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刘步蟾引起的风波

刘步蟾是中国早期海军的一位重要将领，但知道的人并不多。他之所以出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与彩色电影故事片《甲午风云》的上映是大有关系的。《甲午风云》把刘步蟾塑造为反面角色，定性为胆小怯敌的投降派。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信者固信，疑者质疑，本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料却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

身后恶名从何来

刘步蟾，字子香，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1852年生。16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为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曾充建威兵船管带。25岁时，船政学堂派第一批毕业生出洋学习海军，入选。留英3年，学业猛进，出类拔萃，每试“成绩冠诸生”。英国海军中将斐利曼特对其有两句评语：“涉猎西学，功深伏案。”《清史稿》亦有评论称：“华人明海战术，步蟾为最先。”1879年回国后，认为中国加强海防，必须建设强大海军，因撰《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上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采取积极防御方针：“最上之策，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朝命丁汝昌为提督，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定远管带。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鏖战黄海，丁负伤，刘代为督战，表现优异，发炮连伤日本数舰，特别是重创敌旗舰松岛号，使其丧失战斗力而驶逃。翌年2月，日本陆海两军合击威海卫港，定远舰中敌鱼雷，刘步蟾“守船亡与亡之义”，遂自杀殉国。

刘步蟾死后，国人对他的评价还是十分正面的。如池仲祐撰《刘军门子香事略》称，1891年，即甲午战争爆发的前3年，户部奏准停购船械两年，刘步蟾认为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恳陈李鸿章转奏朝廷，请按年添购铁甲舰两艘，以防不虞。李不应。刘不顾个人安危，愤而力争道：“平时不备，一旦偾事，咎将谁属？”当时在座者无不大惊失色。池氏评之曰：“其忧国之深，忠愤激昂，流露于言词之间，而不自觉也。”黄海之战，刘因指挥得力，受到廷旨嘉奖。及刘殉职，李鸿章“为之太息，并叹当日面争之语不虚也”。在池氏的笔下，刘步蟾是一位忧国尽职的爱国海军将领。

但是，对他的评价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英人戴乐尔于甲午战争时曾任定远舰副管驾，晚年著有对华回忆录《在中国牵线》，即对刘步蟾大肆攻讦，称其为临危丧胆的懦夫，海战中擅变阵形，将纵队改为横队，座舰定远居中以求自保。戴书于1929年在伦敦出版，时在美国斯坦佛大学的张荫麟将其译成中文，题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录》，刊于1931年4月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张氏的译文发表后，受到国内史学界的注意，视为研究甲午海战和北洋海军的重要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其中关于黄海海战的部分，更被许多研究者奉为信史，在论著中竞相引用，造成重大影响。

从此，刘步蟾身后背上了恶名，成为近代海军将领中一个突出的反面典型。戴书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如早在1938年，蒋廷黼出版《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书，即称：黄海海战接仗之初，刘下令将阵势“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1947年，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问世，更称刘是“卑污的懦夫”，其罪名也是擅自改阵，“违反议定的阵势”，“企图居中躲避炮火”。这两位前辈学者都对戴乐尔的记述信之不疑。

由于范老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话也就一锤定音，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似乎成了无可争辩的定论。

喊出正面评价第一声

起初，我对范著的观点并无不同意见。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我正在威海养病，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尚健在的北洋舰队水手和知情者，从而听到了不少反映刘步蟾的为人和表现的故事。他们对刘都极力称赞，有口皆碑。如定远水手陈敬永说：“刘船主有本事，也有胆量，全船没有一个孬种！”这怎么能跟“懦夫”的形象对起号来呢？于是，我开始对范著所述产生了怀疑。

其后，我在访问中发现了一份李锡亭撰写的《清末海军见闻录》手稿。李是荣成马山村人，曾为谢葆璋（冰心之父）幕宾。谢乃来远舰二副，后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李与谢私交甚厚，相处有年，故极熟悉北洋海军掌故。李稿有一段记刘步蟾事称：

定远管带刘子香，早年去英国习海军，成绩冠诸生，提前归国。北洋水师创建之初，一切规划多出其手。他在大东沟一战（黄海海战）中指挥努力，丁汝昌负伤后，表现尤为出色。有诬其怯战者，特受洋员之蒙蔽耳。……洋员泰莱（戴乐尔），尝倡议购置智利巡洋快船，交其本人指挥。刘子香闻之，从中梗阻，泰莱愤然，每寻机诋毁之。此后，泰莱又欲谋总教习一职，亦受阻于刘子香。初，汉纳根建议提督，以泰莱为其继任，汝昌未决。刘子香闻此议，力陈泰莱之为人，野心难羁，终将偾事，汝昌韪之。泰莱乃大愤，益迁怒刘子香。

