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身在此山中却识庐山真面目——中塚明著《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上编)读后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中塚明教授，将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研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课题。而经过上下求索，真正揭示出日清战争史的本来面目，又是他的千金之诺。不久前出版的中文版《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下称《本来面目》)一书，就是他的践诺之作。读罢此书，感慨良多，受益当然匪浅。自《本来面目》问世后①，早就想写一篇读后感想，只是由于近年来忙于一些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故延至今日才匆匆动笔，以了夙愿。

一、还历史本来面目，必须以真实的史料为基础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戚其章先生常说：“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占有史料是研究工作的必要前提。”诚哉斯言!研究历史，如果不以史实或真实的史料为前提或基础，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反映出历史的原貌。这样的所谓“研究”，不管研究者如何标榜、打扮自己，其研究“成果”只能是误导世人的虚拟妄说，其价值当然也只能判为零分。日本史学界一些右翼势力，无疑当属此类研究者。

诚然，在日本众多史学家中，也不乏像山边健太郎、中塚明等那样的坚守正义的彻底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利己主义窠臼的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者。

中塚明先生十分尊崇山边健太郎，他的史学观与治史方法必然受到山边先生的深刻影响。山边先生早年参加过工人运动，后因反对违背人民权益的“治安维持法”而遭受牢狱之灾，但他始终大义凛然，始终没有屈服于天皇制。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日本侵略朝鲜史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与研究。他对中塚明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依据不可动摇的第一手史料叙述历史。《本来面目》的出版，就是中塚明先生在山边的影响下，“真正地以不可动摇的第一手史料叙述历史的实践”。

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曾出现过许多关于这次战争及与这次战争相关论著。然而，山边健太郎从来没有不加分析地接受这些“成果”。他认为：“即使是非常有名的人写的，也一定要看到他所使用的史料原件。因为天皇制下的出版物是在天皇制允许的范围内写出来的，常常被删改歪曲。”②于是，深受山边影响的中塚明先生既然将日清战争作为自己治学的主要课题，并立志把日清战争史的真相呈现给世人，就不能不把最大限度地占有第一手史料并予以科学地辨析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中塚明先生在奈良女子大学工作期间，曾走进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查阅日清战争时期的日本外务大臣，也是发动甲午侵朝侵华战争的重要罪魁祸首的陆奥宗光的史料。同时，他又到外务省院内的外交文书编纂室，查阅了大量外交文书原件。可以断言，这些材料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是由陆奥宗光的嫡孙陆奥阳之助转让给该室的。

中塚明先生为什么首先把陆奥宗光作为寻求第一手史料的切入点？因为陆奥宗光不只是发动日清战争的重要策划者与决策者，而且长期以来，他一直被一些人打扮成“和平外交”的使者。

陆奥宗光固然是那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但那样一次大规模的震憾世界的野蛮战争，绝非某个人或几个人的行为，而是19世纪末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侵略本性的必然暴露，是狭隘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群体行为。如果史学家只把着眼点放在陆奥宗光及天皇睦仁等少数人那里，就难免导致日清战争爆发“偶然论”的错误判断。因此，在掌握战争决策者第一手史料以弄清其真实历史面目的同时，还必须将日清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委通过第一手史料彻底弄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必然性。

为此，中塚明在山边健太郎先生的带领和指导下，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图书馆，仔细查考了大量原始资料。尤其在19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之际，他在福岛县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找到了《日清战史》草稿。他认为，要弄清究竟日本有无进行侵华战争准备的问题，以及公开发行的《战史》都作了哪些歪曲和伪造，这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于是，他在该馆认真阅读和查考了《日清战史》的草稿。果然发现，草稿中详细记录着当年日军占领朝鲜王宫的实况③。同时，他还发现了1887年春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起草的《清国征讨方略》与海军军官提出的6份《征清方策》、《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等，从而完全证实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朝侵华战争是早有预谋的。

其实，“军史专家和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人员早就知道有这个‘佐藤文库’，不少研究人员对它进行过查阅”。但由于他们始终没有“沉下心来”，所以未能得到应该得到的“特定的史料”(即能够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始史料——引者)④。

