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吉芬访谈录

虽然大东沟海战已经过去一年了，但它却依然历历在目，而且或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忘。这不仅是因为这场海战本身在当时造成的轰动，更是由于它首次向人们展示了现代蒸汽动力海战的样式，并且对现代的海战艺术作了最直观、最有价值的诠释。能够亲身经历这场海战并且把握全局的人少之又少，因而我们能得到的关于这场海战的信息也大都残缺不全，几乎无法为马吉芬先生提供任何佐证。马吉芬先生是中日双方军舰上唯一的西方指挥官，指挥着“镇远”号，而“镇远”是丁提督旗舰“定远”号的姊妹舰，她的管带是林总兵。但在下文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很早就被吓破了胆，因此马吉芬不得不单独指挥该舰。

马吉芬先生是在十二年前去的中国，他主要在天津水师学堂从事数学以及海军专业知识方面的教习。水师学堂距离海边四十到五十英里，距离最近的河道大约四英里——马吉芬认为“此为海军学院的恰当选址”。学院里大约有100名学生，但没有一个曾见过大海或者轮船，而且大多数都已经结婚，有了家室，完全没有加入海军服役的热情。他们成为学员只是因为能够得到一份薪水和一个职位。“他们是一群可怜虫”，马吉芬先生说，“如果我想稍微让他们多做一点能帮助提高学业的功课，他们就会马上退学回家”。尽管如此，几个月之后他就得带着高年级学员登上训练舰开始实习，在为期两年的实习过程中能够造就出一些非常优秀的海军军官。在此期间，马吉芬先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勘测工作，尤其是对朝鲜海岸进行了完整的勘测，并绘制出了海图。

1887年，经过他的努力，威海水师学堂建立了。他为学堂制定了教学方针，来自皇家海军的炮术教官鲍彻（Bourchier）上尉成为了他的同事。这里培养了大多数后来参加战争的海军军官。因此，马吉芬先生可以说具有中国海军人才构成的仲裁地位。当他因为普通中国水兵对他的拥戴而欢欣鼓舞时，他也对中国的军官们极为蔑视。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聪明能干的例外，但大多数的人都是十足的胆小鬼。“他们所处的阶层，”马吉芬先生说，“官僚阶层，是中国最卑劣的一群。他们的目标或者传统不是变得勇敢、有男子气概，而是绞尽脑汁去压迫、压榨，而他们则在压迫得来的好处中苟延残喘”。

当战争爆发时，马吉芬先生正要请病假回美国探望朋友，经过在中国十一年的工作，他的身体状况不佳；但他随即取消了回国计划并志愿加入作战，并被指派于“镇远”号铁甲舰上服务。

虽然中国海军的表现几乎令马吉芬所有美好的期盼落空，但他仍然对前途满怀憧憬。中国军舰与敌军的第一次遭遇战引起了他的深思，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一些乐趣。宣战的前几日，鱼雷巡洋舰“济远”号开赴朝鲜海岸警戒陆军登陆。她于数日后回航，随后战争即爆发。他当时看着这艘军舰开进港口，但并没有注意到她已经与敌舰发生了战斗。但不久后他的一名属下走进他的办公室，马吉芬问他发生了什么，属下回答：“很多人生病了。”“我没有理解他在说什么”，马吉芬先生说，“因为船上没有什么能让人生病的；所以我说：‘究竟什么玩意让他们得了病？’于是那个人变得十分激动说道：‘许多人被打破了。’我立即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他的意思是船上许多人受了伤，他们经历了一场战斗。我立即登上了船，并亲眼目睹了那些被‘打破’了的人以及该舰经历了战斗的证据。对战斗过程的描述让人开心不起来”。

以上部分和下文都来自马吉芬先生对中国的直观印象。马吉芬是一个看上去高大结实的人，有着一张坚毅的面庞，看他的目光就知道如果以他为敌肯定不好对付。他祖上是苏格兰人，他本人则出生在美国。如果听他的口音，则会以为他是个英国人，尽管他的习语是美式的。说到他的祖上，马吉芬先生戏剧性地继承了他的曾祖父的行伍传统。其曾祖父生于苏格兰，并在独立战争中成为了大陆军的一名军官。在他参加的一场战役中，他俘虏了一些敌军士兵，竟然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兄弟。马吉芬先生说话稳重、深思熟虑，喜欢一边说话一边来回踱步，就像是在军舰的后甲板上一样。以下为他本人的叙述。

