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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18日,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诞生了。这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向世界博物馆日的献礼,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良好开端,也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坚持持续发展、不断创新的重要举措。
当然,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要办好馆刊,最主要的还是看我们自己做的如何。因此,认真回顾创办馆刊10年来的工作,全面总结编撰馆刊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后《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的提档升级是大有裨益的。
一、创办馆刊的缘起
创建于1985年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4年之后因特殊的原因,就被推向市场,走上了自谋生路、自食其力、自我发展的艰难之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初,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甲午馆人,就敏锐地认识到,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科学研究则是博物馆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借助专家学者、将士后裔的智慧优势和我馆文物古迹的资源优势,广泛征集文物史料、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是保证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年年都有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于是,我们不是把钱投入到旅游广告的制作上,而是把有限的资金全部用于文物史料的征集和学术研讨上。我们不但主办和参与主办国内和国际的学术会议,还于1992年与山东社会科学院共同建立了山东社会科学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并将牌子挂在刘公岛上的北洋海军提督署,以此带动科学研究的逐步展开。1995年,又成立山东省历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借助学会的人才优势,广泛开展学术研究。在此期间,我们已经看到科学研究给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远远超过广告的作用。因此,我就萌发了创办一份图文并茂的刊物,作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对外宣传的窗口和名片,作为联系海内外专家学者、广大将士后裔和社会各界的桥梁和纽带。但是因为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故而没有正式提出来。
1996年初,我们通过国家图书馆阅览部主任苏爱荣研究员和国家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刘一平研究员,开始与国家图书馆商议共同筹建设立甲午战争研究资料中心的事项。
1999年7月6日至9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经验交流会在我馆召开。全国部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代表6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各单位代表踊跃发言,希望能有一个经常交流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验和体会的平台,以促进博物馆事业的持续发展。
同年9月16日,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签订了建设“甲午战争研究资料中心”的协议。时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的周和平先生亲临威海市出席了协议签字仪式。他和出席签字仪式的省市领导及专家学者,对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提出的在建馆30周年的时候,“将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建成为集收藏、保护、利用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文物史料的收藏保护中心;建成为国内外研究与展示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的科学研究中心;建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海洋观教育、珍爱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社会教育中心;建成为国内外独有特色、寓教于游的游览胜地”这一系列目标,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2000年8月下旬,“北洋海军与中国近代海防教育学术研讨会”在我馆召开,会上研究确定,为了保证《勿忘甲午》丛书能在2004年甲午战争110周年之际保质保量地出版,原定2002年召开学术会议的计划改至2004年甲午战争110周年之际进行。会上有的学者提出,如果在休会期间能有一份可进行学术交流的刊物,供研究者平时进行学术交流,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领导的肯定与信任,专家学者的呼吁和支持,使我们认识到创办自己刊物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更好地宣传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更好地开展学术研究,更快速地推进甲午战争博物馆高效、快速、持续地发展,更广泛、快捷地把国内外研究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的科研成果吸收过来,并能以最快的速度运用到我们的开放宣传和布置展览及爱国主义教育的活动之中去,保证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会议闭会期间不至于停顿,使广大研究者的学术成果随时可以得到发表和交流,所以我们决定加快创办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的步伐。
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我们的工作原则。说干就干,争分夺秒,是我们建馆以来所秉承的工作作风。经过详细的论证和紧张的筹备,我们选定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开局之年,创办《馆刊》,以此向世人交上一份新的令人满意的答卷。
