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方伯谦被杀案

在黄海海战引发的若干公案中，若论参与人数之众多，论争时间之持久，恐怕要属方伯谦被杀案了。

 

方氏其人

方伯谦，字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局后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1876年，闽局首次派海军学生出洋，方伯谦入选。翌年春，赴英国，入海军格林尼次书院，后上兵船学习。1880年，出洋学习期满回国。历任镇西、镇北炮船、威远练船管带。1885年，调管济远快船。1889年，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快船。1892年，署海军副将期满，改为实授。1894年6月，济远舰奉派驻泊仁川，以观日人动向。日本蓄意伺机挑起衅端，业已昭然若揭。于是，方伯谦乃上条陈于李鸿章，建议速添快船，改善装备，使“彼自闻而震慑”。并主张将舰队聚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采取可攻可守的备战方针，“有事则全队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收泊时“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建言不无可取之处。然书才上，日本便挑起了战争。

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参奏方伯谦临阵先逃，其奏曰：

查十九丑刻，济远先回旅，据称船头轰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情有可疑。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

廷旨允准，方伯谦被处以斩决。时年43岁。

方案调查

济远管带方伯谦军前正法，曾引起海军内外的极大震动。或谓罪有应得，或谓实属冤案，此案聚讼至今。20世纪50年代，我正在撰写《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对方伯谦之死采取何种意见，斟酌再三，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觉得还是要先做调查研究，再下笔不迟。我的调查从四个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水手口碑。我先访问了一些北洋舰队的老水手，发现方伯谦的口碑极差。水手们恨其畏敌不前，因方、黄音近，竟给他起了个不敬的绰号“黄鼠狼”。如来远舰水手陈学海说：

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几条船都打得很好。日本主船大松岛中炮起了火，船上所有的炮都哑巴了。数济远打得不行。济远船主姓黄（方），是个熊蛋包，贪生怕死，光想躲避炮弹，满海乱窜。各船兄弟看了，没有不气愤的，都狠狠地骂：满海跑的黄鼠狼！后来，济远船主不听命令，转舵往十八家岛跑，慌里慌张地把扬威撞沉了。

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载记者对北洋舰队水手的访谈，也指出济远遁逃之际，匆忙中误陷浅滩，适扬威因起火脱离战阵而搁浅于此，彼突然转舵将扬威撞毁，逃回旅顺。又称：“上岸后，外国乘员表示，此后拒绝这种舰长指挥。”

这位“外国乘员”就是济远舰的德籍洋员哈富门。海战时，舰上共有8名洋员，战后论功行赏，除2人阵亡给予奖恤外，另外5人也都受到奖赏，惟独哈富门被排除在奖赏名单之外，因此愤而辞去。

陈学海亲历黄海之役，作战勇敢，胯下被炮弹皮削去一块肉，验二等伤，获奖银30两，而从此失去了生殖能力，老来无子女，只能靠侄子供养。他的话，与《字林西报》的访谈录相印证，可知不是个人的偏激之言。

第二，洋员反映。当时参加海战的洋员反映又是如何？这也是必须要了解的。定远舰上的英籍洋员戴乐尔在战后曾提及此事，写道：“济远各炮为巨锤击坏，以作临阵先逃之借口；其后管带方氏因此事及前此相类之事而丧其颅焉。”所述过于简略，难窥颠末。幸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持并由华人蔡尔康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其卷四收入参加海战的“西友”一封来信，内称：

两阵相交，方伯谦先挂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水师提督；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致、经两船，与日船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茫茫如丧家之犬，遂误至水浅处。适遇扬威铁甲船（快船），又以为彼能驶避，当挥舵离线之顷，直向扬威。不知扬威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水渐汩汩而入。……方伯谦更惊骇欲绝，如飞遁入旅顺口。

这位“西友”其实就是镇远舰上的美籍洋员马吉芬。此信还提到，哈富门回到旅顺后，“自言不幸而遇方伯谦”，“从此永不愿与之为伍”。信中所述与北洋舰队水手们所谈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日方记录。日本联合舰队作为参战的一方，对这次海战的记录也很重要。如日舰第一游击队第二舰高千穗某尉官有一份亲笔记述，称：“敌终于不支，四分五裂，全面溃败。济远、广甲首先向西南败走。”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号作为首舰，其司令官坪井航三少将的报告说得更为具体详细：

3时30分，致远右舷倾斜沉没。经远仍在大火中挣扎，而且遭受破损，进退不得。最后敌阵终于全面溃散，各自逃遁。其中有济远、广甲、来远、经远、靖远等，济远则先于他舰逃跑。