中塚明先生的可贵之处，不只是他能够锲而不舍地求索能够反映日清战争本来面目的第一手史料，而且他更能以科学的方法与正确的态度对所占有的史料予以辨析。即使自己由于某些原因也会作出不准确的判断或结论时，他又能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服从真理。如关于1894年日军占领朝鲜王宫事件的表述与评判，中塚明先生在他的著作《日清战争研究》(青木书店，1968年出版)中这样写道：“7月23日拂晓，日军发动了使朝鲜政府更迭的政变。日军占领王宫，解除了朝鲜兵的武装，同时为了赶走闵妃一伙，日本公使馆和日军抬出了大院君……”（第159页)。对此，中京大学法学部桧山幸夫教授在《七二三汉城事件与日韩外交》(1990年6月出版的《韩》第一一五号)一文中批评说：中塚“提出了一个政变论。但我不能不说政变论存在许多问题”。认为汉城事件的实质就是日本发动侵朝战争的正式开端。桧山更尖锐地批评说：“中塚的叙述是不是在追认日本政府的政略意图呢？”以追求历史真相为治史理念的中塚明表示：“这是很有道理的批评。”并且说：“在‘佐藤文库’的《日清战史》草稿中发现‘威慑朝鲜王宫行动’这样的叙述以后，我承认我对占领朝鲜王宫事实的认识是错误的。”⑤

经过多方查考与比对、辨析，中塚明先生认为，在日清战争百年之后，偶然发现了参谋本部编写的占领朝鲜王宫的系统记录。它和片断的记录不同，“佐藤文库”的《日清战史》草稿中的占领朝鲜王宫始末的记录，是系统的、具体的。当然也是客观、真实可信的。

中塚明先生不仅十分重视第一手文献资料的掌握，而且还非常注重实地考察。他曾先后多次到朝鲜、中国进行寻访与考察，结合自己掌握的文献资料，分析研究，从而揭示出日清战争史的真相。⑥

事实胜于雄辩(日本右翼实际是狡辩)。中塚明先生用大量无可争辩的第一手史料撰写了《伪造历史的修正》和《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等力作，从而有力地揭露、抨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及其辩护士们伪造、歪曲历史的可耻行径。

中塚明先生的治史实践进一步表明，要想撰写成能够真正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论著，光靠想当然、甚至是随心所欲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必须首先在占有史料和辨析史料上下功夫。至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二、虽然身在此山中，却识庐山真面目

宋代苏轼为世人留下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千古名言，它蕴含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但中塚明先生则相反，他虽然身在此山中，却识庐山真面目。能够当局者清，令人敬佩。作为一名日本国民，一位日本的历史学家，他却能识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成性的本质及至今仍然不散的阴魂，彻底摆脱狭隘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利己主义的窠臼，坚守公正和正义，运用大量无可辩驳的原始史料，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日清战争的历史真象公诸于世，并对右翼的种种谬论与谎言予以澄清和抨击，实在难能可贵。如果说我国史学家站在曾经受欺侮民族立场上，为维护民族权益而对屡侵我国的日本战争狂人及其卫道士们多有揭露、抨击与鞑伐，从而已经博得人们的认同与敬佩的话，那么，身处当事国的中塚明先生能有如此的胆识与正义，更令人感佩之至。

在《本来面目》一书里，作者对日清战争史真相的揭露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就日军占领朝鲜王宫事件而言，就使我至少得到如下收获：

(一)原来是误解。日本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究竟从何时开始？它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似乎这不成其为什么问题。我从初中到大学所读的历史课本，无不将1894年(旧历甲午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地进攻朝鲜丰岛海面与牙山的清军，作为中日战争正式爆发的标志。目下，我案头尚存的几部权威性近代史书，也都以此为然。读了《本来面目》后才知道，这是一种误解。

历史的真相是，日本对中国早就存有野心，然而，偌大一个中国，要想正面撞击之，是不可不三思而后行。所以，欲达攻占中国的目的，应首先攻占朝鲜以作为桥板乃成为最佳战略选择。早在明代日本大封建主丰臣秀吉发动的壬辰侵朝战争，就是实践这一战略目标的开始。

