定建造‘定远’级舰煞星为海军发展计划的核心项目，那就是俗称为三景舰的三艘巡洋舰的筹建”。按照马先生的逻辑，日人若从定、镇二舰窃得如此“再重要不过”的秘密，势必用于“三景舰”的设计或改良，但马先生在“新探”一文中就提示过我们，本该后来居上的“三景舰”在甲午海战中只是“匆匆上阵的崭新废舰”，加上“吉野”等舰也还是打不沉“定远”和“镇远”。至此，孙先生可以对马先生的发问提交答案了：马先生9个（或更多）所谓的“秘密”，既无盗窃的价值，也没有被日本人偷走。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长崎之行的什么“泄密”。又，“镇远”被日寇掳获110多年了，马先生穷搜广索而至今仍不得答案，马先生不会怨自己搜索资料的功夫不到家吧！

3.马先生指斥丁汝昌们“对周期性的常规维修尚且全无预定策略可言，对突发事件之漫无准备更不必多说了”。一般读者眼里，此话力度很大。可是，常识告诉我们，舰艇修理按其性质可分为定期修理和临时修理。定期修理（即计划修理，或预防性维修）按使用期限、拆检和修理范围，可分为坞修、大修、中修和小修；而临时修理（谓之“非预防性维修”）可分为日常临时修理、事故修理和战损修理。除了铁甲舰的“坞修”因不具备条件外，其它大修、中修和小修各项，丁汝昌们不是早就在做着吗？马先生凭什么要硬指为“全无预定策略”呢？而除了“战损”外，丁汝昌处理“突发事件”都记录在其《海军函稿》里，马先生又凭什么要硬指为“漫无准备”了呢！马先生的“研究”太缺乏专业精神，全不告诉读者“周期性的常规维修”和“突发事件”所指为何，瞒天过海，这种一棍子打死人的“研究”，窃以为实失学者风度。

4.“勘查上层建筑和舱内的结构和设备更容易，因为入旱坞前北洋舰员全得离舰他去，日人在内细验何用提防被人看见。”号称有着治海军史“绝学”的马先生不该说这样的外行话。常识告诉我们，舰船上干坞并非全体船员下船，舰员是需要在船上配合工作的（谓之“舰员助修”，乃舰艇修理不可或缺的力量），更无须“卸下弹药、粮食、人员，和各种可以移动的杂物”。舰船既非无人看管，日本人自然也就无马先生所谓“任摸任弄”、“任摸任看”、“任看任验”、“任堪任量”、“随意量度”的机会；日本那些吃鱼的猫要偷窃什么秘密是需要“提防被人看见”的。

5.马先生说：“自香港至欧洲之间，多的是有优良船舶维修设备的海港。不要忘记，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国家拥有的超过七千余吨的舰只已有不少，如果自香港至欧洲那么遥远的距离全无能应付维修的海港，这些舰只岂非要悉数留在老家，动弹不得，绝不敢来东半球？”马先生并质疑“孙先生的世界地理知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可是，“孙先生的世界地理知识”即如马先生之丰富，也帮不上什么忙的。据孙先生所知，“有优良船舶维修设备的海港”，不等于是船厂；有船厂，亦不等于必定有干船坞。马先生说的是今天的事情，可以说给今天的一般读者听，但对120多年前的丁汝昌们，并无实际的提示作用。马先生认为有海港处就必可以坞修，“舰只是动的，可以无远弗届”地去上坞，那是把问题看得太天真了！

6.即使上海、香港不能接修定、镇，马先生认为也不能去日本的长崎。去哪里呢？马先生为丁汝昌们出了两个“可爱”的主意（借马先生一句：“语带双关，一笑”），即指出了两条路：新加坡和海参崴。在今天的一般读者看来，马先生的主意无疑是高明至极的了（今天的大港口城市，昨天亦必是，亦必有船厂；有船厂，则必有大坞）！海参崴容后再说，先说新加坡。新加坡虽地处交通要冲，航运事业发达，但马先生有所不知的是，昔非今比，英国在此经营船坞是19世纪50年代的事情，而且都是一些小型船坞，到二战时亦仅能提供一般性的维修。二战之前，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并占领泰国威胁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和安全。为应对日本的进逼，英国人觉得“如果军舰每次需要修理都得远涉重洋返回英国”不是办法，才开始在此建立海军基地，并在柔佛海峡备有一个“从英国拖运来的”巨大的浮船〖CM)〗坞。

