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桃李燃烛斯生 著甲午流芳千世 ——回忆与戚其章交往的岁月

2012年10月8日，惊闻其章兄仙逝，我的内心万分难过。又一个知心兄长弃我而去，一位著名史学家离开了我们。回忆与其相识、相处、相助、相知的岁月，一幕幕出现在眼前：他的对人音容笑貌，对学术严谨求真……萦绕脑际。为了表达我的哀思，立即写了悼词，通过王如绘先生电子信箱传给山东社科院戚其章治丧委员会。全文如下：

山东社会科学院戚其章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戚其章先生驾鹤西去，曷胜悲痛！

40年前考察甲午战争故地时，承蒙先生亲自指引，如同昨日。先生学识博广，才思敏锐，研究成果宏富，尤甲午中日战争史贡献卓著，为一代学人之前驱，启迪之功，殊堪嘉尚。先生逝世乃史学界一重大损失！

请转告家属节哀。

大连民族学院　关捷

2012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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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一见如旧

40年多前，我在辽宁大学历史系任教。1977年我同陈崇桥、孙克复先生开门办学到威海考察甲午战争故地。我们到威海后，市委宣传部特请多次勘察甲午战争遗址，从事调研，熟悉甲午战争史，掌握大量口碑材料的戚其章老师做我们向导。他访问众多北详水兵及其后人寻觅不少资料。我们一见面，看他高大魁梧，真是一位山东大汉。从交谈中，知他1925年出生于当时的威海卫城里，与孙克复先生同庚，孙先生生于7月，戚先生生于3月，自然他为兄了；陈崇桥1926年生。我却小戚先生11岁，他自然是位老大哥了。其章兄谈到他1941年曾就读于育华中学，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因病回到故乡威海从事教书育人工作。一位工科毕业生，经过军队熔炉锻炼，在缺少现代工厂、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威海，做一名为人之师，是相当光荣的了。凭他文学功底深厚，到第一中学当了语文教员，胜任愉快。这些经历让我们感到他是一位成熟的人。一位语文教员对甲午历史感兴趣，源于1956年，其章兄认识了原北洋舰队来远舰的水手陈学海。这位八旬高龄的老人成为他学习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他的启迪下，其章兄对中日甲午战争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辞辛劳，几乎走遍威海、荣成沿海的山山水水和村庄，凭吊战争遗址，走访战争参加者，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口碑和文字资料。此后，便真的转入了对中日甲午战争史的学习和研究。不幸十年动乱，他的所有文稿和一些珍贵资料皆被抄走，下落不明。“四人帮”垮台后，一切才又从头做起。他回顾到此，心情显得异常沉重。

当时，我们为他的坚持调研、刻苦精神所感动。考察时，承蒙其章兄亲自指引，走遍了甲午战争遗址——刘公岛上水师提督衙门、东西辕门、水师学堂、戏台、炮台（东泓、旗顶山、公所后、黄岛、南嘴、迎门洞等），南帮炮台（皂埠嘴、鹿角嘴、龙庙嘴、所城北、杨枫岭等），北帮炮台（北山嘴、黄泥沟、祭祀台、合庆滩、老毌顶等），水兵驻所、各弹药库等。每到一处，其章兄都详尽讲述当年驻防的陆海军及各炮台武器配备。过去只从书本上对北洋海军有所了解，如今身临其境，印象极深。几天相处，深有一见如旧之感，边走、边谈、边看的亲近情景，如同昨日。尤其他一路上讲了许多甲午战争故事，如数家珍，在我的头脑中打上了烙印。

其章兄初涉甲午有一个先天条件，家在威海，这成就了他从事调研、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的良好机会。

先天条件是一回事，若没有兴趣和追寻历史的方法也不行，有方法没毅力还是不行。其章兄谈过对调查的认识。他认为研究历史的主要依据是文献资料，但不仅要重视文献资料，还要重视调查材料。1979年10月他在山东省历史学会成立时，结合自己的调研谈了从事甲午战争史研究，既要充分掌握文献资料，又要进行调查的体会。

他认为，深入开展调查，起码有三个作用：一是可以丰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使研究者进一步掌握历史的具体性。有些文献中所记载的事件和人物，往往过于概括，缺少具体性，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把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变成了几条干筋，很难使研究者从中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全貌。通过深入调查，常会发现大量活生生的材料，为研究者了解历史真相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二是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漏。在甲午战争中，人民群众的抗敌斗争是整个反侵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蔑视人民群众，他们对于人民群众的抗敌爱国行动，往往不是一笔抹煞，就是加以歪曲。辽东人民和荣成、威海人民，有许多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生动事迹，闪耀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辉，只有通过调查才能深切了解。即使对于清军本身的战绩，封建统治阶级也不是有实必录的。三是可以订正文献记载的错误。1895年2月7日早晨，被围困在威海港内的北洋舰队里，发生了一起鱼雷艇结伙逃跑的事件。但，有人却说成是突围。突围与逃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不容混为一谈。通过调查，问题就一清二楚了。一位老水手揭示了事件的内幕。原来，鱼雷艇的逃跑是早有密谋的，鱼雷艇上的人员曾把逃跑计划向老水手透露，约他一起登艇逃跑。有些中外的记载完全证实了老水手的说法。鱼雷艇突围之说，显然是一种臆测，是没有根据的。