“那是，”他说，“1894年9月17日的早晨，我们第一次发现了日本舰队。我们的舰队在丁汝昌提督的指挥下在前一天护卫着运兵船，来到了鸭绿江口。登陆部队沿江上溯十五英里起岸，登陆持续了一整晚。第二天早晨——星期一、17日——每艘军舰都进入了战备状态，当日舰出现时，我们正忙着训练炮手。这天天气非常好，微风习习，我们能够清楚地数出他们军舰的数量。

“我们一发现敌舰”，马吉芬先生说，“在他们发现我们以前，我们就起锚迎了上去。因为他们正处在航行状态，而我们则在碇泊中，他们会发出比我们更浓密的煤烟，因此我们能够率先发现他们。但随即我们也开始竞相航进，他们也立即从升腾的烟柱中发现了我们的存在。有一段时间他们似乎想停止向我们接近，观察着我们的动向。他们一定知道我们有六艘鱼雷艇和四艘炮艇伴随着舰队，所以他们高估了我们的实力，因为鱼雷艇与炮艇都在江中，其中只有两艘后来加入了战斗——还是在海战已经打了大半的时候。

“为了侦查我们的舰队”，马吉芬继续道，“他们与我们的舰队平行航行了一段时间，在林总兵的眼中这好像是他们正在向我们驶远”。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可怜家伙当时的反应。我们一起在舰桥上，看到他们‘远离’后，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采，然后他用英语大呼起来——他以前都是讲中国话的——拍着手在舰桥上迈着大步，‘妈的，他们撤退了！妈的，他们撤退了！’（Goddam, they retire!）我说：‘舰长，他们没打算撤退。我们免不了一战。’”

马吉芬先生解释说舰队官兵们事实上经常摩拳擦掌，准备与日军决一胜负，因为威海卫和旅顺的陆军常常因为他们没能击沉敌舰而冷嘲热讽。林总兵之前也曾与水兵们一样表现出与日军决战的热情，但他现在却被敌军退却的场面高兴得冲昏了头脑，不停地在甲板上踱步，一边喊着：“他们撤退了！老天爷啊，他们撤退了！”

“我们就这样尾随了敌军一段时间”，马吉芬继续道，“等到敌军差不多了解了我们的实际实力后，他们就显示出了准备开战的姿态。战斗从大约12：20分开始，持续到大约下午5：30。

“在海战爆发时，我正在舰桥上负责测距。在整场海战中，我很少有机会关注到我舰以外的战况，但我还是有机会观察到敌舰队令人钦慕的、极其严整的纵队，敌舰队由两个分队组成——先头的游击队，包括‘吉野’、‘高千穗’、‘浪速’与‘秋津洲’；本队，包括‘松岛’（伊东中将的旗舰），‘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和‘比睿’。‘赤城’与‘西京丸’作为预备队。我们的舰队列成人字形队列前进，由十艘战舰组成：旗舰‘定远’、‘致远’、‘济远’和‘广甲’构成了左翼；‘镇远’、‘来远’、‘经远’、‘靖远’、‘超勇’与‘扬威’构成了右翼。‘平远’和‘广丙’以及两艘鱼雷艇直到海战进行了大半后才加入战斗。

“但我还没来得及欣赏眼前这激动人心的景象，海战就随着‘定远’舰的开火而爆发了。我舰于一到两分钟后也开始发炮，随后日本人也加入合奏。战斗爆发后我们那些军官的反应非常奇怪。一发炮弹飞过我们的船，这不过是一发跳弹，但也足以把大部分军官吓得丢盔弃甲；事实上，这以后他们就基本消失了。我看见我们的驾驶大副（navigation lieutenant），他是一个闽人（全都是一群胆小鬼），在第二轮射击时从右舷炮塔逃跑了，脸色吓得跟白纸一样。

“不久之后，我就得揣他一脚，让他知道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一座炮台的旋转装置出了故障，我不得不来到炮塔的装甲围壁中进行检查。当我正往下走的时候，一个人抓住了我的腿试图阻止我，他喊道：‘没有剩余的空位置了——你得找别的地方躲起来。’我朝下看去，就看到那个驾驶大副和另外十多个人吓得蜷缩在那里。我对驾驶大副恨得咬牙切齿，就对着他的胸口踹了一脚。他们这才让我走下来，我才得以把旋转装置修理好。”

