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新书长振兴之志——读《辩证看“甲午”》一得

最近喜得朋友惠赠的两本新书，都是研究甲午战争的。一本是戚其章先生的《走近甲午》，是戚先生在对自己近50年来甲午战争研究总结性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地阐述了甲午战争研究中的一些学术前沿问题，老树新花，鲜艳夺目，启迪多多而深刻。一本是刘玉明、戚俊杰二位合著的《辩证看“甲午”》（以下简称《辩证》），是一部全面系统探讨晚清海军和甲午战争辩证发展规律的新作，运用史料翔实，论述全面辩证，重点突出，观点鲜明，不乏新颖闪光之处。读后有点心得，粗略陈述于下。

一、知人论书看书论人

俗云：“知人论世。”今稍改动套用之。又云：“书如其人”，看到《辩证》一书就像见到了两位作者；细读此书，又有种与作者促膝谈心的感觉。与刘玉明，我们是同行、同业、情同手足的莫逆之交。他的一贯学术思想我是一清二楚的——主张方法辩证，看问题“一分为二”。尽管在“文革”中因此而被批斗，但矢志不移，今天又拿出来了。与戚俊杰先生，虽无与刘玉明先生那样的交往历史，但也有心心相印、一见如故的感觉。特别是经过20多年的交往，也成了知心朋友、知音同志了。因此看到他们合著的新书，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刘玉明先生早已退休，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但他仍然笔耕不辍，勤奋有加。近些年被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聘为客座研究员后，与戚俊杰先生通力合作，在甲午战争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喜的佳绩。一是编辑《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戚俊杰主编，刘玉明执行编辑，2001年创刊，季刊），已出20期；二是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其中《北洋海军研究》已出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2001、2006年）、《勿忘甲午》丛书（9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三是合著《甲午风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在完成了《勿忘甲午》丛书的编辑工作之后，二人在短短一年内就合著出版了《辩证》一书，可谓快手、高产、硕果累累了。其勤奋拼搏精神，怎不令人起敬。

除了以上二人合作的学术成就以外，戚俊杰先生的人品业绩就更令人赞叹不已、肃然起敬了。在出版《辩证》一书前，他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馆长。该馆从1985年草创，至今20多年，建设发展成为中外闻名、设备功能齐全、宏伟壮丽的现代化博物馆，与戚俊杰率领他的员工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的汗水、智慧和心血是分不开的。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座落在威海市刘公岛上，原是晚清北洋海军提督署（司令部），1985年3月由海军管辖移交地方，威海市在此成立了“威海市北洋海军提督署文物管理所”，戚俊杰任所长，1992年更名为博物馆，戚俊杰任馆长，直至2004年11月。20年里，戚俊杰与其伙伴（开始只有4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在一座历尽百年风雨沧桑、千疮百孔、破败不堪的老朽署衙旧建筑的基础上动手，清扫厅堂，修补、粉刷（岛上没有电，所里没有水，厅堂里空无一物，连床都是借的），迈出了艰苦创业的第一步。之后是文物资料的征集典藏（包括济远舰的打捞修整）、文物保护、建筑的修缮、陈列展示、宣传教育、组织开展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等等，工作是紧张繁忙而艰辛的，而戚俊杰馆长是完成得那样出色。有耕耘必有收获，该馆先后荣获“市文明单位”、“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十大“优秀社会教育基地”之一（第二名）、“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先进单位”……戚俊杰本人也先后被评为“全国文物保卫先进个人”、“山东省文物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等。总之，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及其前身“文管所”，20多年来，建设发展迅速，业绩骄人，得到全国上下和中外参观者的一致好评。这里面不仅饱含着戚馆长的辛勤汗水和心血，也体现着他的智慧、能力和实干的敬业精神。