7.马先生质疑：“谁说香港以外（且不管新加坡），长崎是唯一的选择！海参崴是俄国在远东最大的军港，难道其船坞设备尚不如发展不算太久的长崎吗？”马先生认为北洋舰船可以调整“旅程日程”就近去海参崴（Vladivostok），而完全不必去长崎。这是马先生为李鸿章、丁汝昌们支出的又一得意“绝招”。马先生以“遍读十九世纪后半至二十世纪中叶的欧美海军书刊、年鉴和学报”而自负，故可以结论得这般斩钉截铁、质疑得这般铿锵有声。这个问题，我借用苏联海军上将C.E.扎哈罗夫的话来回答马先生：“符拉迪沃斯托克机械厂附属的修理厂是整个远东沿海唯一维修舰艇的企业。鄂霍次克港、尼古拉耶夫斯克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仅仅是徒有虚名。实际上，其中的任何一个港口都没有接纳、停泊和检修炮艇的完备设施。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符拉迪沃斯托克才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设备。在此之前，沙皇政府虽然认为日本可能是自己的敌人，但还是把舰艇送往日本港口进行修理。”马先生还要把舰船往海参崴送吗？

8.马先生说：“法国驻远东的海军舰只即以香港为维修之所，连在甲申战争期间受伤的舰只也不顾英国中立地位的尴尬而送去香港修理。”据我所知，英、法也曾打得你死我活，其激烈程度已大大超过1886年前的中日冲突，为什么法国人可以送舰去英厂修理，中国的舰船去日本坞修就遭到马先生的横加指责呢？这不公平啊，马先生！

9.“长崎的三菱厂是民营机构。无论政府如何支持，民营机构在筹建和运作上的方便总和国营机构有距离。北洋海军花了多年还尚在旅顺为‘定远’级舰兴建的设备是国营的”。“为何日本的民营船坞可以提供远超过日本海军当前以及可预见的将来能用得着的设备，而中国的国营机构却满足不了自己海军的眼前需要？”马先生的这一质疑，令我大惑不解。马先生是认为国营机构理当比私营企业效率更高吗？或者，马先生认为腐朽没落封建专制的满清帝国的国营机构应该比私有化的资本主义业体更先进吗？我不知道有着国际视角的马先生如何会有此等疑问。马先生因此而用这个作为“李鸿章、丁汝昌等长期愚笨误国”的“更鲜明、更可怕的例证”，岂不更可怕！

10.马先生反复痛斥丁汝昌厚颜恋栈。我们没有见到丁汝昌求辞的正式公文，但在丁汝昌1887年9月20日（光绪十三年八月初四日）给周馥的信里，却可以看到这样的话：“顷承逮简，知前奉去一笺及禀稿均邀而嘱读。两页书始以禀而忧，既以批而喜。明公关切之挚，流露于不及觉者，则鄙人益支持甚苦矣。然宪恩高厚，奉批后益自愧惶，惟有谨遵札谕各节，恪慎办理。林镇代统之后，一切当祈推爱指导。知休戚相关，已非一日，今日之事，尤须藉重长才，固持大局，是私衷所切感者耳。……今早又奉相电：不准交卸。原电并批，汇钞一纸附呈，祈察。”

在另一封给吴汝纶的私函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况弟力衰任重，急拟归耕……”