2001年5月18日,《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第一期出版了。馆刊的特聘顾问是(按姓氏笔划为序):王如绘、王家俭、田峰泉、吕济民、周和平、戚其章、谢治秀。馆刊的编委会主任是王强,副主任是戚俊杰,编委会委员是:(按姓氏笔划为序)于培涛、王强、王记华、刘玉明、刘昌毅、刘新乔、刘申宁、刘军伍、孙占元、许华、苏小东、苏爱荣、苏昭晰、张建国、姜鸣、翁飞、戚俊杰、郭阳。馆刊的主编是戚俊杰,执行编辑是刘玉明,版面设计是姜筱华、郭阳,文字校对是毕礼霞。第一期《馆刊》首先刊载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相关领导的题词和发刊词。设立了“特约专稿”、“学术专论”、“建馆创业”、“文物揽胜”、“甲午笔谈”、“文物与典藏”、“文博与旅游”、“文物与法制”、“文博动态”等栏目。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创办学术刊物,这是当时国内文物与博物馆界的一件大事、盛事。因此,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任继愈先生题写了“甲午战争研究资料中心”的题词;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资深研究员吕济民先生题写了“收存历史,鉴古颂今,光华文物,启迪后人”的贺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序三中将题写了“韬光晦迹创业,弘扬民族精神”的题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著名漫画家、陶瓷艺术研究专家毕克官先生题写了“献身文博事业”的题词;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俞伟超先生题写了“甲午海战,耻辱和光荣竝存。建馆纪念,自尊与勇气齐振”的题词;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铁成题写了“碧血丹心”的题词;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夏燕月研究员发来了近700字充满祝贺与希望的贺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袁伟少将题写了“展民族正气,振华夏雄风”的题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张承钧先生题写了“衷心祝愿贵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取得更大成绩”的题词;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全先生题写了“勿忘国耻,发奋图强”的题词;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苗枫林先生题写了《祭英灵》七言绝句(“涛祭英灵朝夕继,吾侪思强夜难眠,诗诵忠烈千代吟, 心碑矗立沧海间”。)和“涛怒如泣悼忠魂”的贺词;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董凤基先生题写了“继承甲午英烈遗志,褒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题词;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谢治秀题写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题词;山东社科院历史所资深研究员、山东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山东社科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主任戚其章先生专门发来了200多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贺词;山东省历史学会会长、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王如绘研究员的贺词是:“交流工作经验,传播历史知识,促进事业发展,弘扬民族正气”。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家俭先生的贺词是:“振兴海军,捍卫海疆,弘扬海权”;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马幼垣先生的贺词是:“威海史遗存专馆,甲午鏖战铭国魂”;日本爱知大学教授水野明先生的贺词是:“史简狐笔,言文珠玉”;台湾海军退休少将罗海贤研究员发来了创刊纪念的诗两首,第一首《展望新纪元》:“两岸群儒彦,风雨心相连。发挥郑和魂,扬帆新纪元”。第二首《致吊古战场》:“甲午泪国殇,英雄志未张。他日雪耻恨,扬威大海上”; 时任中共威海市委副书记连承敏同志发来了《以刊载史 以史鉴人》的创刊词;著名作家、时任威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威海市文联主席的田峰泉先生发来了《春天的祝福》的创刊贺词。
从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贺词之中,我们体会到他们对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创办馆刊的真诚祝福和殷切希望,体会到他们对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这是馆刊编辑人员10年来爱岗敬业、埋头苦干的巨大动力,也是我们坚守信念、持之以恒、追求卓越的基本标准。
二、馆刊成为专业工作者发表学术见解既快又好的新平台
创办《馆刊》的初衷,就是要为专业工作者搭建一个平时就可以发表学术见解,交流学术观点,展示科研成果的平台。从而把学术会议上的集中交流与平时不间断的学术交流结合起来,使面对面地集中交流与不见面地随时交流互为补充和相得益彰。
(一)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从古至今,凡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之举都能得到大家之相助。我们的馆刊也是如此。首先是国内外公认的研究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之领军者戚其章先生,带头在馆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我们。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苏小东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的李元鹏研究员、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客座研究员姜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的副所长张炜研究员等一批年富力强、富有成果的专职和兼职的实力派学者都主动把自己的学术成果寄给我们。
正是有了他们的引领,馆刊的稿源才有了充足的保障。10年来,先后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武桂馥教授和陈昱澍教授、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陈振江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苏爱荣研究员、曲阜师范大学的骆承烈教授、齐齐哈尔大学的吴丽华教授、刘淑梅教授和周彦教授、河北大学人文学院的黎仁凯教授和刘静研究生、汕头大学的萨本仁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马洪林教授、山东社科院《东岳论丛》的编审郭沫兰研究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王绍玺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郭毅生教授、东北民族大学的关捷教授和杨惠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来新夏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毕克