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湛恩和《聊斋志异辑注》

出处：甲午网栏目：人物述评。发表日期：2011年8月5日

摘要：《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短篇小说集，也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经典文学作品之一。《聊斋志异辑注》是《聊斋志异》一书的最早注释本，作者吕湛恩…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短篇小说集，也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经典文学作品之一。《聊斋志异辑注》是《聊斋志异》一书的最早注释本，作者吕湛恩。

古本《聊斋志异》

（一）吕湛恩生平事迹未见史载，仅据道光五年（1825年）观左堂刻吕湛恩《聊斋》注释本梁溪（无锡）蔡培（道光年间文登知县）所作的序中，略知梗概。

吕湛恩，字叔清，号坦垒居士。山东文登吕家集人（今葛家镇驻地）。生年不详，卒于道光二十年。吕湛恩少年应童试时，受知于山东学政、大学问家阮元（芸苔），成为诸生（秀才）。此后屡入科场而不第，“久困场屋，志不得伸”。其遭遇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经历有点相似：空有满腹经纶，而又不能实现远大抱负。于是，吕湛恩立志要为《聊斋志异》作注，为的是抒发自己心中的抑郁沉闷之气。

据吕湛恩在《聊斋志异辑注》的自序中所说，他“喜读《聊斋》成癖，披阅之下，于其所征引，搜摭无间，卒以成书”。共同的命运，使《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和《聊斋志异辑注》的作者吕湛恩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人，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完美的文字合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吕湛恩最终于道光五年完成《聊斋志异》一书的文字注释。

吕湛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批注学者，一生致力于《聊斋》研究。《聊斋志异》写定于蒲松龄50岁（康熙十九年，1680年），始刻印于蒲松龄死后51年（1766年）。吕湛恩作注于道光五年。从《聊斋》刻印于世，到吕湛恩首次作注，中间相隔59年。

吕湛恩道光五年的注释原本，是脱离《聊斋》原书而单独成书的。在他对《聊斋》作注18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才由广东五云楼将吕湛恩注本与《聊斋》原书合在一起刻印。这就是后来通行的《聊斋志异》注解本。

道光十五年，吕湛恩曾访查传闻，取先世之谱牒旧稿，并加绘世系图，为文登吕家集吕氏家族续纂《吕氏家谱》。

吕湛恩于道光五年编撰《文登县志》，称道光志。

（二）吕湛恩《聊斋志异辑注》在《聊斋》研究中的地位，只有放在《聊斋》研究平台的广视野中，才能理解得更深刻、更清楚。

《聊斋》价值最大的本子是蒲松龄的手稿本，缺点是只存半部、流传不广；

第一个对《聊斋》进行评点的是清初大学问家、在政坛和文坛皆为显赫的王渔洋（士祯）。评点时间当在康熙二十六七年，即王与蒲相识一二年之时；

现存诸本中最为完整的抄本是乾隆十六年（1752年）铸雪斋抄本。它的宝贵在于与手稿本相同、保存原来的面貌；书总目正是蒲松龄的原目和卷数；

现存最早的刻本为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刻本。它对《聊斋》的传播，功绩很大。自此本出后，所有的评注本和石、铅印本，都是根据此本翻印的；

第一个对《聊斋》作注的就是山东文登人吕湛恩。吕湛恩对于《聊斋》研究有开拓创新之功。

在以上《聊斋》研究诸本中，吕湛恩注释本开创了《聊斋》研究新的里程碑。这就是吕湛恩《聊斋志异辑注》在《聊斋》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吕湛恩在《聊斋志异》研究领域里的地位是完全不亚于、或高于王渔洋的地位。他高就高在一是第一个为《聊斋志异》作注之人；二是吕湛恩的注是晚清，以至近代对《聊斋志异》作注最受读者和学界重视的注释本，是当时没有人能超越的注释本。

《聊斋》作者蒲松龄的学问是相当渊博的，书中引用的典故比比皆是，做注就成为读者了解《聊斋》旨意的重要途径。如果不具备渊博的学识和较高的学问功底，想做好并且令学界普遍认可的对《聊斋志异》的注释工作，简直是不可能的。以往学界较一致的看法，也是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有清一代《聊斋志异》的注解本，通行的只有吕湛恩和何垠两家。但是，吕湛恩和何垠两家的注在一起进行比较，由于一是何注比吕注晚14年（何注为道光十九年）；二是何注芜杂、错误较多；三是何注与吕注两注中有的字句完全相同，有的虽个别字句不同，意思却完全一样，何注很多地方是因袭吕注的；四是何注每一注内容前后重复出现较多，实为多余。因此，学界一致认为吕注优于何注；且在出现同一注的情况下，大都只采用吕注；对何注有所删削，对吕注则全部保留下来。