以上三点，可以说明文献资料与调查材料结合的必要性。一些同志担心甲午战争离现在八十多年了，当年参战的人已经没有在世的了，调查不会有多大用处吧？他说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在他看来调查的对象并不限定于参战者，许多知情人同样可以提供相当宝贵的材料。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访到了刘步蟾家的乳娘的女儿，她幼年时生活在刘步蟾家里，很熟悉刘步蟾的情况。前面提到对丁汝昌生年的调查，也只是1978年的事情。他不仅在调查中获得大量口碑材料，还发现一些重要的文字资料。如《丁氏族谱》的发现就是其中显著的一例。

我们对战争遗址考察后，还应其章兄盛情之邀，晚上到他的府上拜访，受到他和夫人的热情款待。

这次到威海寻觅历史，受益匪浅。既直观地看到威海卫形势：周围承载着长白山越海而来的余脉，三面环绕，蜿蜒城郊，海港南北两岸如两臂突伸海中，构成半圆形，刘公岛横置其前，形成海上的天然屏障；刘公岛稍南有日岛，西面有黄岛(与刘公岛相连接)，此外还有连林岛(与北山嘴相连接〉、小黄岛、青岛、牙石岛等岛屿分布海中，成为国防上的天然据点，形势非常险要。同时，又蒐集资料，了解许多甲午陆海战的故事，对我们撰写甲午中日战争有关论著有很大帮助。

其章兄追寻老人们讲的历史遗迹，通过逐个调查，又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已蒐集的调查资料，开始进入甲午战争的研究领域。1960年，其章兄在主编《威海新志》时，写了《甲午战争期间威海军民的抗日斗争》一文，刊于同年第4期《山东省志资料》。这就为他撰写《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奠定了基础。《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于1962年4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我还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近代史研究生，先后看到其章兄的这本书和戴逸老师的《北洋海军》一书（1963中华书局），成为我蒙生关注、研究在辽东半岛进行海陆战的甲午战争史的节点。

1977年11月，辽宁大学历史系在沈阳召开《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其章兄应邀在会上就刘步蟾评价问题发言。刘步蟾问题，早在1957年，中央民族学院郭毅生先生在《文史哲》第6期发表争鸣文章，认为甲午黄海海战开端前阵形排列并不是总兵刘步蟾懦怯而擅改的。但是未展开论述。同年《文史哲》第10期刊出郭浒的一篇对郭毅生文的商榷文章，题曰《黄海大战中北洋舰队的队形是否正确》，却只讨论北洋舰队的布阵得失问题，亦未涉及刘步蟾的评价。其章兄依据调研和在荣成发现的李锡亭所撰《清末海军见闻录》稿本，认为对刘步蟾评价应尊重历史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刘步蟾给予肯定。其章兄的阐释对与会者有很大启示。我同孙克复先生赞同为刘步蟾翻案。会后，我们分头搜集、研究资料，写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一文，在《光明日报》1978年4月13日《史学》版发表。从此引起社会广泛注意。一是刘步蟾后人通过《光明日报》转来信件，希望我们提供资料，并告知在上海亲属还有刘的像片；一是江苏师院董蔡时先生于《江苏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刊出《也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1981年《江苏师院学报》第2期又刊出董蔡时的《有关甲午中日黄海海战的两种史籍记载的考释——再论刘步蟾在海战中的表现》一文，断定英籍洋员泰来回忆录否定刘步蟾的记述是可靠的。与此同时，吴如嵩也在《江苏师院学报》连发三文。大体与董蔡时见解相同。为辩驳清楚，我们又写了《再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一文，刊于《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指出:《晨园漫录》对于北洋舰队阵形的分析，同丁汝昌报告中所说“各船均已船头抵御，翼以大炮得力”，因而采取“夹缝(犄角)雁行(小队)阵”的原因是一致的。这正好说明，北洋舰队阵形并非刘步蟾所擅改，而是为了发挥舰首重炮炮火威力由丁汝昌等采取的。

1978年《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再版，其章兄在后记中说：

本书曾于一九六二年四月出版。此后，又作过多次调查，并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资料。这次再版，增补了一些照片，重新绘制了地图，多数章节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这次修订工作，得到许多同志的鼓励和帮助。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的同志，为本书查对了日文资料，订正了讹误。在此深致感谢之忱。

该书出版后，其章兄赠书，用毛笔亲自写上“关捷同志指正”，并盖上印章。

1979年11月，其章兄凭藉渊博的学识，调入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为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甲午中日海战史》（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其章兄的《北洋舰队》一书也问世了。他又在书上签名寄给我。

《甲午中日海战史》和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甲午中日陆战史》、《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后，都立即寄给其章兄了。

相处——良师益友

学术研讨会是学者建立友谊、加强联络、学术交流的平台。威海考察后，与其章兄的联系一直未断。在1980年筹备“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暨首次学术讨论会”时，我是具体筹备者，拟定的选题中，甲午战争是讨论重点之一。因此在邀请国内28个省市自治区的188名史学工作者时，一下子就想到邀请已调入山东社会科学院将近一年的其章兄。他高兴地接受盛情之邀，与日本大庭脩、山田豪一、尾形洋一和松浦章等四位学者和国内天津社科院王金林和吕万和、南开大学俞辛焞、中国社科院沈予和赵金钰、湘潭大学徐泰来、东北师大伊文成、吉林社科院黎光、辽宁社科院王秉忠、辽宁大学朱守仁和刘天纯、武汉大学肖致治、四川大学李润苍、暨南大学戴学稷、新疆大学庄鸿铸、贵阳师院吴雁南、南京大学高兴祖等莅会。其章兄提交大会论文《关于北洋舰队若干问题的探讨》是110篇之一。他在会上报告了论文，引起与会者兴趣。会后选择24篇论文编成《中日关系史论丛》（第一辑），1982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该书由日本静冈县立大学铃木静夫教授等翻译，书名《中国人の見た中国·日本関係史》东方出版（株）。其章兄之文译为《北洋艦隊に関するいくつかの問題点》编入其中。从此，其章兄在日本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次会议后，我们之间联系更密切了。除书信往来主要靠参加各类学术讨论会见面交流。