这些报告也都指证是济远先逃的。

第四，方氏自述。济远逃回旅顺口后，方伯谦向水陆营务处道员龚照屿提出一个报告，叙述战斗的经过：

昨日上午十一点钟，我军十一舰在大东沟外遇倭船十二只，彼此开炮，先将彼队冲散；战至下午三点钟，我队转被彼船冲散。……我军定远头桅折，致远被沉，来远、平远、超勇、扬威时已不见。该轮阵亡七人，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

方氏的这段自述，虽是在解释提前回旅的原因，但也无意中透露了济远驶逃时的战场情况。

方氏自述所谓“十一舰”，是指最先迎战日本舰队的十舰和其后参加战斗的平远舰。致远沉没是在下午3时30分。此时，超勇已被击沉，扬威起火后驶向大鹿岛方向躲避，平远边战边向东进，来远则独自向日舰比睿进击，因此在济远看来4舰“时已不见”。战场上尚在作战的“余船”，只能是定远、镇远、靖远、经远、广甲5舰了。其中，广甲随济远而逃，经远是在3时52分开始遭到日舰第一游击队的合击，济远却都没有看到，表明它逃离战场的时间是在下午3点30分和52分之间，约在3点40分钟左右，比整个舰队结束战斗提前了近两个小时。

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多重证明法，既已四证俱全，方伯谦临阵先逃的罪名是不容置疑了。但我觉得，还应该谨慎从事，因为这里涉及到两个具体问题：

其一，济远伤重？据方伯谦自称，济远是因“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放”，才驶回旅顺修理的。李鸿章认为所说“情有可疑”，丁汝昌查明所报不实，是否可信？值得注意的是，哈富门辞职回国路过上海，住宿礼查客寓，沪上各国记者询问战事者甚多，当问到济远的损伤情况时，他做出了简短的回答，使我们弄清了三点：（一）济远仅有两门大炮受损，15公分尾炮1门“机器受损，不能运动”，21公分大炮1门“机器也已损坏，炮架不能运动”，并不是“炮均不能施放”。（二）根本未提到“船头轰裂漏水”的事，可见乃是子虚乌有。（三）指出“我船虽受伤，并无大碍”，并非伤重到不能继续作战的地步。所以，济远提前回旅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其二，撞坏扬威。关于济远撞坏扬威舰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之谜。虽然丁汝昌在报告中说济远撞坏扬威，北洋舰队水手陈学海以及洋员戴乐尔和马吉芬也都证实此事，但我总觉得情况还不是十分清晰，不敢轻易相信。这里明摆着一个令人难解的问题：按北洋舰队的布阵来看，扬威位于右翼的阵脚，而济远则位于左翼的阵脚，两者相距差不多在4公里左右，是如何相撞的呢？何况济远是向西南的旅顺方向驶逃，又怎么能与扬威相遇呢？日方的记录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吉野舰记事》称：“济远、广甲向西北方向逃走。”坪井航三的海战报告更指出，它们“想要经过沿岸线海逃走”。原来，济远为了避开日本舰群，并不是直接向西南驶逃，而是向西北浅海处绕行，从而撞到了已搁浅在那里的扬威。

扬威沉海之际，管带蹈海而死，帮带大副郑文超遇救生还。战后，李鸿章参奏失职诸将，郑文超也被追究责任：“当大东沟与倭接仗，该船行驶太迟，致离大队；及受敌炮弹炸焚之时，又未能极力灌救扑灭，虽为济远船碰伤，究因离队而起，咎有应得。”对其给予“革职留营效力，以观后效”的处分。这也为济远撞毁扬威提供了一个佐证。

花费这么多的功夫来调查和考证，我才敢在《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书中比较放心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济远管带方伯谦看见致远沉没后，胆战心惊，急忙下令转舵逃走，仓惶中误撞扬威船身。扬威先已搁浅，不能转动，又被济远撞一大洞，不久沉没。

《冤海述闻》早在方伯谦死后不久，即有人开始为方伯谦鸣冤。“方案”究竟是否冤案？100多年来聚讼不断。其始作俑者应属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闻》一书，发出了为方伯谦鸣冤之第一声。此书不着姓名，署款“冤海述闻客”。自此以后，凡为方氏鸣冤者大都引此书为据。但大多数研究者却对此书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对其不够重视。我认为，若不将《冤海述闻》这部书研究透彻，无论对方氏做出否定或肯定的评价，心里都是不能塌实的。这里必须弄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作者为谁？“冤海述闻客”究竟是何许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谜。史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此人必是济远舰的一位官员。较早者即有“身历者之申述”的猜测。其后，又有人认为，书中“记叙有名有姓，有声有色，非亲其境亲睹其事者，是无法做到的”。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对此，我曾做过详细考证，发现这位化名为“冤海述闻者”就是济远舰的帮带大副何广成。

