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大家——戚其章《走近甲午》读后

齐鲁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之邦，令人想起泰山和黄河：泰山巍巍，虽不自显其高，却被尊为五岳之首；黄河浩荡，虽非中国第一大河，却培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二十世纪的齐鲁大地，虽饱经蹂躏和磨难，却仍锻炼栽培出众多的俊彦之士，仅驰名于学术文化界各领域的大家，即可开出傅斯年、王统照、王献堂、季羡林、任继愈等一长串响亮的名字。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中国知识界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成果尤为突出，出现了多位领军擎旗的人物，戚其章教授即其中的首选之一。戚先生研究甲午战争史达半个世纪，其治学和为人都很谦虚，对名位逊谢不居，他将新著只称作《走近甲午》而不称《甲午研究》。但我感到，他这部著作确乎独步时贤，于是采用“走近大家”为题目来开篇，应该是适宜的。

一、卓识和胆识

论治学，孔子有句名言，就是“博学而识之”。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专章论述才、学、识，也特别强调“识”的重要。所谓“识”，是对客观事物的了解要求达到深层次的内部本质性的认识。这种见识和鉴识，是属于“识”的上乘境界。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史识尤为重要，它不仅表现为对史事的高见卓识，同时也表现为非凡的胆识。读戚其章论甲午的篇章，就会感到其论史能够高屋建瓴，条分缕析，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道出了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底蕴和秘奥，并且能够秉笔直书，决不趋时阿俗而丧失学术勇气。重新评价刘步蟾的经过即其显例。

《走近甲午》专列一节论述重新评价刘步蟾问题的来龙去脉。长期以来，甲午海战中的刘步蟾，在有关著作和历史教科书中都被说成是怯战的懦夫，再加上电影《甲午风云》的渲染，他竟然成了反面人物的典型。戚先生甘冒风险，要还他爱国将领的本来面目。刘步蟾与严复等同为中国近代首批赴英深造的青年海军军官，后任北洋旗舰定远号管带，在甲午海战中奋勇督战，战绩卓然，后因舰毁而以身殉国。但他却遭英籍洋员泰乐尔的诬陷，以致身后蒙羞，几成为民族的罪人。戚先生深入研究，并开展调查，终于揭穿了泰乐尔的谎言。他写道：

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其社会实践为第一标准，黄海海战是刘步蟾一生中最主要的实践，他在黄海海战中的实际表现是评价他的主要依据。他在海战一开始就冲锋猛进，击伤日舰多艘，焚比睿，遁赤城，伤西京丸，并重创敌旗舰松岛，表明他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可称得上一位爱国将领。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戚先生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其罪名之一是“为投降派翻案”，后又步步升级，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打入“五类分子”行列，遣送农村劳动改造达七年之久。一位朋友无限感慨地说，像这样为重评刘步蟾付出太多，文化大革命打“右派”恐怕全国要属独一份了。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要真正做下去，又何其太难！但戚先生却无怨无悔，“文革”一结束就投入到重评刘步蟾的讨论中去。他先后撰写了多篇考证和论文，积极为刘步蟾辨诬，终于在学术界赢得了大家的共识。这真是来之不易！威海卫的青山常在，刘公岛的英烈浩气长存，人民不会忘记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将士们用鲜血写成的悲壮史诗！

做学问，贵在有独立的精神，独到的见解。胡适的《红楼梦研究》，第一个说该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首倡“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精辟分析；在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戚其章是第一个全面而详瞻地为刘步蟾做正面论述的历史学者。他勇于坚持求真求是的精神，是值得钦佩和提倡的。

二、辨伪考信举例

在《走近甲午》一书中，戚先生运用辩证思维，并结合乾嘉学派的考辨方法，去伪存真，阙疑考信，对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详审的考证。其中有的问题，聚讼纷纭长达百年，迄无定论，令人莫所适从，今读此书却有豁然贯通之感。

对于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之所以长期争论不休，往往是由于史料不足征，或由于研究者缺乏辨伪考信的功夫。如丘逢甲的评价问题即是如此。丘逢甲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也是著名诗人和教育家。他曾在台湾组织义军抗日保台，并担任台湾省义军统军，后以矢穷内渡。但他却被人加上了“未战先走”、“挟款以去”等恶名，认为其人不值得肯定。因文献记载有阙，难以辨其真假，也就成了疑案。对此，戚先生潜心研究，穷源溯流，后来终于从旧台湾总督府档案中找出多份日本间谍的报告，其中不仅证实丘部义军曾在大湖口及新竹一带节节阻击自台北南犯的日军，后以精锐丧尽，“卒乃转战支离无成而去”，绝非“未战先走”，而且从中考证出所谓“挟款以去”纯属子虚乌有之事。《走近甲午》书中用较大篇幅为丘逢甲辩诬，证据确凿，这就洗清了长久以来强加在这位前贤身上的污名，还他以清白了。