1984年，时逢甲午中日战争90周年，以甲午中日战争为主要议题的学术讨论会有三次。第一次是1984年9月11-16日在大连市召开的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第四次中日关系学术讨论会，由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辽宁大学等院校主办。其章兄提交论文《日本谍报活动与甲午中日战争》。会上评选了对推进中日关系研究贡献的活动积极分子和优秀论著。其章兄同王金林、吕万和、沈予、俞辛焞、米庆余等评为优秀通讯会员，对会上展览的论著进行了评选，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陆战史》和易显石、张德良等的《九一八事变史》2部评为优秀论著；米庆余译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评为优秀译著；其章兄的《北洋舰队的几个问题》、吕万和的《甲午海城之役与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王金林和赵健民的《试论古代中日之间的三次战争》等53篇评为优秀论文。那时开学术会经费困拮，获奖者只能得一本证书。但学者们以荣誉为重，无人计较。

第二次是同年9月20日到25日由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和山东省史学会主办之“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在威海市举行。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八十多名史学工作者出席了讨论会，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共九十余篇。内容涉及相当广泛深入，诸如战争的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及英俄两国的远东政策、日本的战争准备与挑起战争的手段、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东三省练军及辽东战场清军的后勤供应、帝后两党的战和之争、北洋舰队覆灭的原因、三国干涉还辽的影响、台湾人民的反割台运动及对台湾民主国的评价、战争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冲击与民族觉醒、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发展的关系、载湉、李鸿章、翁同龢、刘坤一、严复、黄遵宪、柯铁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会后济南齐鲁书社于1986年10月出版了其章兄主编之《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论文集所收的31篇文章，都是从这次讨论会提供的论文中选出来的，其中有章开沅的《甲午战争历史意义的再认识》、丁名楠的《略谈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陈伟芳的《甲午战前朝鲜的国际矛盾与清政府的失策》、胡滨的《甲午战争前的北洋海军》、苑书义的《载湉、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关捷的《刘坤一与中日甲午战争》、孙克复的《甲午战争期间辽宁人民自发抗日斗争述略》、胡绳武和孔祥吉的《台湾人民阻止清朝政府割台斗争述论》、戚其章的《论民族英雄柯铁》、李侃的《甲午冲击在思想文学领域引起的变化》、姜铎的《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茅家琦的《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等。末附戈之扬编辑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著索引(1950-1984) 》。

第三次是同年11月，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丹东师专主办的“第二次甲午中日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丹东市举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朱昌崚教授、其章兄和北京师院邱远猷、齐齐哈尔师院刘恩格、辽宁大学任鸿章、张玉详、孙克复、关捷等与会。会上向与会者发了孙克复、关捷等编辑的以甲午战争为主要文章的《中日关系史文集》、关捷所编之《甲午中日战争论著目录》、《中日关系史日文论著目录》和纪万春、刘树泉、关捷等主编之《中日关系史论文资料索引》（上下）。

1985年开始，逐渐有更多的学人投入甲午战争的研究。正是这一年，甲午战争博物馆在原北洋海军提督署文物管理所基础上建成。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建成，倾注了其章兄等海内外学者的心血，他们对刘公岛北洋海军提督署、龙王庙、丁汝昌寓所、铁码头、船坞、工程局、水师学堂、水师养病院及18处炮台等的保存修葺提过很多宝贵建议，诸如提供文物线索、捐献手稿、书籍等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以上多次有关甲午战争学术会的召开，激化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因而有了90年代开始的研究广度。1990年2月，在北京举行了“纪念甲午海战95周年学术座谈会”，会后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章兄、孙克复和我的文章《清廷之赏罚与甲午海战》均收入其中。

1994年，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时，海内外形成了研究热潮。几乎所有研讨会都有其章兄的身影。6月，台北首先举行“甲午战争1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出版)，收论文33篇中大陆学者论文2篇，就有其章兄文章。

同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纪念甲午海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共收论文41篇。