毫无疑问，日本人面对这样一群懦夫无疑将是胜利者。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马吉芬先生又发现林总兵——右翼的指挥官——和他的一名高级军官的表现甚至比那些军官们更可耻。“我不断地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从我下方的指挥塔里传出来”，马吉芬先生说，“我觉得对那种声音最恰当的比喻就是狗吠，我很奇怪这到底是什么发出的，但我当时没空去询问这个。不久后我为了指挥战舰进入到指挥塔中，我惊讶地发现这竟是我那尊敬的舰长发出的！他正跪倒在地，以极快的语速用中文喃喃自语——祈祷着，或者说一边祈祷一边诅咒着——每一发炮弹击中军舰时他就像狗一样嚎叫起来。只要我还活着，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幕景象和那种声音。我真想踹他一脚，可是我没那么做。可是在整场战斗中，我能从他每一次嚎叫中知道有炮弹击中了我们，除此之外，我倒是因为忙于其他事务而不可能注意到军舰的每一次中弹”。

“在‘镇远’舰的战斗中”，马吉芬先生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舰首的火灾。当前部艏楼甲板发生火灾时我正在指挥塔中发号施令，我忙着应付即将用完的消防水管，而火灾在此时已经蔓延了一大截距离。接着我们就与火魔展开了战斗，水兵们坚持说必须有军官带领他们才去灭火，但只有一个军官胜任带队的任务——正在左舷炮塔指挥作战的枪炮大副（gunnery lieutenant），一个杰出、勇敢的家伙；但只可惜他地方口音太重，无法沟通，因此我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

“许多人志愿跟随我，我们刚一来到前甲板敌军的炮火就开始向我们倾泻，我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打成碎片，一发速射炮弹居然从我两腿中间穿过，打伤了我的两个手腕，还带走了我上衣的下摆，我当时正俯身拿起一个水管。一发炮弹击中了指挥塔，一枚爆炸的弹片击中了我。我刚把弹片处理掉就又在几乎相同的部分再次受伤，而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这时候我们正被三艘敌舰近距离围攻——一艘在左舷，一艘在右舷，一艘在正前方；左舷的那艘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所以两门右舷主炮的炮手被指令把他们的炮转向左舷，以试图压制那艘敌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需要越过前艏楼甲板射击。这时我和我的志愿救火队员们正要往前甲板走，于是我命令右舷炮塔的炮长暂停向左舷射击，转而瞄准正前方的敌舰，不然的话他们的炮火就会波及到我们。但谁料我刚一转身，一发炮弹就把那位炮长打成了碎片，而接替他的炮手不知道我们已经冲向前甲板，因此继续瞄准左舷的敌舰，开了火。

“冲击波将所有人吹离了地面。我身边的那个人即刻身亡。与此同时，一发来自敌舰的速射炮弹打中了我的身体，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但所幸没有造成致命伤。我因此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我倒在了一根破裂的水管上，管中喷出的水浇在我的脸上，让我苏醒了过来。”

马吉芬先生此时解释说那两门火炮间距六英尺，当第一门炮开火后他就躺在离第二门炮十英尺的地方。“炮口喷出的火焰”，马吉芬先生说，“那就像一道闪电。我还没听到大炮的响声它就将我冲昏了过去。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另一门右舷炮的炮口之下，我的脑袋就在炮弹的射击线路上。我观察了一两秒钟大炮瞄准的过程，然后立即意识到顷刻之后它就会再次开火而我将被撕成碎片。我向艏楼的边上滚去，跌到了下面大约八英尺的主甲板上。这时候我感觉那门大炮开火了。

“我胸部重重地着地，吐了一大口鲜血，因此那些看到我的人都以为我死了。我设法进入艏楼，呆在一个扬弹机的旁边，但不久后一发炮弹射了进来，爆炸的破片四散飞溅。当时有四个水兵在扬弹机边工作，我不能行走，就让其中的两人把我抬到后面，以避开呛人的硫磺浓烟。我们还没离开多远又一发炮弹在我们刚才所在的位置爆炸，把另外两个人打成了碎片。你在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炮弹在艏楼上留下的弹孔。”——他向我们展示了623页上的那张照片。

马吉芬先生现在依然承受着这些伤痛，而且他认为这些伤痛将伴随他一辈子。在英国的时候他身体的左侧和腿部还残留有弹片，这些弹片影响了伤口的愈合。在不到一英尺的范围内他似乎被四十到五十块弹片击中，他能够活到战斗结束简直是一个奇迹。“我手下的人”，他说，“都说我命硬”。除了身上的伤口，他的衣服也着了火，他的一只眼睛遭受了重创，因此在战斗的末期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

在被问及关于双方舰队的实力和素质时，马吉芬先生说在战前他确信中国舰队能够取胜，因为日本军舰在面对中国的铁甲舰时很可能不堪一击。但日本人弹药供应充足，中国人则缺乏弹药。“我们主炮弹药稀少”，马吉芬说，“而且有些雷管里装的都是煤灰。”马吉芬先生将中国陆海军的大部分失败原因归结为上层机构的腐败。他断言，从北洋海军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到能够出卖情报的最低级官员，所有官员都受了日本人的贿赂。

