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方伯谦“甚谙海战”了？

1896年即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由林乐知、蔡尔康翻译辑录的甲午战争期间报章报道的《中东战纪本末》面世。该书收录了当时报章的文章很多，其《朝警记十》之《威海卫海军之覆》篇中，收有一封“西简”，记录北洋舰队最后投降的过程，并对负责递送降书的“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对话记述甚详。如下：

“西简云：（丁汝昌）再召中西各员会议，佥称实已束手无策，不如设法降日以救生灵。乃于十八日遣广丙管驾程璧光乘坐镇北小舰，高揭白徽，直造日提督伊东祐亨座船，投递降书。伊东急会诸将商议，并派四舰扼守西口，以防华舰乘机逸出；旋请程君入客舱，程君身穿行装，口操英语，叙坐既定，伊东略与寒暄，因问：‘丁提督安否？’曰：‘病。’问：‘刘总兵安否？’曰：‘安。’问：‘食足乎？’曰：‘米与萝卜胶菜俱有。’问：‘牙山之役，方（伯谦）甚谙海战，何故杀之？’曰：‘上命也，丁公殊不愿。’问：‘威海何易失也？’曰：‘陆军与水师不相顾也，又无战律，诸事皆然，此总署之咎也。再战，徒伤生命，恐无济于事矣。’问：‘刘公岛近况如何？’……（按问答语甚长择其要者录之）伊东旋畀以覆书，及馈丁帅香槟酒等物。程（璧光）许以明晨再送书来，遂别。十九日，镇北又入日营，而下半旗，众咸不解，及接见程差弁，面深墨，容甚戚，日人无不惨然，急叩其故，则曰：昨带贵提督公牍及私函呈丁公，观其容色，似甚感动，即入座作函毕，起而言曰：‘我事毕矣!’遂入卧室，服生鸦片一大剂。刘总兵、张总兵各如法服之。今提督及左右二总兵皆已殉节，我辈无所措手，惟有照昨日所议勉强办理而已”。东将或问程君曰：‘岛中今尚存若干人？’曰：‘水路兵士约共六千。水兵多闽广人，愿返烟台；陆兵多山东人，愿从威海登岸。惟医院中尚存受伤者七十人，不能行动耳。’日营遂定议，凡受伤者舁入医船，送至日本疗治，而派第三四队水师守岛，派日舰守华舰，又命捞除水雷，并请华军中牛道台（昶昞）主持降约。伊东因问程弁曰：‘贵军在威海时，闻我在荣成湾运兵登岸，曷不阻之？’曰：‘吁难言之矣，各舰虽奉军令而尽不肯行，曰：必欲去则如以卵投石耳。’既而降约已定。廿二日华军全队出降于日营……”①

这封“西简”，也被王炳耀收录在其所辑的《甲午中日战辑》里，内容大体一样。②

叙事如此详细，如此生动，其真实性应当是无可置疑的了。特别是程璧光、伊东祐亨对话中关于方伯谦“甚谙海战”的那段问答，被人广为传述。

张荫麟对此即确信不疑，并在其《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里照单全收，并说明程璧光、伊东祐亨的对话是：“以英语相问答，其问答之辞曾摘译发表于当时报纸”。③

同样，罗林森（JohnL.Rowlinson）对此也是深信不疑，并特别提示说：“方（伯谦）的坚决支持者们还可以引用日本人的证词。”④

当代的一些治史者，特别是方伯谦的同情者们，更是引以为方伯谦张目的依据和翻案的利器。⑤

有些学者虽然对这封“西简”的部分内容提出质疑⑥，但对这封“西简”的真伪，仍未作出判断。

这封“西简”作为史料，反复地被人们使用，显得如此重要，我们就有必要审慎地对待。研究历史，“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总为不错。我们不妨试问这样几个问题：一，这封“西简”究竟从哪里来？二，程璧光第一次送降书是否和伊东祐亨见过面？如果未见过面，那么上述的对话就根本不会存在；三，程璧光第二次递送降书时，是否见到了伊东祐亨？是否就此议定了降约？