何广成是方伯谦一手提拔的亲信。他上济远舰不久，便充补舢板三副。1892年12月，原济远驾驶二副调离，即以何广成升署。到1893年5月，才半年不到就改为实授。1894年8月，济远帮带大副沈寿昌在丰岛海战中阵亡，其遗缺又以何广成拔补，成为济远舰的第二把手。数年之内，他连升三级，可谓官运亨通。特别是作为帮带大副，何广成对济远临阵先逃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因此化名著书为方氏鸣冤也为自己辩解，这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史料价值。《冤海述闻》的史料价值如何？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有人肯定，认为“其资料尤其珍贵”，相信其真实性。有人否定，认为所述“殊难令人置信”。各走极端。还有人调和其间，认为“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两次战役（丰岛及黄海）之真相”。这种意见较为可取。此书尽管为方氏辩护，但也可从中看出方氏算得上中国最早的海军干练之才，忧心国事，数次上书建言，只是在战争的紧急关头经不起考验而做了逃将，对他的过去不能全盘否定。此书作者还是济远舰的高级官员，了解许多局外人所不能道的海战内幕情况，对其所述做一番认真的辨析考证，是会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的。

第三，写作目的。何广成写此书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说明方氏是“冤死”，是一桩冤案，故要“纪其战事颠末，以待当世之公论”。他用来证明方氏“枉死”的理由主要有三：

其一，全队未整，督船抢行。“原议整队后，每一点钟船行八口迷（海里），是时队未整，督船即行八口迷，以致在后四队之济远、广甲，五队之超勇、扬威，均赶不及。” 舰队变阵需要一个过程，战时与平时训练又不同，督船必须当先迎敌，不能减速以待僚舰，因此变阵只能在舰队运动中完成。何广成因济远“赶不及”而指责督船，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炮械全坏，无可应战。这是济远临阵先逃的主要理由：“济远中炮数十处，后炮座因放炮不停，炮针及螺钉俱振动溃裂，致炮不能旋转。前大炮放至数十余出，炮盘熔化，钢饼、钢环坏不堪用……船中炮械全坏，无可战，只得保船西驶。”所述济远大炮损坏情形，有一定的真实性，也为德籍洋员哈富门所证实。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一）济远21公分前主炮共有两门，一门损坏，还有一门可用；（二）除此而外，舰上还有47公厘炮2门、37公厘炮9门和金陵造钢炮4门。所以，何广成所说“船中炮械全坏，无可战”根本不是事实。后之论者不加细察，就以此为依据，并大为发挥，称赞方伯谦“千方百计地保存了一条兵舰”，“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就更离谱了。

其三，提前回旅，仅早片时。济远早回旅顺，到底早了多少时间？何广成说：“（济远）以夜四点二刻到旅顺，各船以六点钟亦道，相隔仅片时也。”照此说法，济远是9月18日晨4时半到的旅顺，比舰队提早了一个半小时。这完全不是真实的情况。因为济远回旅顺的时间，当时即由旅顺水陆营务处上报：“丑刻，济远回旅。”丑刻是凌晨两点左右，不是4点半。至于舰队回到旅顺的时间，有丁汝昌的电报为证，也不是早晨6点，而是上午巳时，已经到9点了。战后，美籍洋员马吉芬撰文称：

卑怯懦弱的方舰长乘坐的济远，敌舰开始射击不久即逃出队外，……该舰于翌晨2时到达旅顺，即我舰队抵港7小时前。

这进一步证明：济远回旅的时间是丑正（凌晨2时），舰队回旅的时间是巳初（上午9时），两者到达时间前后相差7个小时，怎么能说是“相隔仅片时” 呢？

正由于此，后之为方氏鸣冤者也感到《冤海述闻》破绽百出，难以服人，只好另寻出路了。

《卢氏杂记》又称《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是一部手稿，为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收藏。记得1981年11月，我到福州做调查，到该图书馆查阅书目卡片时，发现其书名，即疑其与甲午战争有关，想借出一阅。但该校陪同我的一位老师说，书架上未找到此书。1983年4月，我正为中华书局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一的《中日战争》卷，又记起了这本书，于是再次来到福州，想看其史料价值如何，以决定是否收入卷中。还是上次那位老师陪同，他告诉我该书已被借走，借书者出差到上海了。还是无由寓目，怏怏而归。心想两次千里迢迢来此，真与此书无缘也。收入《中日战争》卷之事，也只好作罢。

不料几年之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人撰文说，在福州发现的《卢氏杂记》稿本，是“不可多得之甲午海战原始资料”，足以“证明济远英勇善战，广甲先逃，济远的确战至炮毁无以应敌方退出战斗等问题”。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件惊人的消息。于是，为方氏翻案者纷纷发表文章，以此来否定济远先逃的事实。