最近看了戚俊杰先生撰写的《保护甲午故地弘扬爱国精神——回眸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创建20周年》（《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5年第2、3期，以下简称《回眸》）一文，更加深了对其人的崇敬之情。作为创业馆长，工作是那样繁重，但还挤出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他在《回眸》一文中说：“学术研究，是博物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博物馆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加油站，也是博物馆准确解读馆藏文物、陈列展览、宣传教育等业务的着力点。”因此，一直十分重视组织学术交流活动和学术研究工作。1989年至2004年，共组织国内、国际学术讨论会9次。为推动和加强馆内学术研究，与省内有关科研单位合作，如将山东社会科学院成立的“甲午战争研究中心”和山东省历史学会下属的“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挂靠在博物馆，聘请山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戚其章等为学术顾问。在学术研究方面，戚俊杰率先垂范，不论馆务工作多忙、多累，总要挤出时间编撰著述。除了以上所述与刘玉明先生合作的编著外，个人主编或与他人合作编著的书籍也有数部。如主编之《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图册，1995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姜书璞治砚艺术》（2002年，文化艺术出版社），与董进一合著之《北洋海军与刘公岛》（2001年，海洋出版社），与苏爱荣合作主编之《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论著索引》（1994年，齐鲁书社），与王言昌合作主编之《威海剪纸》（1999年，青岛出版社）。此外博物馆出资组织出版了日本学者中塚明著、于时化译的《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光盘一套二张（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参与拍摄了电视纪录片《勿忘甲午》、《甲午悲歌》、《长鸣的历史巨钟》等。可见其不仅是博物馆业务精熟、干练，而且学术功底也是厚有所积，学术研究也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与刘玉明合著《辩证看“甲午”》一书，也可谓是新的成功力作。

二、全面辩证论证公允

事物都是矛盾的存在、辩证地发展的。认识事物、解决问题，必须遵循这一普遍的法则，也必须分析事物内部矛盾诸方面和外部各事物之间诸方面的联系，如正面与反面、肯定和不定、质量和数量、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以及成功和失败等。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解决问题，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或“见木不见林”的片面性和主观盲断性之弊端。《辩证》一书正是体现了这一点。

《辩证》全书五章，自始至终贯穿“辩证”这条主线和正反两面审视问题的视角。这就是全面，就是辩证。当然，“全面”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如第一章写北洋海军，就是从北洋海军的创建、发展、壮大，参加甲午海战，到战败、覆没的全过程进行了全面铺叙，然后在摆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正面和反面的审视和分析的。正面评价：它是时代的、中国社会矛盾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肯定了它创建发展和存在价值；反面地指出了它的不足，在实践中失败也是必然的。从而揭示了北洋海军内部矛盾诸方面和外部矛盾诸方面的联系即辩证发展变化的规律。

第二章写甲午战争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全过程，在运用翔实的史料、充分摆出事实的基础上，通过现象看本质，从而有说服力地分析评价了战争的因果、成败、胜负、偶然、必然和正义、非正义等问题。如对战争发生的原因，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方面分析了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形成，揭示了其侵略性的本质，而且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探析了日本统治集团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劣根性和向外扩张的野心，从而指出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必然性。这是由日本的民族文化心态所决定，是其经济、政治、军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其发动侵华战争是有计划、蓄谋已久的、非正义的，决非是日本学界某些人所说的是“偶然的”，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也有自己的“利益”和“正义”性等等。

对于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和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责罪行，以及为转嫁罪责、掩盖罪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贼喊捉贼”的一贯伎俩和谎言谬说，如云战争是中国“先开炮”引起的，“日本文明”，“中国人野蛮”等等，《辩证》在叙述战争过程中都用无可辩驳的史实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揭露和批驳。

再是对于战争的结局和有关重要人物，《辩证》都作了全面的辩析。从而在中国战败的结局中既论述了战败的原因，也看到了胜利的因素——在战争中中国军民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反抗精神、顽韧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看到了矛盾转化的必然性，黑暗过去即是光明，跟着而来的必定是中华民族的振兴。