对于上述两段资料，马先生怎么看？再者，倘丁汝昌要求退休，马先生会不会又要斥责其不思进取、得利即求退？

11.“现在看来，长崎入坞仅是如果不发生斗殴意外，就几乎不值得一提之事”。对我“辨析”文中出现的这句话（那是加了引号的），马先生不惜立专章痛贬，并感叹：“百余年后尘埃早定，在今日资讯充足的环境里，治史者竟仍和李、丁辈一般见识，视舰队访日原为不值一提之闲事，就不知应如何替他们解释了。”但我要告诉马先生，您老人家完全不必费神替他人解释，因这句话是您自己说的，在《清华学报》新二十四卷第三期您的大作“新探”一文的第298页。

“十三年前”的旧作，会有所遗忘（那段文字并不长，看一下用不了马先生几分钟时间的）。马先生把射击的假想靶子给弄错了！

12.马先生说：“就算日人上舰果然一无所获，也不等于制造机会让日人上舰者没有愚笨误国之失。抢劫银行，却拿不到钱，并不等于无罪，这道理是一样的。”抢劫未遂当然是犯罪，这毫无错误。但需要请教马先生的是，抢劫者抢到了钱，被抢劫的银行难道能够因为开办银行（“制造机会”）而有罪吗？储户会因为到银行存款（“制造机会”）而有罪吗？

13.对于“孙先生所提出的友善问题”，马先生在“敬答”中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友善程度是比较性的，如果要求达到‘极友善’的境界才足信赖，恐怕遍查人类历史也找不到几个大家公认的例子。”其实，“友善问题”是马先生提出来的，“极友善”这个标准也是马先生在“新探”一文中制定的：“舰只进入外国船坞维修，一切明露，连舰底都展示出来，还有什么秘密可言！除非是极友善，经常互通军秘的国家（如19世纪末期以来的英美），此类事之应尽量避免，不待细表。”恳请马先生行文前先把自己的论文读清楚再来批评，否则未阅过马先生大作原文的读者，会以为孙先生又发明了一个什么“糊涂得不值一笑”的错误了。

七、简短的结语

“分析问题只管看中国的情形，而不顾忌国际层面”，错；反之，亦错。从世界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是必要的（这个世界当然包括了中国），但忽略从中国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也是不正确的，对某个中国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更不能脱离中国的当时国情，若不从中国当时的现实出发，不会有正确的结论。这是我和马幼垣先生观点分歧所在，也是展开讨论的意义之所在。

李鸿章自非完人，高位盛名之下，更难免会被人说东道西，但他毕竟属于“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一类。北洋海军的诞生和发展，几乎完全靠李鸿章一个人独自持续十几年的不断努力。李鸿章所面对的任务，不仅是事务性的重重困难，还要抵挡来自各方顽固守旧势力的

责难和掣肘。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处处充满了官僚主义的陋习，地方保护势力的切割和派系的明争暗斗，李鸿章遭遇的是常人特别是今天的

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总之，晚清政治环境的恶劣，工业、科技、人才、财政等等方面，实在不具备支撑一支近代海军的条件（马先生对此大惑不解，怎么也想不通为何“中国的国营机构却满足不了自己海军的眼前需要”而日本的私营业体却能）。在这种环境下，评价李鸿章，不应理想化、而应从当时国际国内的整个背景作出评判。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丁汝昌诸人。

治史者主观的价值观念，必然会影响到其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区分在于故意还是不自觉为之。若故意为之，即马先生所谓“随意加入情绪”，则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曲解史料和先入为主地预设前提。历史研究既是存疑责难的工作，也强调理解之同情，区别仅在于寻觅真相还是故意攻击逝人。马先生显然是要将我打入所谓的“护李拥丁”者流，但是，无论褒贬我皆不能接受。我早已声明过：“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任何预设前提、曲解史料的行为和无根之论，都是我坚决反对的。

马先生认为李鸿章、丁汝昌们愚笨之极，我也以为李、丁的确“愚”，但他们之“愚”在愚忠。长期以来，李鸿章被人描绘成大卖国贼，这在一个时期成为学界根深蒂固的共识。其实，李鸿章何来卖国的理由，他真的不过是满清王朝的一个忠心耿耿的奴才。李鸿章、丁汝昌们苦心竭力地扶持的，是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们是陈胜、吴广，人人都是革命家，都如李逵般地随时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马先生对此最为熟悉），不现实也无可能。这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不在我和马先生讨论的范围，故简而言之。但若不站在这样的生存环境，去理解李鸿章、丁汝昌的浮沉，去理解北洋海军的生灭，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