我是直到1986年6月才看到《卢氏杂记》手稿的复印件。是书作者卢毓英，乃福州船政学堂管轮班学生，1889年毕业，到广东海军任广甲船管轮。1894年5月为海军大阅之期，广甲等船皆至北洋，因留调遣，得以参加黄海海战。此书并非卢氏当时的记事手稿，而是事后追忆，因已历年数，难免记忆不清。且其内容有见有闻，闻多见少，以讹传讹之处所在多有。何况黄海一战，卢氏虽是参加者，却因在舱内操作，只在两军接仗之处，才“上舱一望”，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海战的具体过程，故所述情节多耳食之言。应该说，《卢氏杂记》史料价值甚低，对其可信度要大打折扣，不宜轻率引用，视之为“甲午海战原始资料”是绝对不行的。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卢氏杂记》所述的济远逃跑问题。书中这样写道：

致远既覆，超、扬既火，广甲尤胆落，急返棹而逃。……济远当敌之冲，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以应敌，于是亦逃。

据此，有论者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广甲逃离战场并非在济远之后，而是在济远之前。”第二，“广甲在船炮无恙，士卒未伤的情况下带头逃跑，属于临阵脱逃，而济远则属被迫撤离，更不存在方伯谦驾济远先逃，广甲随逃的问题”。其实，《卢氏杂记》的这段话，完全是转述《冤海述闻》，并不是什么新材料，论者也不认真查对，不能不是一个疏忽。何况《方氏自述》已经承认，他驾舰驶退时广甲还在战场上，广甲又怎么可能先济远而逃呢？

由此可以认识到：辨析史料，是历史研究过程的起点和基础；不从史料的考辨入手，也就谈不上科学方法的历史研究。《卢氏杂记》的历史价值太低，视之为信史，据以为方氏翻案，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

爱国将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方氏后裔的介入和一些非专业人士的参与，为方氏翻案的势头越来越猛，使这场学术讨论变得有些复杂化了。1991年9月，“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在福州市召开，更使翻案的势头达到了高潮。

会前，我曾接到邀请函，因为预计到会议未必能够保持正常的学术气氛，复函婉谢，未能亲自到会聆听。从其后出版的《研讨集》看，所收的数十篇文章表现出为方氏辨冤的一边倒倾向。会议开幕式致词竟然声称：

大量中外史料证实：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人才，在捍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甲午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决非逃兵，他蒙冤被责是清政府腐败没落所致。国内外的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也是学术研讨上之一大新闻。

果然，研讨会一开始便定了调子。会后，《福建日报》刊出了这次研讨会的综合报道，其结束语是：

综观方伯谦对北洋海军的建树和两次海战中英勇善战的表现，应认为他是中国近代海军中的爱国将领。

会上的不同声音，不仅在报道中得不到任何反映，反而被归入到“一致肯定”的行列中去了。既抹煞不同的意见，又不管真实的历史如何，硬要树方伯谦这样一位“爱国将领”，这种做法是不足为训的。

但是，细阅《研讨集》所收的大多数文章，大都是重弹《冤海述闻》和《卢氏杂记》的老调，毫无新意可言，既未提供任何新的材料，也未提出任何创新的见解。惟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有论者提出了“西战场”说。

西战场说

何谓“西战场”？据论者说，致远沉没后，济远非但没有马上逃走，反而独自开辟了一个“西战场”。此话从何而来？论者的回答很干脆：“这是任何思维能力健全的人都能得出的推论。”

“西战场”说一出台，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震惊。因此采访者颇不乏人，论者又进一步做了详尽的说明：

致远久战沉没后，济远非但没逃，而是惟一留在西战场死战不退和4艘军舰单独作战，苦战4小时，到下午5：30才由于“无可战”而退出战场。……日舰怕济远后炮，不敢猛追。甲午海战中国舰只打得英勇，尤其是济远，打得日本人都不敢写明战史了。在西战场打得很好，我们应该宣传我们舰队作战的英勇，不能长他人的志气。

说得娓娓动听，感人肺腑，无奈只是一个令人陶醉的虚幻的神话。人们不能不佩服这位论者的非凡勇敢和超人想象力，他靠自己健全的思维——“推论”，便推出了一个“西战场”说。这个“西战场”竟吓坏了日本人，连他们的战史都不敢写明了。窃以为，靠虚构的英雄故事唬人，是不能长我们民族的志气的。

所谓“西战场”说，完全是靠思维创造的“历史”，乃子虚乌有，与真实的历史无涉，无须加以驳辨。但要指出的一点是，评价历史人物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是儿戏，不能靠噱头哗众取宠，那样只会把自己引向研究的死胡同。

 

附记：

北洋海军镇远舰德籍洋员Heckman，其汉名作哈卜们，或译作赫（黑）克曼。王家俭教授《洋员与北洋海军建设》与笔者《走近甲午》二书，皆误作两人。《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谓为不同译名，甚是。又，哈富门（Hoffmann或Hoffman）系济远舰之德籍洋员，笔者《走近甲午》书中将其与哈卜们误为一人，亦应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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