对李鸿章、丁汝昌等关键人物，学界评价过去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或抓住一面全盘肯定。特别是对李鸿章，总是骂多赞少、失之偏颇。《辩证》则用历史主义和辩证的方法，既指出了其历史局限和在客观实际形势所迫下造成的他的污点，也用事实肯定了他在北洋海军创建、近代化建设中所起的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和在战争、与日本谈判中所表现出来的抗争精神，从而较真实地还了李鸿章一个历史的真面目。对丁汝昌也是如此，全盘否定者不乏其人，批评多而赞颂少者更是屡见不鲜。《辩证》则用事实肯定了他在创办北洋海军中“席不暇暖”、兢兢业业的认真态度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在战争中（包括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表现出来的爱国热忱和忠于职守，重伤不下火线，坚持督战、宁死不屈的牺牲精神。海战失败了，舰队覆没了，基地失陷了，丁汝昌自杀以身殉国了，罪责不在丁汝昌，而是敌我实力的差距、制度体制的缺陷和清政府腐败等原因造成的。丁汝昌生不逢时，才造成了他的悲剧结局。因此，《辩证》肯定地指出：丁汝昌不是庸夫，而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高尚的人；不是懦夫，而是有勇气、有骨气、有气节的人；他忍辱负重，恪尽职守；勤奋实干，任劳任怨，是以国事为重的人。这个评价，旗帜鲜明，公正公允。

三、重点突出旗帜鲜明

作者写《辩证》一书的主旨在于通过揭示历史真相和辩证发展规律，弘扬爱国主义，振奋和培育民族精神，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凝聚全国民心，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而奋斗。诚如作者在本书《引言》中所说：“本书的整体思路是，以史料为基础，以辩证的法则为准绳，对以下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估。”所列五个主要问题是：北洋海军、李鸿章、甲午战争、“甲午”败绩的另面、劫难之后必有振兴。前三个问题用了两章（前文已述），后两个问题用了三章，可以明显看出，后两个问题才是重点。“甲午”败绩的另面是什么？一是日本侵略军的野蛮暴行、日本军国主义者强横无耻的嘴脸（见第四章）。二是在战争和战斗中，中国官兵英勇抵抗涌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表现出来的英勇精神、牺牲精神、爱国精神和民族志气。三是各地人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特别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第三章用了一个整章来评述）。这些反抗斗争表明了中国人民有勇气、有志气和最终战胜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四是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振兴。《辩证》第五章《百年之后的沉思》集中地、旗帜鲜明地论述了这个问题。首先，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外交、军事、战略战术以及国际形势诸方面，分析了中国战败的原因：一句话：“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正义在中国方面。但是“邪不压正”则是永恒的真理，正义之师失败是暂时的，久而久之，是会胜利的。接着《辩证》又从民族精神方面重笔浓墨地论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悠久的、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肯定地、信心百倍地指出“中华民族精神纵贯上下五千年，它的价值是永恒的”（第368页），也就是不可战胜的。“多难兴邦”，中华民族“劫难之后，必有振兴”（第7页）。百多年的历史已完全证明了这一铁的规律。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了，败得那么惨。但也正是惨败的深剧创痛刺醒中华民族，从而掀起了全民族性的爱国救亡运动。农民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醒来了，自发地拿起武器与侵略者展开了斗争。资产阶级觉醒了，改良派搞起了变法运动，革命派成立了革命组织，发动武装起义。至1911年，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但是，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都失败了，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于是革命的重担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身上。先进的中国无产阶级找到了革命胜利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赶走了帝国主义，成立了新中国。之后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今天这样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的现代化道路上继续阔步前进，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些，就是甲午战争失败的另一面。也是《辩证》一书要申述的重点，旗帜鲜明，一反过去对甲午战争失败负面影响的过多强调造成的阴暗沉闷气氛，给人以明快、鼓气、增强信心和振奋斗志的感受。

谢谢两位作者贡献的精神食粮和给予的鼓舞。 （作者：山东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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