“尽管如此，我们仍尽了最大的努力”，马吉芬先生继续道，他仿佛认为即使他没有获得胜利，但胜利也应是属于他的。“比如‘镇远’号，她自始至终处于苦战中，四百枚以上的中弹数即可作为最好证据，我们差不多要被炸成碎片了，但我仍然自豪于我们把她平安无事地开了回来。如果您还记得，正是‘镇远’号给了敌军旗舰‘松岛’号致命一击，这一发炮弹当场打死了四十九人，另造成五十多人受伤；炮术长（gunnery lieutenant，实为‘松岛’分管右舷速射炮的分队长志摩清直海军大尉，译者注）被掀入海中，遗物只剩下了一顶军帽和一副望远镜。

“我们命中‘松岛’号不久就发现我们12.2英寸主炮的钢制爆破弹已经所剩无多，这种炮弹每发大约5英尺长，800磅重，大约携带有90磅的黑火药。正是这样一枚炮弹造成了‘松岛’的灾难。当烟雾散去后我们都发现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但损伤的详细情况我也是战后才得知。从日本方面的报告来看，它造成了其13英寸加纳炮的彻底瘫痪，并引爆了一些发射药，这些发射药是被放置在甲板上用于快速装填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八艘军舰在对抗十三艘日舰时（原文如此，译者注）表现非常不错。我们必须考虑到‘济远’在战斗一开始就逃跑的事实，而‘平远’则在海战末期才加入战场，在敌人撤退时象征性地开了一到两炮。事实上，战斗的中心即为‘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经远’号发生火灾不久后就沉没了，‘来远’起火后几乎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有段时间她所有的船员都加入到灭火战斗中。

“是的，火灾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破坏。两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超勇’与‘扬威’在战斗初期就起了火，不久后火势就无法控制，她们薄弱的侧舷很容易被炮弹穿透，随后其内部的木制结构就被点着，熊熊燃烧起来。

“战斗中最英勇的行为？哦，或许应该是一个男孩，我们枪炮大副的弟弟，他一直在炮位上帮忙，把工具递给炮手，虽然炮弹不断地落在他的周遭，他却一点都不胆怯畏缩。他哥哥受了重伤，但他却平安无事。当他哥哥受伤时他帮着把哥哥抬到炮位下，但之后他就立即重返岗位，并一直坚守到最后。他当时并不是正式的船员，只是因为来探望哥哥而留在了船上。

“但说到最英勇的船，还是得数邓管带统领的‘致远’号，她当时正支援‘来远’舰，这时一发炮弹或鱼雷击中了其水线以下——没有人确切知道——但她立即倾斜了。邓看到自己的船快不行了，决心冲撞一艘敌人的大舰，与其同归于尽。敌人发现了他的企图，便立即向他倾斜了大量的炮弹，于是倾斜更加严重了。她在即将撞上目标的一刻翻沉了，船首首先下沉，不久后全船尽没。只有七名船员最终得救。

“奇怪的是如果没有他养的那条狗的话，邓管带原本是能够得救的。那是一条凶猛的大狗——有时候连它的主人都无法驾驭。军舰沉没的时候，邓管带抓住了一片船板，漂浮在海面上，这时他的狗游向他，扑在他的背上，扼住了他的喉咙，迫使他松开了手，于是连人带狗一同淹死。七名幸存者目睹了这幕惨剧。

“有些中国军官非常勇敢？是的，是这样。但大多数军官都是闽人，非闽人大都非常勇敢。‘济远’舰上大都是闽人，所以战斗刚打响他们就溜之大吉了。我们看到该舰12：45就向旅顺港逃去。怯懦的方管带事后说舰上的所有炮塔在战斗的一开始就损坏了，因此他不得不选择撤退以保存他的军舰。但经过调查发现这一申辩完全不能成立，其炮塔的唯一损坏——损坏还并不严重——是在他掉头逃跑以后受到的！”

“如果我们在威海卫的工作不是被战争所打断，我们不久就能令中国海军的人员组成焕然一新——我指的是军官构成”，马吉芬先生说，“我们对即将毕业的青年军官寄予厚望。炮术学堂尤其出色。我刚才说过，它由英国海军的鲍彻上尉负责。他本人是一名极为出色的炮术军官，并且对工作满怀热情。