我们看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想到的参加威海卫之战清军中的洋员们。戚其章先生认为：“所谓‘西简’，当是某洋员致上海报馆的书信。这位洋员究为何人，暂时难以推定。”⑦这里的“洋员”，当包括清军中的西方雇佣兵，和一些非战斗人员，如威海卫海军医院的克尔克（Kirk）医生⑧。这些洋员能够出现在程璧光、伊东祐亨会谈的现场或者接近现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牛昶昞第一次登上松岛舰对伊东祐亨说：“丁提督临死，把后事全委托给了马格禄，因此，提督死后，刘公岛和威海卫的陆海军全靠马格禄指挥。但是，阁下已经明示来者必须是中国人，丁提督的下面就是小官，所以我来了。”⑨可见，马格禄尚且不能，更无论其他洋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些洋员听程璧光回刘公岛后的叙述而转述的。而转述、传闻的东西，就存在着误听、误记的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性，我们也有必要予以注意。清军方面也有外国记者，比如，《香港孖剌新闻》（HongkongDailyPress）的战地通讯员肯宁咸（AfredCunningham）⑩。再如，路透社记者史蒂文·哈特（StephenHart），旅顺之战期间就出现在旅顺战场，且被日军所拘。威海卫事急，哈特又从烟台赶往威海卫。(11)但这些洋记者跟军中洋员一样，不可能出现在“松岛”舰现场，理由同上述。

既然，清军中的洋员、洋记者们可能有误，我们理所当然地想到日本方面。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参战有多达66家报社114名随军记者。这些记者分别跟随海、陆军行动，如，“千代田”舰有《国民新闻》记者独步国木田哲夫，“浪速”舰上则是《中央新闻》的水田荣雄(12)。而龟井兹明随日军第二军乘船前往旅顺，就“有记者七八人同乘”。在大同江口，龟井兹明与记者摄影留念，“偶遇参谋长陆军步兵大佐大寺安纯君也加入记者一行并站在中央。列于其左右的有：东京日日新闻记者甲秀辅氏、开花新闻记者小崎文治郎氏、中外商业新报记者永原铁三郎氏、中央新闻记者大冈力氏、新朝野新闻记者山口明氏、朝日新闻记者川上参次郎氏共9人”(13)。除了为数众多的从军记者，我们还可以想到其它的一些战争参与者的记录和纪事，包括军舰的乘组人员、外国随军记者、观战武官等(14)。这些人，特别是日本的战地记者们，从前方发回了大量的报道、战报。这些报道、战报被辑录成《日清战争实记》50编，分订10册。我们看日本方面的报道又如何呢？

《日清战争实记》“提要”二十九《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全灭》

“二月十二日午前八时，敌舰镇北号举白旗而来，接近我旗舰松岛，致中国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归降书于伊东司令长官，由广丙的舰长程璧光为军使。……伊东中将因回答称：……（书信内容略）

同时，赠丁汝昌香槟酒、威斯基酒和葡萄酒各一打及广岛产的串柿，以示厚意。

十三日午前九点左右，程璧光携丁书至，伊东中将引见，璧光悄然地说，丁提督昨夜作此书付诸使者后，自己服药身死，定远舰长刘步蟾和刘公岛陆军指挥官张文宣亦相继自杀。丁书说：…….(书信内容略)

是日午后五点半，刘公岛道台牛昶昞代表中国陆军和上述军使同来，伊东中将乃作降服规约十一条示之，牛允诺。”(15)

“提要”“系有选择地综合当时日本战地记者的报道而成”(16)。如果说“提要”还有可能存在着一些模糊之处，我们再直接查看《日清战争实记》的正文的详细记录。据《日清战争实记》第二十编《威海卫海战续记》：

“十二日午前八时，一小炮舰前樯悬白旗，后樯悬黄龙旗，拖一只小舢板，自东口驶出。众皆曰：此乃敌军之降使。他们来到英、德军舰近旁抛锚以后，立即有九人改乘舢板。我一鱼雷艇来到舢板近旁，拖舢板向我旗舰驶去。舢板亦在前面树白旗，尾部树一黄地黑龙旗。舢板靠近旗舰以后，撤去白旗，摇橹靠上松岛舰，有一、二人悄然登上松岛舰左舷梯。舢板退至松岛舰舰首停留。……（不久，日舰发出）信号曰：‘敌军就刘公岛之炮台、武器、弹药和港内军舰全部移交日本军队事派降使至松岛舰，并请求救助人命；丁提督平安无事。’……