明治维新以后，以天皇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势力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舆论以及外交等方面作了全方位的充分侵华战争准备之后，同样把侵占朝鲜作为侵华乃至东亚各国整体战略计划的第一步。实际上，7月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就已表明日军挑起的甲午侵略战争正式爆发了。甲午战争7月23日爆发说，是中塚明先生“早在1968年，他就主张：7月23日凌晨，日本军队占领朝鲜王宫，解除朝鲜军队武装，完全控制了朝鲜政府，并在军事上对中国先发制人，已经是军事行动了”⑦。尤其在1994年3月，中塚明先生到福岛县县立图书馆，在“佐藤文库”第一次发现《日清战史》草稿，经认真阅读，深入研究，并与官方公开发行的《战史》作了一一比对，进一步证实：日军攻占朝鲜王宫，同时挟持国王(高宗李熙)，完全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并且有具体军事方案的实施的军事行动⑧。

对于日军攻占朝鲜王宫的目的，中塚明先生一语破的地指出：“在事实上俘虏朝鲜国王高宗，抬出与王妃一伙对立的国王生身父亲大院君(李昰应)，并把他安排到权力的座位上，日军取得把清军赶到朝鲜境外的委托，亦即取得‘开战的名义’，进而解除驻汉城朝鲜军队的武装，从而使日军在南方同清国军队作战期间，确保汉城安全，并通过朝鲜政府的命令，取得征收、运输军需物资的方便。”⑨当然，最终要“攻占北京，擒获清帝”，“使之结城下盟”⑩，以达到分割和灭亡中国的目的。

至于日军的作战计划，中塚明先生对当年由日本步兵第二十一联队联队长武田秀山中佐制定的“对朝鲜王宫实施威慑行动的计划”草案作了详细介绍(用了4页篇幅)。一方面是为了让人们知道日军的实际行动与《日本外交文书》和公开发行的《战史》究竟有多大差别；另一方面，是要告诉人们，“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事件绝非‘日韩两国士兵的偶然冲突’，而是依照日本公使馆和日本陆军混成旅团事前一起周密准备的作战计划实施的”(11)。

已有了明确的目的，也已作出了周密的作战计划，“7月23日凌晨零时30分，(日本)大岛旅团长接到公使(大鸟)电报以后，命令部队实施作战计划”(12)。日军在攻占朝鲜王宫的过程中，遭到朝鲜卫兵的激烈抵抗。中塚明先生从战史草稿中得知，“至少从凌晨4时20分到晨7时半，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时，双方枪击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并非像大鸟公使致外务省的电报所说的那么轻松：“射击大约持续了15分钟，现在一切归于平静。”(13)按《日清战争》草稿的叙述，日军计划在占领王宫的同时，还要全部占领王宫周围朝鲜的军事设施。但在战斗中，有些地方“韩军实行了剧烈的抗拒”(作者引自战史草稿——笔者)。实际上，王宫北侧高地的朝军抗击日军的战斗，“甚至‘下午2时仍未停止’”(同上)。

关于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有两件事必须理清：第一，日军占领王宫后，是“保护国王”，还是俘虏了国王？对此，中塚明先生首先将今人高桥秀直所著的《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东京创元社，1995年版)中的一段话摆了出来，高桥称：“派遣部队于凌晨4时开始行动，进入汉城，围攻王城。凌晨4时49分，王宫方面向派遣部队开枪。日军开始进攻，占领王宫，并把国王置于日军的保护之下(重点号为笔者所加)。”然后，中塚明先生反驳说：“国王是完完全全被日军的刺刀所胁迫。解除保护国王的朝鲜士兵的武装，没有自卫能力的国王被日军俘获。这才是事实真相。如果把它说成‘保护国王’，则是刻意地捏造了事实，是反其道而编写的谎言。”(14)第二，关于谁开第一枪的问题。中塚明先生纵观战史草稿、防卫研究所图书室馆藏《第五师团混成旅团报告集》等资料，其说法都是一致的，即首先开枪的是朝方，日方只不过是被迫还击。对于这种黑白颠倒、无耻而又拙劣的行径，中塚明先生不屑一顾，只是退而言之，认为“即使是朝鲜方面首先开枪，日本官方见解说在日军偶尔通过王宫附近的时候被韩军射击，显然也是不能成立的”(15)。且不说日方的“偶尔”说是如何的与其事实真相不相符合，只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别国军队野蛮围攻祖国王宫，并要擒获自己的国王时，以捍卫祖国权益为天职的卫兵向侵略者开枪(即使是第一枪)自卫，有什么可指责的!