同年9月7日至11日，在山东威海市举行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国史学会、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威海市委、威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为主题。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138人，其中韩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和台湾、香港地区学者42人，提交了著作14种和论文近98篇。百年是大庆之年，虽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损失惨重，代价巨大，但具有促进中国人觉醒，认识到落后挨打，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富强，才不会再吃苦果的意义重大。当时国内外学者都明瞭只能逢这个百年，因此热烈响应莅会。无论学术会的规模、组织的严密、交流的氛围等，都是空前的，这既与改革开放16年的大环境有关，也与其章兄的人格魅力与奉献是分不开的。大陆学者有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李侃、李文海、姜铎、茅家琦、刘学照、董蔡时、王魁喜、刘恩格、龚书铎、郭毅生、金冲及、俞辛焞、王晓秋、王如绘、周启乾以及孙克复和关捷等；台港学者有张玉法、王家俭、李恩涵、林子候、郑樑生、吕实强、罗运治等；国外学者有入江昭、陈志让、朱昌崚、马幼垣、班福德、金胜一、金昌洙、朴日根、乔伟、中塚明、伊原沢周、大畑笃四郎、山田公平、原田敬一、中村哲夫、水野明、大公正、铃木智夫等。真是群贤毕至的高端学术会。其章兄提交的论文《论乙未割台的历史背景》，表明他的研究已从甲午战争海陆战转向日本割台和台湾抗日斗争。大陆提交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文章有的是对最新发现的资料进行研究，有的充实了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有的填补了研究中的空白，可以说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比过去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当时世界甲午战争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荟萃。会议开的热烈，气氛融洽，盛况空前，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会后，山东社会科学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的其章兄和王如绘承担了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的编辑和对文字的技术处理工作。最后论文集共收论文85篇，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学者论文59篇，台湾地区学者论文7篇，韩国、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论文19篇。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为题，199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百年来第一次为甲午战争史出版1198页91．4万字的精装书。这次学术会将以甲午战争研讨规模大、学术规格高、社会影响强的专业学术活动载入史册。

1995年9月，大连民族学院主办举行了“海峡两岸《马关条约》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关捷主编出版了《海峡两岸〈马关条约〉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论文23篇，其中大陆学者关捷、刘恩格、田久川、杨惠萍、张传杰、韩俊英、周德清张玉芬、喻大华、王若、曲传麟、王维远等论文16篇，台湾学者缪寄虎、冯启人、孟德声、曾祥铎、王国璋、王英男、郑玉秀等论文7篇。

1998年8月，在威海市举行了“北洋海军成军11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会后戚俊杰和刘玉明主编出版了《北洋海军研究》199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其章兄为该书作序，收入戚其章《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和《晚清海军兴衰的历史启示》、胡滨《甲午战争前的北洋海军》、王家俭《国际科技转移与北洋海防建设——论洋员在洋务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孙克复《北洋海军与黄海海战后期战场》、关捷和杨惠萍《北洋海军将士的民族精神》、戚俊杰《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苏小东《北洋海军管带(舰长)群体与甲午海战》、姜鸣《关于近年来方伯谦评价的一些情况》、张玉法《甲午战后的海军重建(1895-1911)》等论文36篇。

2004年9月，中国历史学会、山东省历史学会、威海市人民政府主办，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刘公岛管理委员会、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承办的甲午战争11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威海隆重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北洋海军及甲午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进一步探讨。为了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可喜成果推向学界、推向社会，会后戚俊杰和刘玉明主编出版了《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200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在编辑文集过程中，其章兄和我都被安排为学术顾问，可其章兄始终予以关注和指导。文集中收入臧运祜《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郭富纯《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与甲午、甲辰战争——兼论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影响》、伊原沢周《甲午战争与大亚细亚主义的关系》、冷绣锦《黄海海战“松岛”舰受击初探——从木村浩吉的回忆分析“松岛”舰被击真相》、戚其章《甲午和战之争再探讨》、关捷《甲午大平山争夺战述略》、孙建军《关于甲午海战丁汝昌史料考辨二则》、翁飞《也谈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责任》、王珍仁《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以对日对俄为重点》、戚俊杰《北洋海军爱国将领林泰曾》、孔祥吉和[日]村田雄二郎《甲午战争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角色——日本机密档案中的伍廷芳》、李吉奎《甲午战争时期的张荫桓》、王家俭《甲午战争前英国远东海军“中国舰队”在华之活动与影响》、陈振江《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新趋向》、[日]中塚明《〈日本外交的过失〉与日清、日俄战争——围绕近代日本的历史认识》等55篇论文。

上述有关甲午战争学术会和文集问世对甲午战争研究起了积极推进作用。一表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关注甲午战争研究，论著日益增多；二是伴随研究的展开与深入，一批年青学者成长起来。

通过学术会上交流，与其章兄朝夕相处，加深了友谊。

相助——相得益彰

与其章兄的友谊在学术共识、共同合作中更加相知。其章兄对学术信息十分敏感。一旦瞄准有价值课题，立即投入精力，积极进行研究。1979年9月，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筹委会制定的研究规划(草稿)，包括理论著作；资料的翻译、编辑；工具书的翻译、编辑。其中资料编辑选题有《中日甲午战争资料补编》，建议由辽宁大学历史系承担。1980年10月5日，其章兄在大连参加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时，看到规划中的《中日甲午战争资料补编》一项，颇有兴趣，立即与孙克复和关捷商议共同编辑《中日甲午战争资料补编》事宜，一致认为此选题必要（中国史学会主编之中国近代资料丛刊《中日战争》7册于1957年出版后，又发现大量中外资料）、可能（研究会聚集了一批热衷于甲午战争研究的学者）。会后其章兄立即与中华书局李侃联络，得到认可，定名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 》。既然编辑《丛刊续编·中日战争》时机已成熟，1983年初组成编辑组，其成员除山东社科院历史所其章兄和王如绘、辽宁大学历史系的孙克复和关捷、沈阳师院政史系刘树泉、齐齐哈尔师院历史系刘恩格外，还有中央档案馆的宋秀元、辽宁省档案馆的刘玉岐8人。历经三载有半，此书始初告编成。