以今天人的眼光看，李鸿章、丁汝昌们的一些行为的确费解（如他们不懂英文，买错舰，不会造坞，等等），甚至可谓之为“笨”，尤其与今天的某些教授比，更是“笨”到透顶。但在当时，他们是拔萃者、佼佼者，他们在国内战争中，都曾有过辉煌，但面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压逼，则无不左支右绌，这显然已经不是他们个人品德和能力的问题了。我们看古人逝者，需要心平气和地看，一激动（即马先生之所谓“随意加入情绪”）便会丧失理智的思考和判断。在晚清那个黑暗的社会环境、政治背景下，即使伊东佑亨、东乡平八郎来干北洋海军提督，他们能有作为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恐怕连生存的机会都不会有。请马先生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吧，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政权呀！看不到路途的崎岖坎坷、气候环境的恶劣复杂，却一味指责跋涉者走得踉跄，这不是治史者应有的态度。

马先生反复痛斥李鸿章、丁汝昌们“误国”。其实，满清王朝之误，在于其腐朽没落的政治制度，在于其腐败愚昧的专制政权，自误而非他误，任你多找几个替罪羊，就如患了脑中风，却责怪手脚不灵一样，仍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注：

①孙建军：《丁汝昌研究探微》，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1～7页。

②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新竹：《清华学报》，新二十四卷第三期（1994年9月），第297～298页。又见，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第二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54～55页。

③2008年2月26日我收到《九州学林》2007年秋季卷的样书，因我有文《证据法视角下审视丁汝昌自杀案》。

④这两处错误，在我成书之后再修订文稿过程中发现并改过，马幼垣先生虽阅过我的修改稿而仍针对原稿，这是对的，因为马先生行文时，原稿是唯一的发表物。我的修正稿，见于《大连近代史研究》（第四卷）第62～7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⑤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九州学林》（总十七辑），2007年秋季卷，第232页。

⑥为避免给未阅过马先生原文的读者造成困惑，也为引起更多学者对此等问题的关注，兹录如下：“1，这款舰要行驶多远才能掉头？2，主炮的射界有多少度、仰角呢？俯角呢？为何炮管这样短？3，所用的150公厘/35的副炮有多少条来福线？每条的深度呢？4，那些75公厘9.5磅弹克虏伯炮安装在那里？这款炮身倍多少？5，三个鱼雷发射管有几个可调整发射角度？可调整者的旋回角度、仰角、俯角各为几度？6，长官怎样指挥发射鱼雷？7，每艘舰除携带两艘鱼雷艇外，有无载备其它战斗性的附艇？如有，多少艘？如何武装？8，究竟有几门速射炮械？什么口径？什么型款？安装在那里？9，各种炮弹的可容储备量各为多少？鱼雷能储备几枚？炮弹和鱼雷存放何处？如何运送往各岗位？”这9个问题之外，马先生认为值得一“偷”且日人志在必得的“秘密”还有：护甲“何处厚，厚到什么程度？何处薄，薄到什么程度？厚薄接连处是渐变的？还是突变的？护甲的厚薄和舱内各部门的布置关系如何？”“主炮有多少条来福线？每条有多深？有多长？”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28～230、221页。

⑦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19页。

⑧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33页。

⑨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37页。

⑩Cement，水泥。

徐建寅著、何守真校点：《欧游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23页。

《驻德李使来电》（光绪十年九月初五日未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808页。

许景澄：《外国师船表八卷杂说三卷图一卷》（卷九），光绪十二年二月，柏林使署石印，第七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42页。

“定远”、“镇远”、“济远”下水的情况，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0、82页；喻岳衡辑注：《曾纪泽集》，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11月版，第184页。

“铁舰两年来备全四次，将开又止。初次海部人散，二三次遵商劼侯，以不可冒险，四次因谅山事，电商暂候。”《寄译署》（光绪十年八月初三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282～283页。