1894年7月23日凌晨，日本侵略军对朝鲜王宫实施围攻，完全是有目的、有计划、早就有预谋的野蛮侵略行径。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是甲午战争的开始。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误解，是中塚明先生最先给破释的。

那么，人们的误解是怎样生成的呢？

(二)弄清误解形成的原因。1、有限的史料影响了人们的视野。史学研究者至少需要具备两条：第一，正确的思想观点与理论指导，要处于公正，切不可以感情代替理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叙述历史、评判历史；第二，尽可能大量占有史料——尤其是第一手的史料，并予以科学地辨析。前者是指导，后者是基础。两者缺一不可。

应该说，自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史学家大多能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历史主义为指导，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研究历史、撰著历史，成果喜人。但也毋庸讳言，人们的认识水平与思想水平在不断提高，对史料的占有也是无止境的，新的史料正在不断地被发掘。因此，有许多似乎已成定论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也随之被改写。如对上述关于甲午战争的爆发始于“丰岛海战”说的重新认识，就是由于中塚明先生首先发现了日清战争史草稿及其相关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之后，并能勇于摈弃狭隘民族主义和凭公而论的正确史观叙述历史、评判历史才获得的。

2、是制造谎言的专家们掩盖了历史真相。谎言就是谎言，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甲午战争的爆发这关乎到战争性质与战争责任的重大事件亦然。

那么，在日军攻占朝鲜王宫的问题上，日本官方及其辩护士们都编造了哪些谎言呢？主要是：

(1)关于事件的性质：

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无疑属侵略战争的性质。对此，中塚明先生揭露说：“许多人在日本学校里告诉日本学生，日清战争是为‘朝鲜独立’而进行的战争。日本关于日清战争的宣战诏书也说，‘朝鲜最初是在我日本帝国的启发诱导下进入帝国伙伴的独立国家’，但清国‘以朝鲜为其属邦(其实清朝与朝鲜曾以条约的法定形式确认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笔者)，或明或暗干涉朝鲜内政……蔑视我日本帝国率先促使朝鲜进入独立国家行列之朝鲜国家地位’及‘相应的条约’，因清国的这种非分的野心，日本不得不进行战争。”(16)这些谎言无非是在为清朝脸上抹黑，同时把日军攻占朝鲜王宫事件打扮成是“正义”之举，是被迫进行的。

(2)将“俘获朝鲜国王”谎称“保护国王”：

此项在“(一)原来是误解”中已陈，此不赘。

(3)向外国使臣说谎：

占领王宫并俘获国王，分明是日本侵略者早有预谋、有计划的、首先挑起的重大战争事件，但正如中塚明先生指出的那样，日本发动侵朝侵华战争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的，“代表日本政府的日本公使和日军最高指挥官的言辞证明，他们害怕如果暴露了这种有计划地占领朝鲜王宫的事实，会招致各国的谴责。因此，他们在占领朝鲜王宫之前就考虑到绝不可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众”。事情发生后，于当日下午5时，大鸟公使在发给陆奥外相的电报中即称：“‘复函外国使臣，告知因日韩谈判的发展，需要驻龙山我军之一部进入汉城。于是，驻龙山我军于凌晨4时进入汉城，为驻于王宫后面之山丘，沿王宫前进时，朝鲜护卫王宫部队及部署于街头的许多士兵向我军开枪。我军不得不还击，进入王宫，并守卫王宫。’这是有意散布捏造了事实的情报。”(17)当然也是欺骗外国公使的铁证。

(4)编造谎言，痼疾难改：

不仅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不断地捏造事实，编造谎言，而且撒谎伎俩已成当代日本一些史家的痼疾。中塚明先生对此感知更加直接、更加深刻。他说：“在日清战争以后，对历史的歪曲，甚至抹杀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侵略的具体事实，制造隐晦的‘谎言’，在日本已经习以为常了。”从有贺长雄著《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到各类学校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无不手持撒谎法宝，一路走来。