《丛刊·中日战争》的续编共12册，自1989年至1996年由中华书局出齐。续编所收资料，主要是从东学党起义后中日朝鲜交涉到台湾人民反割台爱国武装斗争时期的资料，其中包括奏章、条陈、咨文、电报、函札、日记、告示、撤文、年谱、回忆录、讲演、评论、传记、供词等。我们编辑小组经过讨论，确定编辑续编坚持精选的原则，一般只收档案资料和第一手资料。非第一手资料如确系有重要参考价值或可弥补缺漏者，则择要编入。资料的编排，一般是按中外文分开的原则，只有少数变例情况。无论中文资料还是外文资料，都按其性质来编排。12全册内容安排:第一册至第五册是中文档案资料；第六册是以中文为主的(其中包括少量日文的和英文的)有关战争和议和的零散材料；第七册是日本方面预谋挑动和进行战争的零散材料(包括西方人士对战争的评论)；第八册是日本随军记者写的关于历次战役的报导；第九、十册是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一册是伦敦公共档案局文献“FO 405(中国)1847-1937”，1983年美国大学出版机构首次出版《英国外交文献》第一辑第四、五卷；第十二册是关于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以及甲午战争时论和人物传记资料，后附本书征引书目解题。

《丛刊·中日战争》续编的特点主要有三:第一，补充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如宫中的朱批奏折、电报档、谕旨汇奏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各省的档案，乃至英国档案等；第二，选译了相当数量的日方资料。如《日本外交文书》、《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日本海军军令部《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川崎三郎《日清战史》、《日清战争实记》、《从军日记》、《回忆录》等；第三，挖掘了一些新资料。如《清末海军见闻录》、《丛氏钞存》、《丁汝昌传》、《张寒口致翁同龢秘信》、《谏园存稿》等。

编辑《丛刊·中日战争》续编中，编辑小组对编入本书半数以上资料进行了标点和分段工作。资料原有的夹注一概保留。为方便一般读者，有时在页末加以必要的注释，因此耗费大量心力，其章兄统筹全局，审改定稿，贡献尤多。

我们的合作还表现在对个别重大、疑难问题的研讨上。1980年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暨首次学术讨论会”召开期间，其章兄同我和孙克复先生讨论了1894年9月17日中日黄海海战时，北洋舰队阵形问题。随之其章兄起草了《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阵形考》，我们三人一起对文章进行讨论修改，我依据辽宁图书馆所藏1894年天津机器局所刻《船阵图说》绘制了双行鱼贯阵、犄角鱼贯阵、夹缝鱼贯阵、一字雁行阵（一、二、三式）、鹰扬双翼阵及北洋舰队变阵、接敌后阵形图，以助文字阐述。文章刊于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000年初，其章兄为了研究“旅顺屠杀事件及其性质”，来函告我亟需1998年大连出版社出版之张本义、吴青云主编之《甲午旅大文献 》一书。因为该书刊载了曲传林的《甲午战争日军旅顺大屠杀纪实》、韩行方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陈守堂的《万忠墓的来历与变迁》和刘俊勇的《旅顺万忠墓迁移清理报告》。我立即将手中的《甲午旅大文献》寄上。其章兄在论文中（刊于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的《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一书）多次引用上述各文中的资料，说明其章兄为研究问题竭尽全力搜集资料。

同年10月，我乘到济南参加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之机，到其章兄府上拜访，从二十多年第一次相见谈起，海阔天空，无所不言。当然聊的最多的还是甲午战争的研究问题。其章兄谈到美国朋友将刊载克里曼所撰旅顺虐杀报道的《纽约世界》原版复印件寄来了，我特别感兴趣。他马上请同事复印一份给我，我非常高兴。返回大连后，请郭铁樁同志译成中文，收入《旅顺大屠杀资料集》中。对我主持撰写《中日甲午战争全史》有直接参考作用。

在此要特别记述的是1995年，戴逸、其章兄和我赴日本东京都参加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召开的“日清戦争と東アジア世界の変容”国际シンポジウム。1995年6月15日，中国应邀的三人抵达东京成田机场，前来接待的日本朋友把我们安排在中日友好会馆下榻。16日，学会安排报到学者往防卫厅研究所、国立图书馆参观。在资料展柜里有《马关条约》、《辽东半岛还付条约》和《北清事变最终议定书》的原件。我和其章兄对各条约看得十分仔细，因为在国内尚未见《马关条约》原件。不禁想起1985年我在早稻田大学作访问学者时，安藤彦太郎特请藤井昇三教授陪我到外务省档案馆和防卫厅研究所查资料时，日本将《马关条约》藏在恒温地下室库中，密不示人。当藤井教授向管理人员说明我是中国研究甲午战争学者并赠送孙克复与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后，他考虑一下，通融地说：“我去拿来，请快看。”过一会，他拿来《马关条约》原件，条约名为《明治二十七八年戦役日清講和条约》。那是一本封面有一条龙的图案。我逐页翻一遍，最后看两国和谈大臣签名处，日本是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签署，中国是李鸿章、李经方签署。我迅速拍了几张照片。再次印证，一些学者将李经方写成李经芳是不准确的。我所拍签署照片，收入在我同刘志超所编《沉沦与抗争——甲午中日战争》（1991年文物出版社）一书中。从此被广泛使用。