官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的王德娟教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袁伟馆长、西安财经学院的邓晋运副院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陈铁榜副馆长、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高崇理副馆长和郭俊英研究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张承钧馆长、西柏坡纪念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的馆长魏光研究员、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刘云刚馆长、长春僞皇宫博物院的副院长赵继敏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博士后马一虹、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董以山教授和赵自强教授、文登市史志办公室的初钊兴编审、威海市环翠区史志办公室的刘德煜先生、威海市政协文史委的董进一主任、联合日报社原社长兼总编辑于阳春先生、山东社科院历史所的刘晓焕研究员等;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后裔丁昌明、汤晓梅;晚清著名科学家徐建寅的后裔徐泓;北洋海军副将兼靖远舰管带叶祖珪的曾孙、福州师范学校的叶芳骐教授;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中塚明先生;旅居加拿大的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家俭先生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在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和相关文章。正是有了他们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才使我们的《馆刊》逐步走向成熟,成为深受广大读者喜欢的学术刊物。
(二)馆刊吸引了众多读者积极参与文博论坛和甲午战争史的研究。馆刊的出版发行,发挥了学术刊物普及文物、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的作用,不但吸引了老、中、青各层面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且还吸引了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工作岗位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研究者的积极参与撰文投稿。他们或参与文物与博物馆事业改革创新的研讨;或参与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的研讨;或参与人与自然、民俗研究、人物评介、新著研读的评述。大家积极撰写论文和相关学术文章,认真、热烈地展开讨论。这种参与在广大专业研究人员和业余爱好者之间活跃地展开,又迅速地促进了文博事业与甲午战争史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如许华、张国红、于敬民、戚可平、孙建军、丛培威、戚海莹、陈悦、姜峰、吉辰、冯超、王钦法、黄亦男、奚吉平、徐战、钱晓云、陈绎艺、冯丽、姜燕飞、仲积彬、马健、陈国民、荣子录、曹自求、顾虞祥、邹兰、姜书振、孙穗芝、罗湘君、张晓东、张黎源、郭阳、戚珺、苏晓、于晓明、李学莲、丛中笑、丛华滋、史丰永、刘军伍、孙圆圆、刘巍峰、毕礼霞、姜燕、王永波、丁萍、刘长春、刘海静、宋德永、陈国林、邱丽、杨博淳、徐明轩、谷昭仪、李仁海、王福明、张峡、王廉竹、梁月昌、蔡克明、周宗海、张贵祥、于建丽、张起明、姜宗怀、邹兰、王传湘、李妍、丛领滋、张建国、张军勇、夏冬波、王玉乐、刘新乔、王天江、陶俊智、王荣壮、于淑贤、朱文民、张研、单玉梅、李文夫、于在乐、李业、马冠群、马向红、袁晓春、蒋惠民、孟健、刘晓燕、戚军玉、张欣、周莉萍、张寒梅、孙秀华、王春玲、张云涛、刘云华、郭公仕、汲斌斌、苑杰、淑馨、齐贤、邱战国、王海东、马洪喜、吕晓东、夏艺铭、陶英杰、吕伟、马学民、林永茂、谷美清、刘冠军、张瑞强、李继发、张凤杰、李庆伟、刘玉明、王记华和戚俊杰等。这些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安徽、陕西、山西、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香港和台湾等近20个省市不同生活经历的人们,均在馆刊上发表过涉及甲午战争研究、文物与博物馆工作、海洋知识、海防建设、史料开掘、说古论今、民俗研究、文物旅游、新书评介、本域沧桑、人与自然、兵学研究、人物评介和会议述要等相关内容的文章。其中有不少研究者多次发表过学术文章,并得到广泛的好评。
(三)馆刊成为发表新挖掘的史料和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10年来,《馆刊》发表涉及研究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方面的文章共计80多篇。其中,戚其章先生的《甲午战争期间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暴行》、《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关于旅顺大屠杀的几个问题——答日本千叶大学秦郁彦教授》、《西方人眼中的旅顺大屠杀》等论文在馆刊发表后,反响强烈,影响很大,深受读者欢迎。
张炜研究员的《北洋海军的运用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一文,从战略文化传统的产生背景、发展及其对北洋海军运用模式的必然性,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历史局限性与北洋海军的败殁,从北洋海军运用的辩证思考、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不应被全部埋没等方面,客观、全面、辩证地进行了论证。作者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优秀一面不断光大,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冷战后的“新安全观”,中国建立了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国在以一种中国式的战略文化逻辑,引导世界的共同安全。作者在文章的结尾时强调:“在反思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覆殁的命运时,也是不应当以偏概全的。”
苏小东教授的《威海水师学堂概述》,在总结前人记述、研究的基础上,查阅、挖掘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对威海水师学堂的创立背景、办学经过及其教育成果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该文的发表,对我馆在2004年以前全面修复威海水师学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中塚明先生在《<日本外交的过失>与日清、日俄战争——围绕近代日本的历史认识》一文中,首先论述了《日本外交的过失》及其特征。接着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占支配地位的思潮主要有两种:一是“明治荣光论”;二是日本的国际法学者们认为,日本1894年发动的甲午战争与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的性质不同,他们将两次侵略战争进行分离和割裂,而不是联系起来,从根本上进行反思追悔。而日本国内这种“不根据事实的议论只能是‘空中楼阁’”。作者最后大声疾呼“挖掘被隐藏的事实,始终坚持忠于史实的态度比什么都重要”。同时他也坦率而忧虑地表示:“深深感到最近的日本在这一点上做的远远不够。”中塚明教授的告诫与忧虑,是对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发出的最真诚的提示。这种重视历史事实,敢讲真话的勇气和行为,是难能可贵的。他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是:中国人民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方能避免重蹈被侵略的覆辙。