至于对方伯谦评价的争论，则属于另一种情况，不是文献记载有阙，而是如何正确解读史料的问题。方伯谦是北洋海军济远舰管带，在黄海海战中首先脱离战场，早于大队数小时回到旅顺，被军前正法。然有论者或蓄意歪曲史料，或误信讹传，甚至完全撇开文献记载而凭空“推论”，千方百计地为其翻案。戚先生对所有有关史料一一评审细查，论定方伯谦确实是在海战中先行逃走的。曾有人多次写信劝其改变观点，后乃至撰文对其进行猛烈抨击，他则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变。戚著中所表现的这种铁骨铮铮的立场，让人感到似乎董狐再现于今世。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事件，杀戮和平平民达两万余人，举世为之震惊。虽有目睹惨案的众多西方记者进行报道和揭露，但日本当局决定“置之不理，完全采取辩护之手段”，声称日军所杀的都是“改装平民服潜匿”的清兵，来个死不认账。当甲午战争一百周年之际，又有日本学者撰文为旅顺大屠杀罪行辩护，重弹当年日本政府声明的老调，还根据旅顺“市街上的死尸不下两千具”的一条记载，指责中方记载把被杀者的数字夸大了十倍。戚先生在书中予以回应，根据大量日本参战士兵、间谍及随军记者的日记和报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彻底揭穿了日本一些人否认大屠杀罪行的种种伎俩。同时严正指出：“旅顺被日军屠杀者是全区到处皆有的，而且从数量上看，市街被杀者只占少数，大多数被杀者是在市街以外的海岸以及郊区和山区。”以旅顺市街的尸体数目来指责中方记载做了夸大的统计，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戚先生以信史予日军侵略罪行以全面的揭露，为无辜的死难者伸张正义。他的这支笔，他的这部书，是有千钧之重的！

先师罗尔纲毕生研究太平天国史，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我签注《李秀成自述》，从青春签注到了白头！”这种执着的求真精神，戚其章也是相同的。他研究甲午战争史，从年轻时到如今八十岁，辩伪考信，阙疑存真，与罗先生亦不远矣！

三、踏遍青山问沧海

文学不妨用夸张，史学则讲求严谨。“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等名句，让人感受是一种美，而在历史学却是不被允许的。历史学以求真求实为要旨，要求以详细占有材料为研究工作的起点，所以既要重视文献材料，也要重视实地调查，来不得半点虚假。在我印象中，戚先生研究甲午战争就是从实地调查开始的，而且毕生为之。我们用“踏遍青山问沧海”之句来形容其勤于实地调查，应该是合乎实际的。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包括参加过战斗的海陆军将士和目击者的甲午老人，尚有许多活在各地民间者。戚先生抓紧时间抢救活的史料，对这些仅存的年逾古稀的老人进行了艰苦的寻找探访。他迈开双脚走出去，考察战争发生地，寻访战争亲历者，从日本侵略军登陆地点辽东半岛花园口及山东半岛龙须岛到中日海军黄海鏖战的鸭绿江口，从日军入侵中国本土第一战发生地的丹东虎山到清军击毙日本少将大寺安纯的威海摩天岭，都留下了他的坚实足迹和硕长的身影。此后，他还南行皖中、闽江及番禺，探访丁汝昌、刘步蟾、邓世昌等清军将领的故里；两渡海峡，与台地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并搜集有关资料；还东游扶桑和西访英伦，广泛采撷有关甲午战争的信息。他也确实尝到了走出去调查研究的甜头，这就是为什么读戚著总有一种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的缘故。既详细占有文献资料，又能够大量引用亲历者的口碑资料，正是《走近甲午》一书所独有的特色。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司马迁东临沧海，西至崆峒，南浮江淮，北抵幽燕，撰成千古史学名著《史记》。前辈学者费孝通、林耀华三上凉山，历险滇黔，终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的创建做出了杰出贡献。戚其章步武前贤，考察访问的行踪何止万里，坚持半个世纪而不懈，终成其甲午战争史系列研究的这部压卷之作。特别是对于治近现代史者来说，他的治学经历和方法都是有启迪意义的。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国耻之一。孔子说过：“国耻足以兴之。”《走近甲午》一书足以启示国人，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常怀忧患之思，从沉重的历史中吸取奋斗的力量，为振兴中华而献身。这或许正是此书的写作目的和真正价值所在吧！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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