17日开幕式上，日本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会长大畑篤四郎、副会长藤村道生和中塚明主持会议，日本研究甲午战争学者檜山幸夫、大谷正、井口和起、原剛、我部政男、伊原沢周、原田敬一等二十余位到会，韩国、俄国学者和台湾大学吴密察、酒井郁出席。提交论文34篇。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文章《日清戦争と極東の国際情勢》，其章兄文章《甲午戦争と近代中国人の世男認識》和我的《甲午中日戦争期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均在大会上报告。日本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很注重宣传，召开此次会议的广告制作精美，贴在东京大街显眼之处。会议分四个专题：日清戦争と国際関係、東アジア世界と日清戦争、日清戦争の戦争指導和日清戦争の諸相（1997年9月ゆまに書房出版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编辑之《日清戦争と東アジア世界の変容》上下卷，中国学者三文均收入上卷）。每篇论文报告后有主评，随之展开自由讨论，几乎在主评后都有二三人发言，气氛热烈。当千葉大学法经学部教授秦郁彦报告《旅順虐殺事件——南京虐殺と対比しつつ——》一文，文中提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孙克复与关捷的《甲午中日陆战史》、易显石的《日本の大陸政策と中国東北》、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等，认为旅顺、南京军民被日军屠杀者在中国都夸大了。听后，其章兄和我都用事实进行了说明。会后19日，其章兄和我在大谷正先生陪同下到东洋文库参观，山根幸夫先生热情接待，介绍文库历史与现状，参观藏书库时看到大量中国地方志书，浩如烟海。据说有的县志在中国已无法寻觅。这些志书，有的是交流的，有的是满铁和日军劫掠的，这无疑是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参观后我们在留言簿上写了几句建议加强文化交流的话。

20日，我同其章兄前往京都，由西村成雄、大谷正陪同参观清水寺等文物古迹，当晚中塚明、伊原沢周、大谷正等宴请其章兄和我，席间畅述友谊，交流学术，并互敬水酒，气氛和谐。

21日，我们在大谷正陪同下访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狭间植树教授出来迎接，中塚明、小野信尔、伊原沢周等在场。宾主在会主议室坐定后，狭间教授致欢迎辞并介绍研究所概况，我们介绍近年中国学界情况。座谈后参观了书库，狭间所长特别引导我们看书库中藏有关捷同其章兄的著作。研究所访问结束后，我同其章兄开始分开活动。我在大谷正先生陪同下拜访了大阪府立大学大庭脩先生。翌日我再次（1985年第一次）前往广岛，考察春帆楼“日清講和記念館”，并特意到李鸿章被刺地、引接寺考察，随之到下关市教育委员会索取春帆楼至引接寺街道地图。返国后绘制了《中日代表马关议和时李鸿章被刺地点示意图》，收入《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三卷战争篇（下）中。此图寄给其章兄一阅，认为从李鸿章返引接寺经过国道9号线，到江村店马路上被刺路线有直感。23日，我与其章兄相聚，在中塚明、伊原沢周等欢送下由关西空港返国。

在飞机上，我们回味了在东京、京都的学术交流，朋友交往，印象深刻，谈到未来甲午战争研究的设想。一周多的朝夕相处，把我们的友情推向了新阶段。

其后的相处日子，提供信息，交换资料，讨论学术，成了我们往来不可或缺的内容。

相知——披肝沥胆

几十年的交情，我们互相激励、鞭策，在不同的岗位，共同为甲午战争史的深入研究添砖加瓦。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其章兄的论著陆续问世，在学术界影响很大。1980年我同孙克复写出《甲午中日海战史》书稿，征得了其章兄的一些意见，且书中的威海保卫战一章参阅了其章兄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于1981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其章兄将27篇文章编成《甲午战争史论丛》，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为了纪念中日甲午战争90周年，我同孙克复又分别在1982年写完《甲午中日陆战史》书稿，1983年编完《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书稿，该书中有关北洋海军及山东地方33人传稿由其章兄撰写。这是一次很愉快的合作。两书均于1984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其章兄对当时所出之书予以很高评价。

伴随知识的积累，研究领域的扩展，其章兄除在1990年出版了专史《甲午战争史》，研究文集《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1994年初《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外，先后出版了《晚清教案纪事》（1990年）、《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1994年)、辑校《李秉衡集》(199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晚清海军兴衰史》（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使用了为编辑《中日战争》续编而新翻译、新整理的中、日、英档案资料，对日本挑起战端背景、请廷乞保、列强调停、俄德法三国干涉等，叙述详尽，分析切当，显得丰厚踏实。

《晚清海军兴衰史》翔实地论述了晚清海军始末，深刻地分析了其兴衰的原因，分析了在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近代化进程迟误20年的原因，论述了近代造船工业的兴办、“四洋海军”的筹建过程、近代海军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概况，特别是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以及在甲午海战中的覆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晚清海军从无到有，由盛而衰的清晰画卷。