在资深专业研究人员不断发表学术成果的同时,一批有责任感、热心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年轻人也奋起直追。他们利用军事科学知识和军事技术来解读和论证历史事实,还原历史事件的复杂场景;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同时,还积极利用互联网的现代科技手段,利用掌握的外语知识,积极投入到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的研究活动中来。他们搜寻历史资料,查阅国内外的技术资料和科学档案,对北洋海军和甲午海战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及时交流学术信息。他们还把自己的学术成果及时寄给我们,使广大读者能早日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在众多的年轻人中,陈悦、孙建军、姜峰、吉辰、冯超、张黎源等就是其中的勤奋者。
(四)馆刊成为文博工作者发表建议和交流经验的学术园地。创办馆刊,是对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收藏、研究及宣传教育三大功能的延伸和深化,是为经常性开展学术研究搭建的新平台,是及时吸纳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创刊10年来,许多文博工作者在此交流改革与发展的经验与体会,为新时期的现代化文物与博物馆事业建言献策。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客座研究员苏爱荣在《坚持创新 再求发展》一文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而文化的力量,又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因此,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在内容上要更加丰富,在形式上则必须积极创新,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才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作者认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在新形势下坚持创新,再求发展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坚持文物史料的征集与学术研究,要服务于文博事业。主要是文献资源建设,应密切关注国内外研究动态,加强基础设施的管理和开展优质服务的问题。二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建设现代化的博物馆。主要是技术的现代化、宣传手段的现代化、科学管理的现代化和人员素质的现代化。三是实施“CI”战略,全面提升形象。“CI” (Corporate Identity)意为“企业形象”。强调实施“CI”形象的正确理念和“CI”形象应涵盖的范围,强调全馆上下都要认清实施“CI”的意义。
苏爱荣研究员的论文,是站在21世纪的起跑线上,面向整个世界的公益性博物馆、纪念馆,从战略高度上结合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具体实际提出来的,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这些建议,不但适应于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而且对其他类型的博物馆、纪念馆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专家学者的高智慧引领和示范作用,极大地鼓舞了文物与博物馆行业的年轻人。他们积极参与博物馆事业的学术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有益于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文博事业的生存与发展、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以及博物馆事业持续发展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们在学识上、专业知识和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和发展。
广大作者的积极参与,也使我们这些负责馆刊工作的所有人员增添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增添了在困境中敢于坚持的勇气,增添了继续办好馆刊的力量。
2005年,郭阳同志接任馆长和馆刊编委会副主任,由于认识到位,安排科学,措施得力,因而馆刊的出版和发行仍顺利地进行。
2006年,是馆刊创办五周年纪念日。是年9月16日,我们召开了“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创刊5周年座谈会”,借此机会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威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及我市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大家对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创办五年来的成绩做了总结和充分肯定,并对馆刊的正确定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008年年底,因年龄和健康原因,一贯严谨、非常负责任的执行编辑刘玉明先生辞去馆刊的执行编辑,由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于敬民教授接任。虽然执行编辑这一重要角色有所变动,但由于于敬民先生勤奋敬业和学识渊博,加上其他人员的密切配合,续集馆刊的出版质量和发行质量都没有受到影响。这些也都体现了馆领导的高度重视和馆刊工作人员团结协作、敢打硬仗的敬业精神。
三、馆刊在学术上坚持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
馆刊自2001年创办以来,已经出版发行了40期,共计8万册,约250多万字。1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宣传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和专业科学技术。在学术研究方面,坚持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利用馆刊这个平台开展相关讨论,引发了广大读者的兴趣,也带动了更多的年轻人主动参与查询资料,寻找证据,展开辩论。如陈悦的《度还是点?——甲午海战史料中技术名词考析一则》、《从弹头装药看黄海海战中日双方炮弹效能》,孙建军的《谁说方伯谦“甚谙海战”了?》、《“济远”撞坏“扬威”考正》等论文都体现了学术上的自由争鸣。在学术争论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了平等、公开和以事实为准绳的原则,尽力避免在语言上的过激言辞,使争论双方都能畅所欲言,一吐为快。这种平等、公开、友好的学术争论,大大促进了人们、特别是广大年轻人追寻真实历史的自觉性。