敌军的降使是广丙舰舰长（相当于我军少佐）程璧光，现在乘来的炮舰是镇北号。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据守蕞尔弹丸孤岛，奋勇作战十四日，现在穷途末路，终于打出了降旗。在我旗舰上，我军对敌军的上述请求进行了详细的审议，其中松岛舰舰长有栖川若宫殿下提了不少建议。经过反复研究之后，以伊东司令长官名义提交了复信。

十三日午前八时二十五分，敌舰镇中如约来到旗舰松岛近旁下锚，该舰悬白旗，而且国旗下半，表示哀悼。使节仍然是昨日之程璧光。呈丁汝昌复信。

程递交此信后曰：提督见伊东长官复信，深谢其厚意。提督说我们的愿望既被应允，别无他求。写完回信，从容就死，接着定远舰管带（舰长）刘步蟾和刘公岛炮台司令官张文宣也相继自杀。……程短时对话以后，于十时四十分归去。旗舰松岛发出“丁汝昌已死”的信号，除举行仪式外，禁止奏乐。

此日午后五时二十分，中国第三次使节乘炮舰镇边前来。乘该舰前来的是代表陆海军之刘公岛道台牛昶昞和广丙舰舰长程璧光。他们来旗舰松岛谈判，十一时归去。……由此可知关于清舰投降的谈判已经完成。”(17)

又据《日清战争实记》第二十一编《北洋舰队降服始末》：

“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午前八时，一艘敌舰，樯头悬白旗，出威海卫东口，向锚泊于阴山口的松岛旗舰驶来。旗舰发出信号，命令敌舰在距离我舰八百米处抛锚。

现在开来的敌舰是北洋舰队的炮舰镇北号。乘舰前来的军使是广丙舰舰长程璧光。他乘舢板来到我旗舰上，递交一封丁汝昌致我军司令官的信。

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接到这封信以后，欲就此事与第二军司令部进行一次协商。遂命昨夜停留于旗舰上的村冈炮兵大尉抄写信的全文，回虎山征询军司令官的意见。……军司令官大山、参谋长井上、参谋副长伊地知在虎山草屋之一角审议北洋舰队请降处分案。军司令部综合了几条意见，并决定一概委托参谋副长伊地知去办，派他作为第二军司令部的代表去联合舰队旗舰。

……

伊地知中佐到达旗舰时，正如石井大尉所说，伊东司令长官已经接受了丁汝昌的请求，并命令军使返回了威海卫(18)。伊东司令长官给丁汝昌回了信。十三日午前九时三十分，军使如约来到我舰队锚泊海域，会见我舰队司令长官和第二军参谋副长伊地知，再次提交丁提督的信件。

程军使提交这封信以后，悄然曰：丁提督昨晚把这封信交给小官，并写完发给李鸿章的电报以后，立即自杀。接着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刘公岛陆军指挥官张文宣也自杀了。……

程璧光带来了丁汝昌的遗书，并讲述了丁的自杀。我军在旗舰上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认为程璧光不过是一军使，因而不能与之讨论详细的条件，而须与代替丁汝昌的中国陆海军代表军官进行直接谈判。于是我军交给军使下述信件，命令他们于午后六时再来。军使返回。时值午前十一时。

……

午后五时半，牛昶昞作为中国陆海军的代表，与军使程璧光一起来到我旗舰上。于是在旗舰的房间里开始谈判。……于午后十一时前后确定了降服规约。

……

开始，军使程璧光两次来到我联合舰队的旗舰上。但程璧光仅是一名使者，地位低下，所以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一次也没有与程会见，仅派参谋军官与之应付。十二日夜丁汝昌死去，为讨论降服细则，我军命令对方派出代替丁汝昌指挥中国陆海军的人物进一步协商。为此，我军命令对方派出代替丁汝昌的中国人到旗舰来。这就是牛昶昞到我旗舰的原由。”(19)

上述三则材料，我们不难澄清第三个问题：程璧光第二次上船根本没有和日方订立什么“降约”。

对于第二个疑问，程璧光两次送降书，见到了伊东祐亨了吗？究竟“伊东一次也没有与程会见”，还是第二次见了面，并有了交谈？程璧光第二次上“松岛”舰“递交此信（‘丁汝昌信’）后曰”（或者“提交这封信以后，悄然曰”）(20)的这位对象（“东将”）是谁？我们不好把握。但至少有一点完全可以确定：程璧光第一次送降书，根本未能与伊东祐亨见面，更没有进行过对话(21)。日本史料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述是一致的，这是一目了然的，毋庸赘述。