为了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学者写出一些论著出版。1994年7月，齐鲁书社出版了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与北京图书馆阅览部合作编辑，由戚其章任顾问，苏爱荣、戚俊杰主编《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论著索引(1894－1993)》，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信息。在其章兄支持下，我主编了“甲午国耻丛书”（萧克将军题名）6册：关捷的《觉醒——甲午风云与近代中国》，是作者十几年的研究文集，涉及的研究课题较广；郭铁樁的《悔恨——甲午大连之战》，集中叙述了甲午战争在大连地区的活动；李晓菲、邵尤宝的《忠魂——甲午战争的故事》，以通俗生动的语言，以人叙事，以事述人，用故事的写法描述了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杨惠萍、穆景元、郑学元的《国殇——从甲午战争至甲辰战争》，是对日俄两国分别制定的“大陆政策”、“远东政策”直到日俄战争结束的整个历史的叙述，从中可以得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结论；韩俊英、王若、辛欣的《史鉴——甲午战争研究备要》，是作者提供给史学研究和史学爱好者的工具书；高永学、孙常信译《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是翻译日军随军记者龟井兹明所记的日记(从日本出发至日军退出辽东半岛)，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丛书出版后，立即赠寄其章兄。其章兄认为这套丛书既有普及意义，又有学术价值，尤其翻译《甲午战争亲历记》，会被普遍使用，一定影响很大。

进入21世纪，其章兄有许多甲午战争研究成果问世。2000年7月，其章兄写完《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2001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出版后，那时已认识了大连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惠萍，所以援寄来的书上写了我和杨惠萍两个人的名字。其章兄在《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前言说：日本乃至西方甲午战争国际法问题的两次“研究热”，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宣扬“侵略史观”，用国际法的术语做概念游戏，甚至歪曲历史事实乃至伪造历史，为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甲午侵华战争寻找法理上的依据。如20世纪70至80年代，发表的论著数量众多，其内容皆集中于钓鱼岛列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妄图为日本当年乘甲午战争战胜之机“窃取”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的行径披上“合法” 的外衣。 90年代以来，发表的论著也不算少，但论题比较分散，涉及到甲午战争的起因及性质、甲午开战的时间、“陆奥外交”的本质、旅顺屠杀事件的真相等等，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对“陆奥外交”作出评价。著名的老一辈国际法学家王铁崖说过：“我历来认为，研究国际法应该与国际关系史相结合，特别是中外关系史；而研究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应该有国际法的知识。”从国际法的角度审视甲午战争，完全是一项崭新的研究课题。其章兄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谦逊地说《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作为引玉之砖，希望将会有更多的此类研究成果问世。还特别感谢多位友人的关心和支持，如或惠赠个人的有关论著，或代购及复印有关资料，其热心和盛情真是令人感动。如果没有这些友人的帮助，以个人的能力和条件是很难完成这个课题的，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0年，其章兄向戚俊杰倡议:应在甲午战争爆发110周之际，推出一部内容全面、形式新颖、体裁独特、自成体系的甲午战争史学术专著《勿忘甲午》。遂由戚俊杰、刘玉明主编之编著计划正式运作后，戚先生始终致力不辍，亲自参与丛书的规划构思，廓清问题，构筑框架，筛选题目，编著分工，悉心擘画，功不可没。更为可贵的是，戚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亲自执笔写了《甲午日谍秘史》分册，填补了甲午战争研究的一项空白。2004年其章兄的《甲午日谍秘史》与其他8册同时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计有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如绘的《甲午战争与朝鲜》、加拿大的北洋海军史著名学者王家俭教授的《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山东省委党校孙占元教授的《甲午战争的和战之争》、海军航空工程学院苏小东教授的《甲午中日海战》和《甲午日军暴行录》、甲午战争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记华和威海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董进一的《甲午辽东鏖兵》、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戚海莹的《甲午战争在威海》、威海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柯平研究员的《反割台抗日运动》。这套丛书，可以说具有学术性与思想性、史料性与可读性、现实性与开拓性于一体的论著。其章兄和戚俊杰分别写了序言。其章兄是通读《勿忘甲午》全部书稿后写的序言。他认为丛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力图做到三个统一:其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其二，史与论的统一；其三，知识性与学术性的统一。以上特点，也是其优点之所在。

2005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了199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章兄之《甲午战争史》。《甲午战争史》是伴随编辑出版《丛刊》续编进行的，列为山东省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一项课题立项。《甲午战争史》出版后，受到了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1992年，此书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关于再版的《甲午战争史》，其章兄“对全书又重新做了校订，错字改之，漏字补之。原来书中凡公元纪年、记时及单纯用作数词的数字，皆用汉字，今除引用文献仍保其旧外，余则统改用阿拉伯数字。对西人译名误从近人者，则根据清朝档案更正之”，书中插印若干照片和地图。书后还附有一份《征引与参考书目举要》，以便于读者查阅。对该书学界评价颇高，其章兄选择三位教授评语印在书后：中央民族大学郭毅生教授说：“《甲午战争史》史料渊当，考订精严，书中史识不凡，多独到之笔。作者把自己的智慧与心血都灌进了书里，这是他奉献给读者最宝贵而真挚的贡品。”台湾政治大学吴训义教授说：“本书引用的第一手史料，为数甚多，这一百二十余种，为其一大特色。对于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经过之叙述也十分详尽，可以说是了解战争如何发生的最好参考资料。”日本拓殖大学龟谷隆行教授说：“众所周知，戚其章先生是甲午战争史研究之第一人。……戚其章先生的成果，可以说不仅提高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水平，而且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方面奠定了一个基础。”再版的《甲午战争史》出版后，其章兄于2006年2月14日签名用印寄下。

2005年8月，由我主持、纳入吉林省出版集团重点图书规划的《中日甲午战争全史》五卷六册（即战前篇、战争篇(上、下)、战后篇、思潮篇和人物篇），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许多朋友说有南北呼应之妙。《中日甲午战争全史》出版后，即邮给其章兄。这套书被吉林省评为优秀著作一等奖。