“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了解了我们精湛的炮术；但必须注意到，由于他们的速射炮，以及在以十二舰对我六舰时的优越感，我们显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事实上，虽然我们能在每100炮中中二十弹，而他们只能中十二弹；但是能在我们发射100炮的时候发射600炮，所以在我们击中二十弹的时候他们已经打中我们七十二弹了。与此同时，他们只有六个目标，而我们则有十二个。如此一来你就能清楚地发现我们的不利之处了。”

“你很难想象”，马吉芬先生停了一下，继续道，“当我们在努力训练水手、军官，培养他们的团体协作精神时，有些人却尽其所能破坏我们的工作成果。我曾向上级指出军官们在写作报告时受到了干扰。用中文写报告本来就是一件难事，而且还是由一群置身事外的人写的。这帮人是一群官僚，他们卑劣、胆小，完全有害而无益，简而言之，他们几乎是所有中国人劣根性的总集合。所以这群人总是扎堆，当他们看到有人做了与传统礼法不符的事情，比如穿了一件与那种蓝色长袍不同的制服，或者操习军事课程等等，他们就会齐刷刷地站成一排，对此冷嘲热讽。他们还会对此大发议论，说什么学习西洋的歪门邪道而忘却了传统礼法云云。这对我们的水兵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可是在一艘庞大的军舰上肯定会有很多这种人——大约二十到二十五个。当我们即将投入作战或者战斗爆发的时候，这些家伙就立即装病或者说家里的父母亲死了要去守孝。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的父母亲数量多得令人惊讶。这是怎样的孝顺啊——又是怎样的懦弱！”

“有一个这样的怂包蛋”，马吉芬继续道，“在战争刚爆发时，他意识到我们有可能跟敌人发生战斗，就故意装病，说要回家。当时舰队正在朝鲜，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后来他又听说一艘军舰第二天早上要返回中国，他头天晚上就贿赂了那艘船上的一些水手，躲在了那艘船的货舱里。第二天早上，他壮着胆爬到甲板上，却惊讶地发现舰队其余的船都已经回国了，而自己身处的这艘船却被安排了另外的巡航任务。这个可怜的官员哭爹喊娘要回家，说要埋葬父母。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于是不得不呆在这条船上。他啥也没做，什么伤也没受；一两天以后回到了港口，这个怯懦卑劣的官员吓得得了病，于是不得不被送回了家。”

“这是中国海军受到的负面影响之一”，马吉芬先生说，“事实上，我们几乎没有取胜的机会。日本人在几乎所有方面胜过我们。他们有更多的船，大部分的火炮都能在我们打一炮时打上五到六炮。他们的船速度也更快，我们有几次想实施撞击战术，但是在他们能开十七节，而我们只能开十二节的时候，这还有任何可能吗？但是，暂且不论这些缺点，假如每艘军舰都能像‘定远’和‘镇远’那样奋勇作战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的。日本人也承认，我们两艘船——两艘铁甲舰——自始自终保持着我们的阵位。而且‘镇远’号以其坚韧不拔和精湛的炮术挽救了整个舰队未遭歼灭。

“可是大东沟海战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决定性的。它使日本人完全获得了制海权。这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战略上的胜利，他们理应获得这样的胜利。这场海战的意义不仅在战役本身，它还是本世纪最为重大的海战行动之一，而且也决定了中日战争的成败。

“关于悬赏我的项上人头？我不想对此说太多。日本人悬赏了5000元——一日元约等于一美元——缉捕我。我不知道其中原因。我并不是他们唯一悬赏缉拿的人——我猜他们大概是想发泄仇恨吧。但我想如果他们逮住了我他们也不会得到任何东西的，因为最后我可能没时间举枪自杀，但我随身带有一个小瓶子，里面装了氰化物，以备不测。”

最后，马吉芬先生说道：“我很抱歉没有更好的照片能给你们，我有一台柯达相机，海战开始时我拍了七八张照片，但胶片太糟糕了，所以不好意思我无法给你们了。”

注：“访谈录”译自《河岸》（Strand）杂志1895年7~12月刊，第10号，第616~624页。

 

知识点：

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美国人，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中法战争期间来华，先后在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任职。甲午海战期间，作为 “镇远”号大副与中国海军一道，参加了惨烈的“大东沟海战”同当时中国海军官兵一道，奋力抗击日本侵略军。身受重伤，随着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他回到美国， 终日奔走于美国当时各大舆论交流所在，到处演讲，叙说中国舰队的英勇作战。为“中国舰队”在西方遭受的不公正的舆论待遇所愤慨。1897年2月11日，马吉芬在美国医院愤恨自杀。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天是北洋海军高级将领丁汝昌，杨用霖于刘公岛自杀殉国2周年纪念日。（引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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