“舰折批旨，着俟海道通即驶华。但预备须两月，应候详约成始办或先备，乞示。”《驻德许使来电》（光绪十一年三月十六日申刻到），《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490页。

许景澄：《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一年四月），许同莘：《许文肃公（景澄）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10月版，第1154页。又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版，第380页。

1885年6月4日。

许景澄：《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一年五月），许同莘：《许文肃公（景澄）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第189页。又见，丛刊《洋务运动》（三），第380～381页。

光绪十一年五月，“三舰即以本月二十一日开行。”许景澄：《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一年六月），许同莘：《许文肃公（景澄）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第192页。

许景澄：《筹办定远等三舰回华事宜折》，许同莘：《许文肃公（景澄）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第51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3页。

《覆陈海军规模筹办船坞》（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5），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840～2844页。

这里还需说到另一话题，马幼垣先生曾经指责魏瀚造“平远”舰的种种问题，其中说到：造“平远”舰的“钢料的素质同样是问题。该舰在1888年1月29日下水，1889年9月28日试航，旋乘在沪入坞修理之便，清刮积附在舰底的苔衣蛎壳。刚试航，还未交收的新舰怎会出现这种情况？……自此至‘平远’舰正式归北洋所有，仅过了七个月左右（其间还包括返闽厂大规模修补，并不一定泡在水中［就算泡也是泡在河水而非海水］好一段日子），李鸿章又抱怨该舰舰底积聚物厚至影响速度！崭新舰只的舰底竟经常是这状态，该舰所用钢料之劣不用强调。”马幼垣：《北洋海军“平远”舰考释》，香港：《岭南学报》，新第二期，2000年10月，第225页。

马幼垣先生这个结论和质疑，足以显示其不掌握铁甲舰的油修常识，更不明白钢甲舰油修的基本常识，且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并不比被其屡屡斥为“没头没脑”、“不懂海军”的李鸿章所拥有的舰船维修知识为多。

“‘镇远’九月廿一、‘定远’廿二换旗，‘济远’廿四到沽。”《寄柏林许使》（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985年6月版，第566页。

“‘济远’初二换旗。”《寄柏林许使》（光绪十一年十月初四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985年6月版，第573页。

《寄译署转醇邸庆邸》（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985年6月版，第575页。又见，《验收铁甲快船折》（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3），1999年9月版，第1641～1642页。

《报验济远兼陈军舰避冻》（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5），海南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840页。

《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日记》，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32～251页。

刘步蟾等人在德国期间的学习、游历情况难详，零散的记载有：

“派刘步蟾等十一员弁赴德，协驾铁舰，以便练习，月内起程。”《寄李使》（光绪八年二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985年6月版，第9页。

“伏耳铿帮夥巴士在津，已令电致该厂，拟派刘步蟾等随船观摩。究应何时起程，望电示，以便部署。”《寄李使》（光绪八年二月十六），上引书，第9页。

“‘定远’既拟缓开，刘步蟾等应督令在洋认真学习本领，勿任荒惰，俟‘镇远’验收，一并回华。”《寄驻德李使》（光绪九年六月三十日），上引书，第59页。

光绪十一年六月廿九日：“……饭后，刘步蟾、杨兆鋆来久谈。”刘志惠辑注：《曾纪泽日记》（下），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8月版，第1427页。

“游击刘步蟾等前经臣派赴德国照料铁舰工程，该员等驻洋三载有余，于制造、驾驶各理法认真研究，颇有心得。此次帮同德弁驾驶来华，远涉风涛数万里，俱臻平稳，实属不避艰险，奋勉异常。……该游击等往返重洋，究心船学，材艺既堪造就，劳绩实迈寻常，自应援照成案择优拟奖。”《驾驶回华人员请奖片》（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3），1999年9月版，第1642页。

“八年夏，派赴德国，验收所购定远铁舰鱼雷炮械。旋调往高士堡学堂，精究驾驶、枪炮、算学、电学。十年夏，由英回德，沿途参考英、德海军各港口风潮沙线。到德后仍回定远铁舰。十一年，协带回华，派充本舰大副，奏奖篮翎千总。”池仲祐：《林镇军少谷事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12），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0月版，第401页。