2006年1月，其章兄应天津古籍出版社之邀所写《走近甲午》出版。本来在21世纪初就考虑“年事已高，就此搁笔”，但不愿对不住朋友而应承下来。其章兄定书名为《走近甲午》，与个人的研究经历有关。他说：“我研究甲午战争快50年了，这个过程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从局部探索到全面推进；二是从略通门径到渐入堂奥；三是从描述历史到反思历史。所以，用“走近”两个字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我所走过的研究之路。既然是要总结几十年的历史心得，在体例上也就不采取一般专史的面面俱到的写法，而是以现在通行的章节体形式，将有关甲午战争研究中的学术前沿问题纳入到各章节之中，较好地将个人长期研究心得展现出来。”其章兄特别在意“学术前沿问题”，即是引起争论的热点问题、对国外某些需要商榷的观点问题、新资料发现而需要对某些历史事实重新认识的问题和研究中提出的某些伪命题必须加以澄清的问题等加以考察、论述。最后他说：“总之，我写作此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此书，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对甲午战争的了解，而且能够开拓思路，认识到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中不只是有深刻的教训，也有十分宝贵而值得总结的经验，以期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走近甲午》出版后又迅速寄我。

2009年5月19日－23日，北洋海军成军120年之际，中国史学会、山东省历史学会、威海市人民政府主办，威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威海市刘公岛管理委员会、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承办了北洋海军成军120年学术研讨会。没想到此次会竟是我与其章兄最后一次相聚，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5月19日晨5时，我与杨惠萍下船，下榻于塔山宾馆。其章兄仍是会议组织的顾问角色，异常忙碌。见面非常亲切，他谈了会议安排。20日开幕式，我作为与会代表致辞而同其章兄都坐在主席台上。21日下午闭幕式上王家俭与其章兄先后发言。22日我们一起乘船往刘公岛，参观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地。一路上，与伊原沢周、王家俭、刘恩格、戚俊杰，与其章兄交谈甚欢。中午在宾馆用餐后，都在贵宾室休息。甲午战争博物馆负责人动员大家题词留念，王家俭、伊原沢周都写了字，其章兄好像是主人一样，拉着我一定要写几个字。我只好写下“弘扬民族精神，捍卫祖国海疆”12个字。其章兄提交这次会的文章是《北洋舰队覆没的历史反思》，我的文章为《沈寿昌民族精神的弘扬》，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

同年9月28日，其章兄又寄来中华书局刚印出的《甲午战争新讲》一书，书的芳香味还在。连读两天看完，知他是在从事50多个年头儿甲午战争研究，先后出版了书名带“甲午”二字的著作8部，以及与甲午战争有关的著作两部之后，还是“觉得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因为这些书多半专业性比较强，而且其中除《甲午战争史》一书外，不是就甲午战争有关的某个专题展开论述，就是从某个侧面对甲午战争进行考察，这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起来是很不便的”。于是才想写一本篇幅不太大，又能让读者对甲午战争有比较系统而真切的了解的书。其章兄经过反复考虑，对要写的书确定了四个字的要求——要、信、精、新。

要——从体例上讲，本书不采取一般甲午战争史面面俱到的写法，在内容安排上虽须要兼顾到面，但尽量多着墨于其中的要事和要义。

信——本书虽然篇幅不大，却是一部信史。书中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是信而有征，言必有据。

精——本书不回避热点、甚至敏感问题，要把自己认为最精彩的内容、包括个人半个世纪的研究心得呈献给读者。

新——本书特别重视一个“新”字，希望读后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所以书中大量采用新发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以反映当今中外学术界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最新水平。此外，还把笔者研究过程中的某些经历穿插于书中，以与读者分享，这也是一项新的尝试。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争是一次失败的战争，然败中有胜，失中有得。作为后来人，既要深刻认识到其所以失败的惨痛教训，也要认真总结那些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庶可做到以史为鉴，以收启迪之益。这就是其章兄撰写该书的初衷。

这本书是其章兄对甲午战争的最后贡献。

记得2009年5月23日我参加完北洋海军成军120年学术研讨会，返回大连前作别时，谈到2014年甲午战争120年时再相聚。可是前几年北京电视台要录甲午故地电视片，我到威海才知道，其章兄身体欠佳未能应约，只有我同戚俊杰被邀为嘉宾。当时以为其章兄是临时稍有不适。可2011年11月18－20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肥市文广新局主办，李鸿章故居陈列馆承办的“探索与自强——李鸿章学术研讨会”，研究甲午战争和李鸿章的学者刘申宁、翁飞、谢俊美、苏小东、姜鸣、戚俊杰和我到会，其章兄又未能莅会，大家关切的谈论。本来要向戚俊杰先生打听消息，他却因故参加完开幕式即先行离会，无法获确切消息。我在大会闭幕式上建议在合肥建立李鸿章研究中心，得到莅会的学者支持，省市领导的赞同。其章兄获此信息后也认为十分必要。

其章兄猝然病逝几个月了，我仍震悼不已，至今仍难以平息。在我的心目中，其章兄真像个兄长，既是大智大勇的开风气者，又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不料，威海一别，竟成永诀。哲人仙去，能不怆然于怀？今重翻其章兄大著，感悟良多，嗟叹不已。今回忆相处之40载，草成短论，以志悼念，并寄哀思。其章兄虽去，音容笑貌，萦绕脑际；大著等身，青史留名，其可慰乎哉也。

 

（作者：大连民族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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