歪曲事实，编造谎言，最终“不仅使日本国民远离了历史事实，而且使日本的政治的和军事的领导人自身也失去了依照客观事实及其发展决定政策的依据”(18)。这决非危言耸听，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自以为得意的错误决策与所导致的最终惨败以及国际法庭对东条英机等战争狂人的公正审判，已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脚注。

三、勿忘历史的另一面——正义的抗争

如果说16世纪末丰臣秀吉的两次率军攻打朝鲜，已初步暴露了日本统治者侵略扩张的野心的话，那么，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扩张野心的膨胀系数达到了极点。他们早就做好了全方位的战争准备，所以在甲午战争中，他们一直表现得不可一世，残暴无比。

然而，在具有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看来，他们再“强大”，再凶狠，在勇往直前的历史洪流中，他们只不过是一股不得人心、迟早要受到历史惩罚的逆流。正义者的受挫只是暂时的，胜利迟早是属于正义的一方。从这方面言之，《本来面目》不仅仅叙述了日清战争是怎么发生的这一重要话题，而且作者也浓墨重彩地叙说了在日本侵略者枪炮刺刀下面的中、朝军民的奋勇抗争。为此，中塚明先生专辟一章（第六章），“朝鲜人没有忘记——朝鲜的抗日起义和日军的讨伐”。他抨击日本有人将日本占领朝鲜王宫事件予以淡化，妄图把大事化小。甚至“有人若有其事地说国王、王妃到处乱窜，给人以朝鲜是无可救药的怯懦、无能、腐败的印象”。如此说来，“朝鲜就会成为清国和俄国的牺牲品，日本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19)。从而为日本找到“韩国并合”，将其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的法理“依据”。这些人完全不顾及朝鲜人民的民族意识。

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

且不说在日军攻占朝鲜王宫、俘获国王过程中，是如何遭到朝鲜士兵的10几个小时的英勇抗击（日方说只有15分钟——谎称），在日军对朝鲜人员、马匹的不分青红皂白地扣压、征集，“包括日本公使馆和混成旅团在内的日方行动”，也都“自然促使朝鲜各地广泛地出现了朝鲜官员和民众的反日运动”(20)。

中塚明先生介绍说，在日朝鲜籍历史学家朴宗根所著的《日清战争和朝鲜》的第五章“甲午政革和朝鲜人民反日运动的发展”，“是对日清战争时期在朝鲜各地发生的反日运动，特别是朝鲜人民的反日运动进行的开拓概括研究”(21)。朴宗根透过日本报纸污蔑朝鲜人的反日运动“就像米饭上的苍蝇，飞来又飞去，飞去又飞来”，告诉人们，就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朝鲜人民族意识之强烈，反抗日本侵略斗争精神之执着。

正观朝鲜人的反日斗争，可概括为：“逮捕、杀害日本军人，割断日军军用电线，袭击作为补给基地、人员和物资征集据点的兵站部，等等，我们从这些文书（主要指朴宗根的《日清战争和朝鲜》、《明治二十六年四月至明治二十八年九月韩国东学党暴动事件》等——笔者）里能够看到，在朝鲜各地起义的朝鲜人民对日本人的愤怒。”(22)

在此，还十分有必要深刻认识中塚明先生对于“秋季暴动”与“义兵运动”的研究与分析。

（一）“秋季暴动”。“秋季暴动”的领导者仍然是全琫准。如果说他领导的甲午“春季暴动是反对李朝末期政治紊乱和统治者残酷剥削的叛乱，而秋季暴动，显然是以反对日本的军事侵略为主要动机”。这一点，全琫准被俘后在日寇法庭上的答问说得非常清楚：“后来听说贵国（日本）自称开化，对民间，从头一句话也没说，没有发告示，就率领军队进入都城，半夜打进王宫，使国王惊恐。为此，世间一般平民以忠君爱国之心，不禁愤怒，集合义军，要同日本人作战。”（中塚明注：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东学乱记录》下卷，第529页，“全琫准供草”，原文为汉文）对于朝鲜人一概“排外”的提问，全琫准的回答是否定的，说：“别的国家只是通商，日本人是率领军队停留于都城。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日本人要掠夺我国的领土。”（同上，第538页）