上述资料，不足以看出刘步蟾、林履中等人在德是如何学习的。但是，“定远”、“镇远”回华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赴旅顺，堪以说明，刘步蟾等确已具备了独立管理、驾驶铁甲舰的知识和技能。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33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1页。

《复沈幼丹制军》（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5），1999年9月版，第2681页。

《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三年八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5），1999年9月版，第2713页。

《复沈幼丹制军》（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5），999年9月版，第2719页。

《李鸿章全集》（5），1999年9月版，第2705～2709、2743、2758页。

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旅顺建港始末》，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99页。又见氏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台北：国立编译馆，2000年4月版，第295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41页。

袁保龄：《阁学公集》，宣统辛亥夏,清芬阁编刊，天津华新印刷局代印。

《覆陈海军规模筹办船坞》（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5），1999年9月版，第2840～2844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0页。

《论旅顺布置》（光绪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5），1999年9月版，第2847～2848页。

“现在坞水吸干，‘平远’兵船已入坞修理。……凡船入坞油底之后，即可出坞靠岸，镶配修整，做工极为便利。”旅顺大坞工程，“系於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年十一月九日收工完竣。”“嗣后北洋海军战舰偶有损坏，均可就近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洵为缓急可恃，并无须靡费巨资。”《验收旅顺各要工折》（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4），1999年9月版，第2007～2009页。又见，《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611～613页。

“（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八日记旅顺兴办船坞大工，丙戌夏秋间，由法人德威尼包办，工程计价一百二三十金。现届四年，大工甫竣，工料尚称坚实。……至其规模宏敞，实为中国坞澳之冠。”薛福成著、安宇寄校点：《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179页。

“许景澄的《外国师船图表》是绝世之作，充分证明其世界海军知识丰富。”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3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0～251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41、253、258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36～237页。

《致德税司》（光绪十二年五月廿二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9月版，第107～109页。

《丁汝昌致口雨芝》（光绪八年十月初十日），孙建军：《丁汝昌研究探微》，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26页。

马建忠（1845.2.9－1900.8.14），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幼入上海徐汇公学，再入耶稣会在上海举办的初学院作修士，习法、英、希腊、拉丁文等。1877年（光绪三年）已为李鸿章幕僚的马建忠，经保荐以郎中资格做为第一期福建船政赴英、法学习人员的随员，入法国政治学堂，习法律，并兼任出使英法大臣郭嵩涛、曾纪泽的翻译，1880年（光绪六年）归国，重回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1884年初至1891年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1895年随李鸿章参加中日马关谈判。1898年完成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纵观马建忠的一生，可以看出，马幼垣先生称“马建忠出身福州船政”，又说其“非船业人士”（“敬答”，页253、234），犯了双重的错误。

《致罗稷臣》（光绪十二年五月廿二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第109～110页。

《致周郁山》（光绪十二年五月廿三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第111页。

应指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andWhampoaDockCo.Ltd）的九龙船坞。1889年末、1890年初，“定远”舰始来此坞修，成为“中国舰队中第一艘来此修理的兵船。”《捷报》，1890年2月7日转载香港德臣报。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一辑1840－1895年），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4月版，第12页。

《致德璀琳》（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第113～114页。

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新竹：《清华学报》，新二十四卷第三期（1994年9月），第248页。

《致刘芗林》（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9月版，第112～113页。

“朝鲜永兴湾为东海极好船澳，俄垂涎久。”《寄译署》（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71页。

“袁世凯电，六月初，俄兵船赴永兴，泊柳岛，绕北青府而去云”。《译署转送海军衙门醇邸》（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二日未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694页。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愙斋，江苏吴江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吴大澂奉朝命赴吉林会同珲春副都统、边务帮办依克唐阿，与沙俄会勘东部边界。鉴于沙俄不断制造毁桩蚀边的事件，吴大澂决定于长岭子的中俄交界处添立铜柱。四月十二日（5月15日），吴大澂亲书铜柱铭文：“光绪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既竣事，立此铜柱。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四月十七日（5月20日），吴大澂和依克唐阿会同沙俄谈判代表到沙草峰南监立“土”字界碑时，树立铜柱。此柱今在俄国伯力博物馆。