至此，我们已经明确了答案。既然程璧光第一次送降书时根本未与伊东祐亨会面，也就根本不可能有“西简”所谓程璧光、伊东祐亨的对话，更不可能有伊东祐亨所谓方伯谦“甚谙海战”之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些喜欢拿伊东祐亨的话来为方伯谦说事(22)的人们，需要慎重了！

①林乐知译、蔡尔康辑：《中东战纪本末》，丛刊《中日战争》（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1～192页。

②王炳耀辑：《甲午中日战辑》，见《近代外祸史》（中），潮锋出版社，1950年11月版，第116～118页。

③张荫麟：《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见《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14页。

④JohnL.Rowlinson著，苏小东、于世敬译：《中国发展海军的奋斗（1839－1895）》，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3年1月版，第198～199页。

⑤详见《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7、8、121、150、172、200、247、273、284、293、314、332、345、378、293、412、457、515页。

⑥甲午战争期间的“主战派”健将文廷式认为：“至中东之役，有作战纪者，则英人李提摩太者嘱其所役蔡姓为之。蔡于京朝事懵无所知，行妄而性鄙，素受合肥豢养，至是改易原电，颠倒是非，无所不至。纪事而诬，深可痛恨。”文廷式：《闻尘偶记》，见丛刊《中日战争》（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99页；

戚其章：“后来，伊东祐亨有‘牙山之役，方伯谦甚谙海战，何故杀之’之问，本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蓄意嘲弄，不足为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0页；

戚其章：“所谓‘西简’，当是某洋员致上海报馆的书信。这位洋员究为何人，暂时难以推定。即使他确实是北洋海军中的洋员，也不能证明这条史料有多么高的史料价值。相反，在这短短的数百字中，编造的痕迹处处可见。……这条材料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见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26页；

拙文《证据法视角下的丁汝昌自杀案》，也对这则史料指出了数处疑点，但对此一事实的真伪仍未作出判断。见孙建军：《丁汝昌研究探微》，华文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10～211页。

⑦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25～326页。

⑧WilliamFerdinandTylerPullingStringsinChina.London.constable&COLTD.1929.P80

⑨丛刊续编《中日战争》（8），中华书局，1994年7月版，第274页。

⑩肯宁咸作TheChinesesoldierandotherSketches（《水路华军战阵鋕》），其第三篇关于威海卫之战部分，由李鼎芳译为《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发表于1935年5月3日《史地月刊》，并被收入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18~324页。

(11)丛刊续编《中日战争》（11），中华书局，1996年9月版，第503、651页；又见，【日】大谷正：《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见郭富纯主编：《永矢不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61～164页。

(12)［日］井上晴树著、朴龙根译：《旅顺大屠杀》，大连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87、89～90页。

(13)《龟井兹明从军日记》，见高永学、孙常信译：《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24、28页。

(14)［日］大谷正：《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见郭富纯主编：《永矢不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9页；［日］井上晴树著、朴龙根译：《旅顺大屠杀》，大连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90～93页。

(15)丛刊《中日战争》（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72～274页。

(16)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229页。

(17)丛刊续编《中日战争》（8），中华书局，1994年7月版，第247～249页。

(18)应为刘公岛。

(19)丛刊续编《中日战争》（8），中华书局，1994年7月版，第270～274页。

(20)日本文献关于这个部分的记载是一致的。但，此次“短时对话”的内容是关于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等自杀的。这与《中东战纪本末》中“西简”的叙述也是一致。

(21)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作为官方著作，对此事的记载也可佐证上述推断。见《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下卷）第十一章第二节《降服始末》，东京水交社，1905版，第205～244页。

(22)与此相类似的说法还有，《冤海述闻》谓：“是役（丰岛海战），倭人犹有济远能战之图，散卖市上，冀其国人复仇，且战时知所防备。”丛刊《中日战争》（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86页。其实，果真有此事，方伯谦的同情者们完全可以把这份图纸资料给找出来示以众人。相信，以日本档案资料收集、管理水平之高，要完成此举必不难，其效果亦必大胜于口舌争辩、开研讨会、发文章、出集子等诸般动作。

（作者：威海威东航运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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