（二）“义兵运动”。在亚洲各国中，朝鲜是受到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国家。朝鲜人民的思维方式与心态都具有儒家“仁”、“义”的特质。他们对友人讲仁论义，对敌人则是疾恶如仇，敢斗敢争。他们的爱国精神十分强烈。对此，中塚明先生抱以极大的同情，并予以充分肯定。他在书中写道：

日军占领朝鲜王宫以后，出现了一些儒者作为领导人，拿起武器，奋起参加“义兵”斗争的事实。9月25日前后，在庆尚北道安东附近起义的徐相彻等人的反日暴动就是一个典型事件。……他们拿起武器奋起，显然是出于对日本占领朝鲜王宫的无可奈何的愤懑。……（中塚明参照朴宗根著《日清战争与朝鲜》第179－181页）(23)

至于日本侵略者对于奋起自卫反抗的朝鲜人民的态度与做法，中塚明先生用了10个字予以高度的概括：“杀戮”、“歼灭”、“灭尽”、“殄灭”(24)。

然而，“在日本侵略朝鲜期间，无论日本军队如何镇压，各种形式的朝鲜抗日民族运动从来没有停息过。而且在看似平息之后，又会发生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一次的抗日斗争。如：

日清战争结束之年的秋季，以闵妃被杀事件为契机暴发的乙未义兵，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一步步使朝鲜殖民地化的时候，在朝鲜各地暴发的义兵斗争以及1919年三一运动，等等(25)。

通过作者对朝鲜“秋季暴动”与“义兵运动”史实的叙述可以看出：第一，中塚明先生充分注意到了在日本侵略者蹂躏之下，朝鲜人民民族意识的焕发。同时，他稳妥地把握住了朝鲜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脉搏。第二，中塚明先生作为当事国——日本的一位历史学家，能够站在公正、正义的立场上，如此的爱憎分明，实在令人敬佩之至！

四、是非曲直岂容颠倒

侵略战争谎言的制造者，又必然是是非曲直的颠倒者。中塚明先生在戳穿侵略战争发动者及其卫道士们的种种谎言的同时，又将他们有意颠倒了的是非曲直颠倒了过来，从而使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一）谁文明，谁野蛮。小到一个人，具有高度的道德涵养与正义感；大到一个国家，当权者所作的各种决策及其行为都与人类公共道德和正义准则相吻合，这些虽然在“文明”词条的解释中未曾言及，但却具有文明的属性。反之，则属于野蛮。显然，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概念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那场战争，其本身性质就是侵略的、非正义的、野蛮的。更何况日军在战争中置国际法于不顾，对被占领国家的无辜者与抗争者进行了肆无忌惮地侮辱、镇压与屠杀。然而，他们“许多人在日本学校里告诉日本学生，日清战争是为了‘朝鲜独立’而进行的战争”。按照如此强盗的逻辑，必然得出“日清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的结论。而所谓“文明”的一方自然是日本；“野蛮”的一方是朝鲜和中国。对这种黑白颠倒的拙劣手段，中塚明先生以能够充分证实日本究竟干了些什么的事实，予以了无情地揭露与抨击。

（二）是谁践踏了国际法。实际上，日本统治者出于侵略扩张的野心，早在发动甲午战争之前就有人藐视国际公法，尽管那时的国际法难免带有殖民主义者“强权政治的烙印”。1867年，大国隆正撰《新真公法论》，认为“我大日本所兴起之真正公法学，终将普及于万国，凌驾而上焉”。随之，福泽谕吉又声称：“今日之世界尚非道理之世界，是武力之世界”，“数千万言之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崇尚暴力侵夺之心境不打自招。戚其章先生在《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书中指出：甲午战后，“……日人出版的关于甲午战争国际法的代表性著作。其共同特点是，掩盖或歪曲历史的真相，将法理研究建立在伪造的历史之上，以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26)。