自1843年吕湛恩注本和《聊斋志异》合刊始，后来的诸家坊刻本多用吕注。特别是咸丰后，如：咸丰间坊刻本（民国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咸丰十一年坊刻本（台北新丰出版公司影印本）；同治五年维经堂刻本……无论何种刻本，都有吕湛恩的注。光绪十二年上海同文书局《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底本用的就是吕湛恩注本。在会注方面，清人注释《聊斋志异》，以及后来的全校会注集评本和张友鹤“会校” “会注”“会评”（“三会本”）所会注者，只吕何两家。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说：“但明伦和吕湛恩（对《聊斋》）皆有注。”但是，鲁迅没有提到这一事实：但明伦的注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比吕湛恩作注于道光五年晚了17年。而且，但明伦的注，学界和业内人士一般都不称其为注，而称其为“评”。

吕湛恩《聊斋》注释本，是《聊斋》研究中注释最早、影响最大、最有权威性、刊用率最高、流行最广的注释本。

（三）吕湛恩《聊斋志异辑注》一书的特点，一是它的最大价值在于，对《聊斋志异》的用典做了深入的探索，引经据典，并根据类书，具体指出某一字句、某一成语、某些典故的来历，且对大多数注释内容都列举出原文。这就给后人阅读《聊斋》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这是吕注的最大闪亮点。

二是《聊斋志异辑注》对有的字义和读音也都做了一些解释，这给读者阅读也提供了很大帮助。

《聊斋志异辑注》是采用给以注明而不给以解释之体例，只注出章句典故、近世人事、僻奥字音字义，使阅读者免去翻阅之累。

三是《聊斋志异辑注》采用典故比较严谨，错误较少。

四是吕注每注不重复。不像何垠注释每一注前后多有重复，或完全一样，或只有个别字改动。

五是吕注只刊注释而不载原文，注是单独成书的。与原文合刻是后来的事。吕注每注不重复可能与注释不与原文合刊有关。

（四）吕湛恩《聊斋志异辑注》也有不足之处，一是有的地方应给以注而书中没有注。如，《狐谐》狐女拆“狐”字：“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 “大瓜”，冯镇峦《评》“山左人谓妓女为大瓜，骂左右客尔”。吕对此未注。又如《阎罗》“送左萝石升天”中的“左萝石”为南明福王使清不屈而死的左懋第。由于未注，使读者不知“左萝石”为何人。类似的一些名词和用语的出处，吕湛恩都未注。

二是对重大事件和具体人物事件，注都未有涉及。如对于七、白莲教农民起义等。又如《金世成》之南令公、《堪舆》之宋侍郎、《黑鬼》之李总镇、《鬼隶》之韩承宣，这些人名都无注。象于七起义当时是威震朝廷的重大事件；白莲教起义更是涉及范围很广的事件，吕注熟视而无睹，使人不太好理解。

三是涉及地名未有注。如《阿秀》中的海州，明显是指的辽宁省的海州；《商三官》中的诸葛城，一有可能是指新泰的诸葛村，二有可能是指的沂水诸葛乡。这些地名均应有注而未注。

四是对民俗缺少应有的注释。如《山魈》中的“山魈”，山东有的地方在春节有燃放爆竹驱逐山魈的风俗。何垠有注，吕未注；《雹神》中的李左车，雹神李左车的传说在山东的流传还是较为广泛的。这也是应有注而吕注没有注释（何垠也无注）。

五是涉及到一些典章制度中的名词和制度，也是应有注而未注。

六是涉及到一些官职、官名和职掌，也是应有注而未注。

七是有的注只是指出字句的出典，或孤立的解释字义，而没有和正文联系起来，以致使人不能确切、完整的理解问题。

八是有的地方给注解错了。如《罗祖》“玉柱下垂”。吕注“江淹赋：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覆轼”，显然吕注是指乐器柱子。而此处实质是指佛家坐化鼻垂双涕的状态。又如《瞳人语》篇“吃吃”。吕注据《集韻》释为笑貌。其实此处指口吃而非笑声。再如《焦螟》中的“董侍读默庵”，吕注认为“名讷，字茲重，平原人，康熙丁末探花，官兵部尚书”。而实际上是字默庵，做过总督、左都御史，未做过兵部尚书。

吕湛恩《聊斋志异辑注》尽管有以上不足，但其在《聊斋志异》研究长河中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有：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7月）；山东省资料库-蒲松龄库-第四卷-第一类-第一辑：“清代评点”-“二吕湛恩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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