读完李稿后，心中十分兴奋，终于找到了戴乐尔之所以诋毁刘步蟾的原因，觉得对刘的评价和历史定位的确应该重新考虑。

这样，再来读戴乐尔的回忆录，许多问题便一清二楚了。例如，海战中北洋舰队改纵阵为横阵，确有其事，是否刘步蟾擅自改变的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提督丁汝昌在战后的海战报告中即说明是他下令改阵的。参加过黄海海战的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著《冤海述闻》一书，尽管对刘步蟾攻击甚力，但也不否认是丁汝昌下令改阵的。何况改阵后定远的位置居于舰队之前，怎么可能自保？据当时日本舰队的观察记录，黄海之战接仗时，定远舰正位于舰队“三角形的突梯阵”的尖端，更说明刘步蟾是冲锋在前的。可见，戴书所谓擅改阵形，纯属欲加之罪的不实之词，应该加以辨明，还刘步蟾以公道。

正当我愤愤不平之际，读到了《文史哲》1957年第6期发表的郭毅生及其学生汤池安署名的一篇争鸣文章，题为《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郭文认为：“刘步蟾是否违反议定阵形，不仅关系我们对他个人作出正确的评价问题，而实在是我们在黄海大战中对北洋舰队作出正确的评价问题。”并提出三点：其一，“现在的近代史书籍中，甲午战争被描写得灰暗失色，毫无生气，似乎清政府不抵抗，连广大人民、士兵群众和爱国将领等也被腐蚀了。很显然这是违背事实的”。其二，“对于北洋海军，我们觉得有很多问题值得重新加以研究和估价”。其三，“海战开端前阵形排列也不是总兵刘步蟾为了懦怯的目的而擅改；海战中广大将士都异常英勇，值得大书特书”。读后甚获我心，引起强烈的共鸣。这是第一次听到对刘步蟾的否定评价表示异议的声音。郭文喊出了正面评价的第一声，使我感觉到对刘步蟾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入下去。

当时，我认为郭文的发表必定会引起一场关于刘步蟾评价问题的激烈争论，也正准备撰写专文参加讨论。不料我的设想竟然落空，只见到一篇对郭文的商榷文章，还是只谈北洋舰队的布阵正确与否，反而避开了刘步蟾的评价问题。难道重评刘步蟾有什么不合时宜之处？当时确有这种顾虑，一时就未敢动笔。这时，我正应一家出版社之约，着手撰写《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其中叙述历史背景的一章里必然要涉及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的实际表现，究竟怎样写才好，不禁犯起难来。照范著的口径写，未免有违史家的良知；按郭文的思路写，又怕引火上身，难以招架。为此而踌躇多日，最后才决定了两条：第一，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对刘步蟾给予肯定；第二，对刘的正面评价点到为止，不展开论述，以免节外生枝。于是，我在书稿里便用了“奋勇督战”四个字来概括黄海海战中刘的表现，当时还自以为这种做法很聪明。

1960年国庆节刚过，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偕夫人安娥及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沈浮到威海，是来考察甲午战争古战场，并搜集有关材料，为写电影脚本做准备。我被安排陪他们考察和提供情况。一连几天，我陪同田汉一行凭吊当年战争遗址，调查战争的目击者和知情人，并专门访问了尚健在的北洋舰队水手。田汉先生兴致很高，虽年逾花甲而毫无倦容，每天日间考察，晚饭后还要留我继续交谈，他本是我素所景仰和尊敬的前辈作家，如今更被他的不耻下问和执着的精神深深感动，便拿出《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书稿向他请教。他一边翻着书稿，一边问刘步蟾为什么这样写。我详细地介绍了刘步蟾的事迹与重新评价其人的材料根据，得到他的首肯。他还赞道：“知耻近乎勇，令人仰止！”他对刘步蟾的肯定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坚定了我重新评价刘步蟾的信心。

1962年《甲午风云》公映后，好评如潮。这部电影的主旋律是应当肯定的，但从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相结合的高度来要求，则大有商量的余地。影片以范著为依据，将刘步蟾塑造成一个反面典型的代表，不能不说是重大的败笔。我看了电影心里很不是滋味，便以影评的形式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甲午风云》的得与失，其中重点谈到刘步蟾的重新评价问题。不料文章寄出不久就被退了回来。退稿信肯定文章写得不错，“有理有据”，却又表示“不宜发表”。文章虽然未被刊用，但我对给我写信的编辑仍然心存感激，因为他让我明白了这篇影评之所以不能发表，并不是文章本身的问题，而是文章以外的问题。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好在我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也在此时出版，已经初步达到了重评刘步蟾的目的，心情还是很高兴的。

投降派还是爱国英雄

1966年进入“史无前例”的年代后，许多学术问题往往被泛政治化，重评刘步蟾问题也未能幸免。可以说风波陡起，我在《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中自作聪明的做法，终究没能逃脱“造反派”的眼睛。他们批我为“投降派”翻案，将我的这本小书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书。