创办馆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勇气和智慧。把馆刊一直不停地坚持办了10年,则是一件难上加难的大事情。然而,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锲而不舍地坚持了10年。期间,无论经费怎样紧张和短缺,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思想和工作压力有多大,即便是看到有的单位的报刊停办了,馆长和我们在思想上从来没有动摇过。而且,十年时间出版的40期馆刊中,我们从来没有刊登过一则广告,也没有一次违反国家的法律与法规和新闻出版的相关规定。在利益至上的时代,在经济大潮中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保持学术期刊纯洁与真实,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与威海市史志办公室的网站和北洋水师网站加强了合作,将馆刊刊登在他们的网站上,供需要者使用。从而吸引了国内外广大年轻人,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搜集史料,交流信息,开展研究,收到了超乎人们预料的好效果。实践证明,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开门办刊,扩大服务,仍然是我们今后需要继续努力做好的重要工作。
四、馆刊的的广泛发行及社会的反响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每期出版2000册,分别寄给国内400多家博物馆、纪念馆;国内200多家大学的图书馆;国内外研究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史的专家学者;北洋海军将士的广大后裔们;全国各著名风景名胜区和大型的旅行社;国家和各省驻威海市的所有单位;威海市所属的大学和所有中学;驻威海市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共威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的所有领导,以及市政府各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这种义务的、持续的、认真的邮寄,使邮政局的同志十分感动和敬佩。
十年如一日地将馆刊邮寄给上述单位和人员,也使他们深受感动和激励。如现任青岛飞洋学院客座教授、青岛青进机器有限公司顾问、威海东方艺术学校首席顾问、黑眼睛智投发展公司顾问、日本藤仓株式会社顾问、青岛市人民政府市长亲颁“琴岛奖”受奖人、年过九旬的张明先生,时常就馆刊的文章发表自己的感想。今年4月21日,我又收到张明先生的亲笔来信。他在信中说:“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意义重大。清朝苦战,全军溃败。欺门受战,英勇殉国烈士,今之楷模也!是日本侵华最大罪证之一。从此割地赔款,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今又收到2011年第1期,总期第40期刊,谢谢。阅后,一向(即一贯的意思。作者注)再度转请亲友阅读,是乃后世之师。台湾一小撮‘台独’大闹小岛,阻碍两岸合作,逢华必反,以此唆愚民反华,从中渔利,且争夺政权。‘正邪之争’,邪必败,无疑矣。鹿、羊已到贵区,受到优待,意在两岸一家亲也。敬颂大安百福!”。看了老先生的来信,让我深受感动,他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一本馆刊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过邮寄馆刊的事情本身。
威海市区,也有一些读者群体。或是一些老干部,或是一些机关的公务员,或是社会各界关心威海文化的有心人。他们定期要馆刊、看馆刊,然后是互相进行交流和评判。如从东北迁居至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居住的两位70多岁的老人,每当馆刊出版之后,他们都会乘公共汽车,来威海市少年路2号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拿馆刊。虽然来回行程有近40华里路,但老人们依然觉得很愉快。家住威海市区的丛先生说:“十年来,阅读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了。”
10年时间,我们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但毋庸讳言,也有不足和欠缺。如因为经费紧张,馆刊的纸张质量和装帧水平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跟着提高。馆刊的页码限制了来稿不能及时登载,馆刊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还不够精细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加以克服。
五、馆刊已经成为威海文化事业的名牌
经过10年的努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已经由幼稚渐近成熟。她始终把贯彻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崇高使命。以其丰富多彩的栏目,以其清新的风格,高雅的品位,鲜明的特色,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广泛好评。如今,馆刊已经成为海内外专家学者了解威海文化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窗口,成为我们联系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北洋海军广大将士后裔及社会各界的有力纽带,成为一座没有围墙、流动的甲午战争博物馆。
与此同时,馆刊也成为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北洋海军将士后裔宣传威海、宣传刘公岛和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名片,成为宣传威海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感恩甲午英烈和爱国将士的良好平台。现在看来,馆刊的传播功能与教育作用已经远远超过创刊时的设想。她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博物馆的科学研究,而且还促进了博物馆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真诚地感谢关心支持我们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将士后裔及社会各界,感谢所有参与创办馆刊的工作人员、广大撰稿人及印刷单位。
十年时间,弹指一挥间。但看看摞在办公桌上那厚厚的40本馆刊,我们的心里又情不自禁地增添了一些安慰。假如说我们在新千年第一个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那么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我们仍然愿意与社会各界携手并肩,发扬成绩,纠正不足,克服困难,追求卓越,把我们的馆刊办得内容更丰富一些,学术味更浓一些,特色也更加突出一些。使之继续成为集知识性、科学性、学术性、思想性、可读性于一体,雅俗共赏的上乘之作。我们热切期望各位同仁与广大读者多提建议,惠赐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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