中塚明先生也予日本扩张主义者及其卫道士们任意践踏国际法、掩盖或歪曲历史真相的行径以淋漓尽致地揭露与批判。他以若槻泰雄著《日本的战争责任》和饭田进著《走上镇魂之路》为例，认为“这两位作者都说，日军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遵守了国际法，是世界上的模范军队”。若槻泰雄引用国际法学者信夫淳平的话说，“日军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让国际法学者随军，世界各国称赞‘应该学习日本的先例’”。日军“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待遇，使欧美各国大为惊叹。几乎全部西洋国际法学者称赞日本在忠实遵守国际法方面冠于世界”。“在1900年的‘北清事变’（即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笔者）中与欧洲各国军队的粗野相反，日军的行动博得了世界的称赞”。

饭田进也称：“到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为止，是推行王道的王师（即仁义之师——笔者）。”反污中国“威慑着日本”，所以，“日本实施的是防卫战”。还说：“据说当时日军的军纪是最严格的。”“对待敌人的俘虏却是非常温情的。”

如此云云，不一而足。总之，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及事后不久发生的日俄战争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战争中，都是严格按国际法办事的“模范”。

对这类本来不值一驳的盗名欺世的梦呓，中塚明先生出于强烈的正义感，还是列举了在甲午战争中日军对朝鲜抗日斗争的残酷镇压、旅顺大屠杀事件以及后来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的惊人掠夺等事实，还“遵守国际法”、“推行王道”的日本侵略者的反人类的凶残真面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中塚明先生能够运用逆向考察的思维方式，认为只要通过上述事实，“就能够知道从南京大屠杀上溯四十年，在日清战争和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先例了”。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正直的历史学家，中塚明先生更提醒人们，日本在过去的战争中是遵守国际法“模范”的声音，“在日本至今不断。这种声音不仅至今不断，而且越来越嘈杂了”(27)。

（三）朝鲜长期落后的原因究竟何在。在当代，日本竟有人（如司马辽太郎等）把朝鲜曾经长期停滞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李朝五百，儒教的密度太大了”，“没有培育出货币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笔者）等原因。至于“儒教”的作用和影响应作如何评价，中塚明先生未置一词，但他对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和疯狂掠夺行径却是毫不容情的。他认为，“赞美明治”的人是完全不顾“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侵略的事实”。不仅如此，“朝鲜和中国在抵抗这种侵略的过程中民族觉醒的历史，在日本人的视野里完全消失了”(28)。

五、日本把分割台湾纳入争雄于东亚整体战略之中

关于中国宝岛台湾，晚清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曾说：“窃维台湾孤悬海外，为南北洋关键，矿产实多，外族因而儇伺。”又说：“台湾为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一有衅端，辄欲攘为根据。”(29)日本就是对台湾垂涎欲滴的国家。

中塚明先生在阅读《日清战史》草稿《第十六编、第七十二章大本营关于南方作战的决心及其兵力》时，发现其开头部分有如下一些记述：“日本大本营感到了南方作战的必要，但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澎湖岛是水深、湾阔、四时无风浪之忧的良港。其位置扼台湾海峡，扼黄海和中国海之咽喉，同我国之对马岛一样都是东亚最重要的要冲。因此，同旅顺、威海卫一起，把它归属于我国，以扼制清国之首尾，不仅能削弱其抵抗力，而且对于将来称霸于东亚，控制太平洋海面，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要可靠地领有孤立于台湾海峡之澎湖岛，则必须同时领有台湾。”“占领台湾不仅是占领旅顺之阶梯，而且从地理来说，台湾与我琉球列岛相连，占领台湾是最合理的。”(30)

上述关于占领中国台湾、排斥英国、称雄东亚的战略构想，是在甲午战争的最初阶段就提出来了。之后，依据《马关条约》之规定，日本强占台湾达半个多世纪。然而，在“二战”中，“无敌皇军的神话”与称雄于东亚的战略构想，终于完全破灭了。

六、“二战”日本败北与正义历史学家的忠告

中塚明先生的高屋建瓴的宏大战略眼光，纵观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朝鲜、中国乃至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由不可一世到“二战”败北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向那些仍不思悔悟的人提出了以下的忠告：