随着运动的继续进行，对我批判的力度也在升级。有一天，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报，标题是《戚××，你和田汉干了些什么？》。指斥我是“四条汉子”的同伙，充当“四条汉子”的“反革命帮凶”。于是，突然之间，我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担心的这场噩梦终于开始了。也是刚过了国庆节，我便被押送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打入“五类分子”的行列。当时怎样也不能理解：我不过是涉足史坛不久的小字辈，怎么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何况即使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按照中央公布的政策规定，它虽属敌我矛盾，也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什么对我就例外呢？其后，听主持此事的某负责人亲口讲：当时我们觉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构不成遣送的条件，戴上“反革命”帽子又不够，干脆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吧！

就这样，我在农村劳动改造了7年。由于多次越级申诉，得到上面一位领导的重视和批示，才撤销了划我为“右派”的决定，但被告知不许回城，要扎根农村，就地安排到一所农村中学代课。一位朋友得知我的这段奇特的经历后，无限感慨地说：“你为重评刘步蟾付出了太多，文化大革命打‘右派’，恐怕全国你属独一份吧！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要真正做下去，又何其太难！”尽管如此，自觉问心无愧，也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决心重评刘步蟾的事还要坚持做下去，不过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到来。

“四人帮”倒台后，学术讨论的气氛逐渐趋于宽松和正常。1977年3月中旬，上海京剧团一行八人，由钱友忠领队，包括编剧陶雄和谢雨青，来威海访问，是准备改编京剧脚本《甲午海战》的。他们找我咨询，我用几天的时间为他们讲述甲午海战的过程，以及许多剧中人物的实际表现和应该如何评价。我特别强调，《甲午风云》对刘步蟾的处理是其一大硬伤。他们接受我的意见，但脚本的架构和情节无法做大的改动，只能考虑给剧中人物刘步蟾改换个假名。换什么名字呢？考虑来考虑去，最后确定改用“牛嘉平”这个名字。“牛”指牛昶昞，是威海水陆营务处提调，最后是他带领北洋舰队投降的；“平”指王平，是左一鱼雷艇管带，最后在威海保卫战中率领鱼雷艇队出港逃跑的。“牛嘉平”就是“牛昶昞”加“王平”的意思。用心虽然良苦，但在演出的时候，一般观众注意不到“牛总兵”与“刘总兵”的差别，也就产生不了多大的实际效果。

上海京剧团一行人刚走，辽宁大学历史系搞“三合一”开门办学，由关捷领队，也脚前脚后来到威海。他们一行15人，以该系的教师为主，包括孙克复、陈崇桥、李荣华、张玉田等七位教师。他们请我讲甲午战争，我在讲解中重点介绍了刘步蟾的为人和表现，并指出影片《甲午风云》的问题所在，应为刘恢复名誉，还他一个公道。我的讲解使他们感到新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崇桥告诉我，他正同张玉田编写《中国近代军事史》一书，即将脱稿，计划召开一次书稿讨论会，以广泛征求全国的近代史学者的意见。并表示一定要请我，希望我撰文参加。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认为这是正式提出重评刘步蟾的好机会。

这年的11月下旬，“《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在沈阳举行，我应邀到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次学术盛会，可以说是群贤毕集，与会的一百多位学者中有不少是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我在发言中对书稿采取回避刘步蟾的态度不以为然，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正面写刘步蟾。辽大的同行知道我写好了一篇题为《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的论文，建议在会上宣读，得到良好的反映。大会总结认为重评刘步蟾是此次讨论会的一项突破。会后，胡滨告诉我：李时岳来信说，重评刘步蟾是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使人开阔眼界，启发良多。

这次正式提出重评刘步蟾虽说初步打开了局面，但在全国学术界一时尚未能取得共识。从1978年起，对刘步蟾问题分为否定与肯定两派，激烈交锋，展开了长达数年时间的论战。我也密切地注视这场论战，时时撰文参加讨论。在我先后发表的多篇文章中较为重要的是两篇：一篇是《刘步蟾黄海战绩考》，强调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其社会实践为第一标准，“黄海海战是刘步蟾一生中最重要的实践。他在黄海海战中的实际表现，是评价他的主要依据”。他在海战一开始就冲锋猛进，击伤日舰多艘，焚比睿，遁赤城，伤西京丸，并重创敌旗舰松岛，表明“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可称得上一位爱国将领”。另一篇是《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指出戴乐尔对刘怀有深沉的成见和愤恨，在回忆录里借机发泄私愤，擅改阵形乃“虚妄之说”。不仅如此，书中“涉及到黄海海战的几个重要问题，都歪曲了事实，且有不少捕风捉影之谈，是不可尽信的。若对它不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而视为句句可信，并据以研究黄海海战和评价刘步蟾，那么，所得出的结论势必要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

这次论战持续了5年的光景，到1982年基本上告一段落。刘步蟾究竟是投降派还是爱国英雄，经过讨论已经很清楚了。此后发表的一些有关刘步蟾的文章大都对其持肯定的态度。古人云：“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这说明了一个真理：学术问题的解决只能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而不是靠压制的办法。重评刘步蟾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解决，也是改革开放春风为学术界带来勃勃生机的一个生动事例。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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