《烟台交丁琅提督》（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一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688页。

《寄译署转呈醇邸》（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689页。

《致袁子九观察》（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9月版，第121～123页。

《禀清帅》（光绪十二年六月廿四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9月版，第126～128页。

《寄译署转呈醇邸》（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六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698页。

《寄日本徐使》（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九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699页。

“廿可出坞，速赴仁川。韩密送文凭，求俄保护。袁正与争论，我船须到在俄前。”《长崎交中国水师提督丁》（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七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698页。

“十七电骇悉。已电徐使与日外务辩论。崎有中国理事，应催令诘问长崎县，并电钦使查办。汝仍料理速赴仁川。”《长崎交中国水师提督丁》（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九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699～700页。

“袁盼汝去甚切，‘镇’修竣即行。讼事归徐派员妥办。”《寄长崎交中国水师提督丁》（光绪十二年七月廿三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702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14页。

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第297页。

以上时间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700、702、706、784页。

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第298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20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28－229页。

“尽管过了百余年，环境容许我们彚集各种罕见资料去做研究，‘定远’级舰究竟有什么速射炮械以及各款的数目（更不要说各门炮的准确位置），仍是无法弄清楚的。”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九州学林》（总十七辑），第263－264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48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19页。

“昨电知，到沪赶赴祥生上坞修洗，已电嘱龚道照料，应添配各物与式百龄妥商。”《寄上海交“超勇”管驾林泰曾》（光绪十年十月初四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333页。

“沽口四船递进泥坞，倘又万难从缓应行修配各件，尚祈准其照办。冬令贵处事倘闲，似亦不妨饬匠预制何如？”《十月十二日发船坞信》（光绪十年十月十二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9月版，第47～48页。

“镇海比日当可出坞，祈先饬中、东两船照章进坞油底。中、东竣事，西、北继之。超勇请领各件，附去图摺，令赐阅赐饬办。”《致大沽船坞文总办书》，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9月版，第64页。

“威远现在沽坞修理，……”《初五日发支应局信》（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五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9月版，第76～77页。

“敝军西、北两艘久住东藩，船底苔蛎颇厚，兹特乘暇令其来沽刮垢、加油。……又中、边两船来沽，祈饬照东、南章程入泥坞存放。惟彼两船亦须刷油，零星散件择要亦略备添换，总期设遇需时，放出即可应用乃得。”《致文芝轩（文芝翁赴兖镇任改致高仲赢）》（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9月版，第133～134页。

“四镇在坞，泥水过深，较之泊河，伤底尤甚。目击之下，焦灼万状。祈饬该管人赶将坞中泥水撤净，即油船底。罩蓬亦应赶早搭起，庶船底、船身得资保护。”《致高仲瀛》（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七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9月版，第148～149页。

又查，光绪十年闰五月至光绪十二年六月间，《丁汝昌海军函稿》共收录函稿110件，丁汝昌给大沽船坞的就有20件，全是谈舰船修理的。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30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35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42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43页。

参见，［英］哈·弗·皮尔逊著、《新加坡史》翻译小组译：《新加坡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2年11月版，第141～143、180～181页；鲁虎：《列国志·新加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135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43页。

C.E.扎哈罗夫等著、廉正海译：《红旗太平洋舰队》，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6月版，第88～89页；对此类似的描述，还可见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AndrewMalozemoff））：《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版，第6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34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1～252页。

《致周郁山》（光绪十三年八月初三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9月版，第195～200页。

《致吴挚甫》（光绪十八年十月），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丁汝昌海军函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9月版，第410～412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49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30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40页。

马幼垣：《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第297～298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2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1～252页。

马幼垣：《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樣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敬答孙建军先生》，第253页。

（作者：威海威东航运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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