（一）玩火者必自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玩火者必自焚。日本战争狂人虽然为害半个多世纪，但终究没有逃脱败北的可耻下场。半个世纪，就某一个历史阶段言之是漫长的，若从整个历史长河的角度而言，日本侵略者最终得到的却是“现世报”。中塚明先生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压迫其他民族的人民，自身也不会得到解放。”真是太恰切不过了(31)。

（二）千万别忘了历史的鉴戒作用。“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32)。道理明了，真正做到却不易。何也？立场使然。中华民族以仁义为价值取向，坚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他们能做到勿忘甲午，以史为鉴。甲午败北，国之大耻，于是有戊戌变法、义和团反帝、辛亥革命，洗心革面之洪流一浪高过一浪。经8年抗日苦斗，中国人终于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统治者侵略野心得逞于一时，昏了头脑，得意忘形，沿着邪恶的道路继续滑下去。“在天皇制统治下的日本，历史的歪曲和对言论出版的极度限制，导致了日本国民对于侵略的具体事实的忘却。”不仅如此，“而且使日本的为政者忘却了事实，傲慢支配着日本的为政者”。他们不但做出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错误决定，而且“在太平洋战争战败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今天，其影响仍然在日本继续着”(33)。言之凿凿，听之！改之！

（三）不道歉是不可以的。从《本来面目》一书得知，美国最著名的日本研究学者约翰·W·达瓦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欧美战俘的死亡率是4%，而在日本，则达到30%左右。二者对比，欧美有一种日本是“比德国更残忍的敌人”的强烈印象。虽然如此，“日本没有一个诚实地谈论战争问题，并使世界信服的政治家”（1995年6月11日《朝日新闻》）。中塚明先生也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被免于追究，由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军国主义思想也被保存下来，侵略战争被合法化，一直保持着‘日本不道歉’的丑陋本质。”(34)

其实，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反人类的不义之战已成过去，作为日本政治家，以诚实的态度厘清战争责任，并向受害国家人民表示歉意，这只不过是最起码的政治道德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汲取教训，放眼未来，实现人类团结一致、和平发展的共同理想。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中塚明先生以正义、公正的史观为指导，以新发现的、又经科学辨析的大量史料为基础，真正做到了还甲午战争史的本来面目。这无疑是对人类构建文明事业与和谐社会的一大贡献。

在《本来面目》（上编）的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

“如果这种自以为是的史观再次统治日本，它将导致日本亡国。

是使百年的谎言终结，还是用新的谎言去包装原来的谎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今天，是日本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认识的时候了。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每一位日本国民都必须有充分的自觉。”(35)

学问之道无止境。对于《日清战史》的编纂过程，他表示“还不很了解”(36)。这固然是由于资料的暂缺或尚待发掘，从中也可看到中塚明先生那谦虚和实事求是的高尚品格。

注释：

①（日）中塚明著、于时化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

②上引《谢辞》。见①第323-324页。

③同①第3－5页。

④同①第7页。

⑤同①第13页。

⑥上述关于中塚明先生学术人生的部分内容，参见戚其章、戚俊杰二位先生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所写的“序”。

⑦戚其章：《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序》，依据中塚明：《日清战争の研究》，东京，青木书店，1968年，159、162页。

⑧同①第二章，《占领朝鲜王宫的真相——目的、计划、实施》。

⑨同①第20页。

⑩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11)同①第20－24页。

(12)同①第25页。

(13)同①第27页。

(14)同①第29页。

(15)同①第32页。

(16)同①第15页。

(17)同①第32页。

(18)同①第80、82页。

(19)同①第98页。

(20)同①第104页。

(21)同①第106页。

(22)同①第106-107页。

(23)同①第108页

(24)同①第113页。

(25)同①第114页。

(26)上引戚其章著：《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5-8页。文中所用福泽谕吉的话，转引自《福泽谕吉全集》，岩波书店1958-1964年版，第5卷，第297、304页。

(27)同①第84-87页。

(28)同①第88页。

(29)《刘铭传文集》，（清）刘铭传撰，马昌华、翁飞点校，安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黄山书社1997年，第90、489页。

(30)同①第89-91页。

(31)同①第126页。

(32)唐·吴兢《贞观政要·任贤》。

(33)同①第126页。

(34)同①第128-129页。

(35)同①第132页。

(36)同①第52页。

（作者：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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